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巴以战争（“第六次中东战争”）即将迎来一周年，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谴责。近期，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又相继出现了民众大规模抗议以色列在加沙暴行的游行，然而，不出意外，这些抗议几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地结束。

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西方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援运动展开讨论，分析声援巴勒斯坦在不同国家和党派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探讨声援巴勒斯坦学生与青年运动的脆弱性，由此重新认识“西方”政治体系中的多样性（异质性）与意识形态保守化的转变原因。

数十名亲以色列的反示威者站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纪念碑广场的“士兵与水手纪念碑”台阶上，反对周四在此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该图片显示了亲巴和亲以支持者的对抗。摄影者：Hali Tauxe/IndyStar

一、“反以”抗议主力的大学生群体——初衷易变，初心难守

在欧美学界和左翼媒体界，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通常被描绘为“普通民众的正义行动”。这种参与看似广泛而自发。然而，深入分析会发现，这种动员往往是由特定的群体和政治力量推动的，未必代表整个社会。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草根运动在欧美的社会正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的公民权利运动、反越战抗议、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都展示了普通民众如何通过抗议表达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然而，巴勒斯坦问题在西方的抗议历史中显得更加复杂。学术界和媒体普遍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涉及的地缘政治和宗教背景使得这一议题在西方社会中格外充满争议性。

尽管如此，学生群体和进步派左翼仍是声援巴勒斯坦的主要力量。根据英国学者马克·萨特利（Mark Satley）的研究，大学生群体和学术界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并通过抗议和公开信等形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特别是在英国，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英国大学教职工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UCU）通过了一项动议，呼吁对以色列进行学术抵制，禁止英国高校进行与以色列高校进行的涉及军工和传统能源的产学研合作，以抗议其对巴勒斯坦的侵占与击杀平民等不人道行为。

然而，学生群体的进步政治观念未必能长久。许多学者指出，学生的政治激进主义常常是暂时的，随着他们步入职场和承担家庭责任，曾经的抗议者往往回归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例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区分》一书中指出，社会阶级与文化资本密切相关。学生抗议者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及以上背景，他们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能够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发声。但这些抗议行为并不一定会长期持续，特别是在学生毕业后，这种激进主义往往减弱。

例如，秘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年轻时曾是进步派左翼青年，放弃贵族与大资本家子弟就读的天主教大学，忤逆家长的期待选择就读具有左派传统的、招收平民学生的圣马可大学，并积极参与了左翼社团的活动。然而，随着他深入接触这些激进组织，略萨逐渐意识到，自己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出身、和家人无法割舍的情感，让他与那些主张激进革命的青年有着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与行动上的差异。这种身份上的不适感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逐步转向了中间派，甚至在晚年被认为是右翼保守势力。这一经历表明，尽管学生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在表面上展现了强烈的革命热情，但随着学生继承家业、并且逐渐进入社会，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回归到与其出身阶级背景更加契合的立场。

1989年，巴尔加斯·略萨曾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韦托·藤森。

我在英国也遇到过身边加入声援巴勒斯坦、学习人权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其中一位出身于美国著名现实主义国关学者家庭，父亲可谓是一个保守派。当我问他学习人权学专业之后未来是否打算继续深入相关研究时，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我爸让我去律所，之后再去读法律。”，“我自由自在探索学术的时光可能快要结束了！”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美国精英家庭的父母也会想要根据自己的成功路径去为孩子铺好路；而一度积极投身声援巴勒斯坦社会运动如他，也很有可能会在职业选择和最终意识形态上转变成自己（当初所对抗和讨厌的）父母的样子。可谓是青年的理想易碎，初心难守。

二、民调数据显示声援巴勒斯坦并非欧美政治“主流”

尽管社交媒体和街头抗议展现了大量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但是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西方社会的主流民意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较为分裂，甚至整体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4年3月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存在明显分歧。约三成（31%）30岁以下的成年人以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16%），而在年龄较大的群体中，观点则恰好相反。

图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报告（2024年3月21日）：“大部分美国人说以色列有充分的理由战争”（Majority in U.S. Say Israel Has Valid Reasons for Fighting; Fewer Say the Same About Hamas）

以及，年轻人对以色列在战争中的应对方式的批评明显比老年人更为严厉：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只有21%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10月7日袭击的回应方式（包括轰炸平民）是可以接受的，而在65岁以上群体里，53%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图片来源同上

并且，根据这份民调统计，只有14%的50岁以下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非常或极其密切地巴以战争，而50岁以上人群则有30%以上的人对于巴以战争紧密关注，并且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关键事实了解较多。

主流媒体在巴以冲突期间的报道也加剧了社会对于反犹主义的担忧，对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的社会认可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时代周刊》在2024年2月27号的报道“新反犹主义”多次提及反犹主义的增加，并强调“挺巴反以”运动中掺杂的新纳粹力量。这类主流媒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精英群体的担忧和态度，也会影响公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影响力。并且，普遍更支持以色列的年长者，通常也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政治影响力，所以他们的观点和诉求也有可能带来更多实际的政策改变。

《时代周刊》在2024年2月27号的报道《新反犹主义》

2023年11月，华盛顿声援以色列的游行

值得注意的是，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诉求和实际效用也值得商榷。2024年4月18日《哈佛政治评论》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社交媒体上的抗议活动能引发广泛关注，但年轻美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知识基础有限，而这导致在推动具体政策变化方面，这些青年运动的往往效果有限。并且，大部分抗议运动能改变的，仅仅是让一些高等院校暂时停止了和以色列政府在军事武器研发方面进行的合作。至于这些没有法律效力的、校方出于一时妥协而与学生会代表签署的合作停止声明能持续多久，笔者对此只能打一个问号。

