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刘祖国，1962年出生，眼科学教授，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眼科主任，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医学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干细胞研究所所长、临床教授委员会主任，福建省眼科与视觉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福建省眼再生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干眼医药基础研究创新中心主任。
刘祖国给人的印象是谦逊、儒雅、严谨，谈话间，他会一直盯着你，似乎要用尽全力回答你的问题。然而，不时露出的微笑，又让谈话轻松许多。
19年前，初到厦门的刘祖国对这里的印象是：城市不大，节奏慢，比起北上广这种大城市更有“把握感”，能让人安静下来，潜心学术研究和专业发展。事实上，预想中的这份闲暇，却离他越来越远——他连坐车坐飞机都要不停地工作。
作为眼科领域的拓荒者和厦门医疗事业的建设者，刘祖国有着眼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多重身份，尽管越来越忙，但他总是说“我乐意去开一个新天地”。
留美归来 扎进干眼诊疗事业
为什么名叫“祖国”，刘祖国只知道自己刚好是“祖”字辈，不过，在后来的成长中，他的人生确实和国家深深地绑定在一起。
刘祖国是湖南衡阳人，小时候家里条件艰苦，九岁时就开始从事繁重的劳动。“母亲患有青光眼，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作为长子，我要替母亲干活，帮忙抢种抢收。”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记得火辣的阳光，还有割稻子时手臂留下的伤痕，“好像从那之后，就没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苦的。”
1988年，刘祖国考入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并入中山大学），并师从我国著名角膜病学专家陈家祺教授。在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疑难杂症患者前来就诊，他获得大量学习、实践的机会，眼科成了一生追求的事业。
毕业不久，他获得前往美国当时最好的眼科中心——迈阿密大学巴斯科姆帕尔默眼科中心交流的机会。1999年，刘祖国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到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一头扎进干眼诊疗事业。
20多年前，我国尚无干眼这一疾病概念，更多时候将其误诊为慢性结膜炎。“最难的是普及对干眼的认识，到目前我已做了一千多场学术报告和特邀讲座。”刘祖国说。
2002年，刘祖国成立我国第一个干眼门诊以及眼表疾病研究中心，系统地提出我国干眼的名称、分类、诊断标准与治疗策略，建立我国干眼的临床诊疗体系，使得我国干眼的临床诊治有了明确标准。这些标准的建立与规范化，使我国干眼临床诊疗水平从20多年前的落后状态进入国际领先行列，从跟随进入领跑。
工作繁忙 每周坚持接诊两次
2005年，43岁的刘祖国出任厦门大学医学院院长。除了引进人才和配齐师资外，他还借鉴外国医学院的“课程组制”和“研究组制”，打破传统医学院以教研室为单位的机制，让教师流动起来，极大提升教学水平与效率。
当时，厦大医学院只有厦门中山医院一所附属医院。上任后，厦门眼科中心、解放军175医院、厦门第一医院等陆续成为厦大的附属医院。“附属医院对医学院起着支撑作用，能最快提升整体实力。”他说，医学院主要是提高学生的医疗水平，更多的附属医院意味着更多的临床资源，学生既有理论学习，又有丰富实践，诊疗水平自然会上去。
担任厦大医学院院长期间，他还成为政府智囊团一员，为厦门的医疗事业出谋划策。“我们当时到美国德州医疗中心考察，回来后也打算在厦门办一个。”他说，医疗中心的建设有利于提升医疗水平，增加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
由于干眼诊疗成就突出，刘祖国2018年当选亚洲干眼学会主席（为我国眼科最先获得国际学术组织主席职位的专家，2020年连任）；2019年当选亚太眼科教授学院院士；2023年当选国际眼表泪液疾病学会董事会董事（全球10位），获得“国之名医”称号；2024年获得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尽管获得如此多荣誉，工作繁忙的刘祖国如今依然坚持一周两次接诊，一次看二十多名病人。“我首先是一位医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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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时出差行程 几乎一直在工作
刘祖国吃饭的速度极快。他说：“这是一个如何高效规划管理时间的问题，当你规划好具体时间后，该快的自然就能快起来，需要慢工的自然也能出细活。”
最近一次出差，7个小时行程，从飞机到城际列车，再到动车、出租车，刘祖国或是在准备会议，或是在指导学生的课题，或是在线上教学，工作几乎占据了旅途全部。
当助理问他是否感到疲惫时，他淡然一笑，说这其实是工作常态。他说，作为一位学者和导师，肩负着管理团队和指导学生的重任，必须为他们负责。
作为中山大学厦门校友会会长的刘祖国，在一次座谈中谈及个人成长时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坚持，且目标清晰。坚持下去，慢慢步入轨道，形成一套机制，后面便水到渠成。”
（文/厦门日报记者 张江毅 图/受访者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