察哈尔读书会第12期:聚焦《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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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8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在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本次读书会所选著作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亚太传播交流协会会长吴玫教授领读,重点围绕著作作者郭镇之教授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研究过程和主要结果进行了深入介绍。本次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柯银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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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读书会得到澳门学术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和学生的大力支持,包括中华名辩盟会长、澳门大学辩论队总教练、荣休教授尹德刚;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世界记忆学学术中心协调员、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长杨开荆;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教授、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罗乐;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助理教授陈红;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讲师周佳圆;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讲师葛思宁;亚太传播交流协会、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党浩;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于金力;学生助理、澳门科技大学传播系学生刘博雅;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兼港澳办公室主任王江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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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围绕主题,并就“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特别是普世价值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进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重要意义是什么”“澳门在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与传播方面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三大议题展开探讨。

吴玫教授结合《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这本著作,介绍了主编和主要作者郭镇之教授的学术背景和写书的契机,同时提出这本书稿基础是国际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历时5年结项通过。此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将近50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阶段性研究文章约40万字。吴玫教授指出书中提到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两个思路:宣传性传播与交流式传播,并通过研究方法论:探索性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和战略策略讨论来构建一个有机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整体框架。书中还指出国家形象仍然是中国有效对外宣传的最大软肋,原因在于中国对自身形象定位与海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并且不同地区的受众面对同样内容的传播,解读和反应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涉及本国文化及本国与中国关系。同时,受众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来自本国媒体的传播,其影响力远远超过来自中国的内容。最后吴玫教授强调澳门在国际交流中的民间力量方面大有可为,应该借助文化接近性的传播规律,创新受众接受的各种渠道、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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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辩盟会长、澳门大学辩论队总教练、荣休教授尹德刚认为价值观和趋利避害有直接的关系,每个国家对普世价值认知差异巨大。他举出中国、日本和欧洲在灾难面前对牺牲的价值观的理解。中国更愿意牺牲孩子,保护老人,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尊敬长辈和孝道有关;日本人认为子孙后代比老人重要,因此应该牺牲老人,保护子孙;欧洲在灾难面前愿意牺牲青壮年,保护女人孩子。这个例子正说明每个国家对于利害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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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澳门世界记忆学学术中心协调员、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理事长杨开荆表示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有深度、有文化、有底蕴。她希望通过参与澳门教区档案及功德林文献申报UNESCO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项目,让大家关注档案文献记录的重要性。澳门教区档案文献申报就记录了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历史,体现澳门作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桥梁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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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罗乐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成功案例找到共性去传播,例如: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她同时提出传播策略的重要性,需要更强调传播的目的性和评价标准,结合市场量化的方式以及商业的应用来传播。由于历史原因,澳门对中西方文化的包容性很大,中西文化已经融入到澳门人的生活中,而不是通过政策性手段自上而下地形成。她最后表示澳门人接触的文化非常多样,但是缺乏更多地表达并影响澳门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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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传播交流协会、捷克查理大学博士候选人党浩通过中国的饮食文化看待文化传播。他认为中国是农业文化的国家,饮食对于中国人很重要,乃至英国贵族的茶文化都是从中国带去的,这直接定义了英国一个时期的精英阶层文化。他强调饮食可以作为文化载体和媒介来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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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助理、澳门科技大学传播系学生刘博雅强调应该以商业角度和更量化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播,指出文化传播应该作为产品来看待,应该能带来商业价值。同时,应该采用更具有娱乐性质的传播方式,让大众更愿意接受。她还认为我们不能被动等待国外的有影响力的人来宣传中国,自己应该产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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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于金力在男性女性平权程度的调查报告与吴玫教授展开讨论。吴玫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在各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标准和指标,导致西方国家的指标成为唯一能听到的声音,缺乏公平性。察哈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柯银斌补充,从传播角度来说,当地受众对孔子学院接受起来有障碍。因此在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上,需要做到文化传播的产品性和目的性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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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讲师周佳圆举例说明在海外的调查问卷中,中国翻译的书到海外,当地读者看不懂。她表示中国有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有碍于受众的价值观、文化、日常生活的差异,传播结果受局限。因此希望未来在做海外文学推广之前需要提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在翻译过程中作出相应调整,甚至在挑选出版商上也需要更好地协调,这样才能让读者读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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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助理教授陈红认为应该请年轻人来中国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这样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就会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她还表示外国人144小时免签政策是非常好的举措,国外的博主来中国去传播他们眼中的中国,打破了西方的信息茧房。她最后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方式邀请外国人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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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讲师葛思宁同样认同陈红教授的发言,认为外国人144小时免签政策是非常好的举措,应该加大政策力度,让更多海外的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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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教授、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表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国家层面大家都想走向繁荣富强,老百姓都想幸福安康,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差异性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农耕文化,强调传承、合作、礼仪、传统。西方是海洋文化,强调个人自主。他还提出中国已经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有资格去讲中国故事。同时,在传播途径方面应该考虑传播的结果以及受众的接受方式,充分考虑到受众文化审美差异问题。最后他强调文化传播是一个微妙的系统工程,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受众听得到、听得懂、愿意听、信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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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发言结束后,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对本次读书会进行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的内容里自身经历多,案例也多,大家想做的事情和正在做的事情一样。同时对本次盛会中的每一位与会人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认可。察哈尔读书会第12期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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