此外，抗议者常要求西方政府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措施，支持巴勒斯坦的独立。然而，由于欧美国家与以色列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尤其是美国，每年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以色列，因此这些抗议诉求在欧美政府现实政策中很难得到落实。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左）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2017年5月23日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发表讲话。图片来源：GIL COHEN-MAGEN/AFP via Getty Images

三、从民间挺巴抗议中，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西方”？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西方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西方”内部的复杂性。西方社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实体，而是由不同国家、城市和社会群体组成的多元结构。

首先，不同的政治党派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存在显著差异。以英国为例，相较于保守党更为左翼的工党内部长期存在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声音，尤其是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期间，工党曾明确表态支持巴勒斯坦。然而，工党内部分歧仍然存在，部分中间派议员和保守党成员对科尔宾的立场表示质疑，认为其过于偏激，甚至给他提起了“宣扬反犹主义”的控诉。即使是在工党内，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激烈讨论反映了英国政治内部的复杂性。

相较而言，法国的左翼团体更为激进，尤其是在“黄背心”运动期间，法国的进步派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多次公开讨论，许多抗议者将巴勒斯坦问题与法国国内的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抗议方式反映了欧洲左翼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他们往往将国际正义与国内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跨国界的反抗运动。

法国波尔多，抗议燃油价格的“黄背心”运动参与者。注：黄背心运动，是法国一场于2018年底开始的抗议运动，因参与者穿着黄色背心示威而得名。示威者起初因为不满油价持续上扬以及马克龙政府调高燃油税而上街抗议，但是诉求迅速扩大到其他如提升草根及中产阶级的购买力以及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台等。

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右翼政党越来越多地采取亲以色列的立场。以美国为例，特朗普政府不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还推动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

并且，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福音派基督徒和保守派力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们认为支持以色列是对抗极端主义的重要手段。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中的预言与以色列的存在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末世论中，以色列的复国被视为基督再临的一个关键标志。因此，福音派对以色列的支持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认为保护以色列不仅是政治义务，更是宗教责任。

福音派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是显著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自认为是福音派基督徒，这群体在选举中具有很强的投票动员能力。并且，福音派选民往往倾向于保守派立场，尤其在社会问题上，如堕胎和同性婚姻。此外，2016年大选中，超过80%的白人福音派选民支持特朗普，这一群体的坚定支持对共和党的选举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5月22日在耶路撒冷的西墙准备留下祷告纸条。与此同时，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对此，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警告，这一做法是“对穆斯林世界的公然挑衅”。图源ICDS

这种保守甚至是右翼化的趋势同样影响到了欧洲国家。近年来，欧洲的右翼政党通过利用移民和安全问题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并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更保守的态度。以德国选择党为例，该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明确支持以色列，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同时将巴勒斯坦问题与非法移民问题挂钩，强调穆斯林群体带来的安全威胁。右翼政治在欧洲和美国的崛起，将声援巴勒斯坦人权与反犹主义甚至是新纳粹主义的等同，不仅严重限制了左翼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影响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巴勒斯坦问题在政治议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污名化、甚至是有罪化。

结语：

从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群体的政治激进主义到主流民调数据所揭示的社会分歧，再到西方不同国家及其内部政党或社会/政治团体对巴以问题的不同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问题在西方社会中并非一个统一的、简单的议题。巴以冲突一周年的到来，仿佛一面镜子，照出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与深刻分歧；而当我们从政治群像中选取特定观点进行论述时，也就成了镜中人。

尽管学生群体和部分进步派力量在声援巴勒斯坦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在面临为了获取握在年长者手中社会政治资源等现实的压力时，他们的行动和立场也往往会随着自身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这种“初衷易变，初心难守”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体经历中，也反映出社会运动本身的脆弱性。那些曾站在街头高呼停战、人道主义和受到战争新闻报道创伤的年轻人，随着时光流逝，或许终将回归不再关心，或以自己经济等利益出发、来衡量自己对于”远方哭声”态度。

与此同时，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仍处于较为边缘化的状态。尤其是在右翼民粹主义、反伊斯兰仇恨情绪、宗教因素和部分主流媒体的影响下，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往往难以对这些国家的外交、军事和接受难民等政策形成实际的推动力。随着巴以冲突一周年的到来，西方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更加激烈。而如何理解“西方”内部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仍是分析这一议题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但是，尽管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在英美欧并不算主流，无数街头举起的”支持停战、反对屠杀、反对攻击平民、呼吁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军火交易“等标语和年轻人无畏坚定的眼神，却承载着对世界更美好未来的渴望。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远在西方的个人试图在战况愈发恶化与失控的漩涡里拯救出一些个体的努力。同时，对这一抗争历史的书写，也是对许多青年人的考验：他们在参与运动时，是否扪心自问过何为正义、谁有资格代表着正义和真相、还有千年中东冲突历史与当下政治纠葛的关系。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也许改变并非瞬时可见，但每一声出于人道主义的呐喊、关心和行动，都是一滴汇入历史长河的水，也许终将掀起波澜，唤起更多的共鸣。

图源Getty Images，图源Delphine Dia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