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自1921年5月发表短篇小说《她的失败》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1924年至1929年，老舍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其间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先后于《小说月报》连载。老舍早期的作品多以幽默、戏谑的语言审视普通人生命中的悲剧遭遇，奠定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后创作《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出版《赶集》《樱海集》等短篇小说集。《四世同堂》是老舍的长篇巨著，第一部《惶惑》发表于1944年，第二部《偷生》和第三部《饥荒》分别于1945年和1950年发表。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的出版，使老舍在英语世界名声鹊起，大洋彼岸刮起了一阵强劲的“老舍旋风”。1949年后，老舍转向话剧创作，《龙须沟》《茶馆》是其代表作。老舍的作品有着浓郁的京味，同时倾注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民族性格的深入思考。
今年适逢老舍诞辰125周年，也是他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创作发表90周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创作发表80周年，本刊特邀王本朝、孟庆澍两位学者撰文，深情追缅这位大时代的写家。
——编 者
《四世同堂》手稿
《茶馆》第一幕“数来宝”手稿
《正红旗下》手稿
老舍书法作品
“壮丽关山迎晓日 风流人物在中华”
老舍书法作品
“文人相助 风格独新”
站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交叉点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25周年，也是他逝世58周年，他已确乎成为一个“古人”了。然而老舍文学并没有“古典化”，反而以各种面貌、各种艺术形式活在当下。我们在当代文化的各个角落，在社会生活的层层叠影里，都可以发现老舍及其笔下人物的分身。老舍文学如此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究竟从何而来？
1958年3月29日，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1980年9月至11月，《茶馆》应邀赴德国、法国、瑞士三国进行访问演出，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1992年7月16日，《茶馆》第一版在人艺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
在世界文化的潮汐中
近年来，老舍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一个坚实的历史判断逐渐浮出水面：尽管在思想和语言方面老舍没有直接参与新文化运动，但老舍的文学创作具备了和新文学相同的“世界性”特征。土生土长于北京的老舍，不像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那样，在学生时代就有留学经历，但他同样是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儿。
老舍从一个普通城市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卓尔不群的作家，与他1924年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教书，受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有关。域外文学经典的滋养与本土生活经验的化学反应，使他写出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一系列早期长篇小说，初步形成了独特的喜剧风格。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匹克威克外传》等作品，在政治观念、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幽默笔法等方面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康拉德的小说艺术教会了老舍如何讲故事，以及如何丰富自己的经验、培养自己的想象，并且严肃慎重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但丁的不朽名著《神曲》俘获了老舍的心，使他成为一个“但丁迷”，他因《神曲》而明白了何为伟大的文艺，感叹道：“世界上只有一本无法摹仿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学徒自惭自励。”老舍浸淫在欧洲文化的海洋中，不仅阅读了沃德豪斯、雅各布斯、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威尔斯等英国作家的作品，而且广泛涉猎了从古希腊、罗马诗歌戏剧到近世欧陆小说等文艺作品，为自己的创作储备了丰富的营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话剧《茶馆》排演时老舍为演员朗读剧本
在世界文艺领域“自学成才”的经验，使老舍深具开阔、自由、多元的现代世界眼光。老舍回国后，面对思想文化界不时吹拂的保守主义风气，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是生在‘现代’，我们治学便不许像前人那样褊狭。我们要读古籍古文；同时，我们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确的学说，然后才能证辨出自家的价值何在。”又说：“艺术是普遍的，无国界的，文学既是艺术的一支，我们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学说，而反倒自甘简陋呢？”他特别注意“现代”“今日”等时代的要求，强调在当代中国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所以文艺工作者“亦宜把遗产二字含意扩大，要为世界的文艺遗产之承受者，不可只抱着几本线装书自称家资巨万也。”
《牛天赐传》，老舍著，人间书屋，1936年3月初版本
老舍文学所实践的“世界性”是双向互动的，不仅体现在主动借鉴域外文学的优长，而且表现在积极走出国门，推动现代文学重要作品“出海”，塑造中华文化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的出版，使老舍在英语世界名声鹊起。《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向读者着重推介了《骆驼祥子》，并集中刊发了美国著名批评家、耶鲁大学教授、每月一书俱乐部编委会主席亨利·坎比、《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人路易斯·甘尼特、林语堂等人的评论，同时配发了杨刚的长文《老舍》，全面向美国读者介绍老舍及其作品。1946年，老舍与曹禺应邀赴美访问，在大洋彼岸刮起了一阵强劲的“老舍旋风”。美国舆论界认为，《骆驼祥子》有着鲜明的地方性和人道情怀，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坎比提出，老舍借助祥子的视角来表现北平，“18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曾以这种方式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伦敦，《骆驼祥子》置身其中，毫不逊色”；亚历山大·布雷德则认为，在表现苦难方面，《骆驼祥子》“可以和《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并肩,在世界文坛上拥有一席之地”。1948年，老舍与郭镜秋合作，翻译出版了英译本《离婚》，再一次获得了英语读书界的好评。《星期六文学评论》书评人哈里森·史密斯称赞此书是认识中国人民性格的捷径：“看完这部小说，读者会发现自己对中国人性格的复杂性及其温度的了解，比在十几种西方作品中所能发现的还要多。”小说家约翰·马昆德则认为，《离婚》再次证明了老舍可以用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方式写作，小说描写了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生活，“任何对中国人的观点和态度感到好奇的人，都将会在这本写得很好的小说中，得到比他在数千页最具智慧的阐述中所发现的要更多更好的答案。”在美期间，老舍勤奋译介，除上述两种长篇小说之外，相继完成了英译《四世同堂》《鼓书艺人》《五虎断魂枪》，显著扩大了中国现代小说在欧美的影响，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打开了国际社会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和民众的窗口。
在本土经验的厚壤中
老舍文学的生命力，还来自于他所立足的文化传统。从地域性的北京文化，到民族性的京旗文化，都是老舍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已经成为学界常识。在这里我更想强调，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老舍本土经验的精华是“庶民性”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庶民性”既是北京文化的底色，也是老舍诗学的核心。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到的“庶民阶级”包括的人群要大于无产阶级，也包括其他被压迫阶级或阶层。老舍文学所表现的人物涉及社会各阶层，但温情与厚爱主要集中在“庶民阶级”，所赞颂的也主要是“庶民文化”。不仅如此，老舍文学还体现出浓厚的庶民美学风格，包括庶民价值观、庶民文化主体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共存、朴素的家国情怀、现实主义笔法、关注日常生活、重视大众趣味、追求雅俗调和等等，可以说，正是庶民性的存在，才使老舍具备了独特的文学风貌。
《茶馆》，老舍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6月初版本
庶民性既是生活经验的提炼，也是写作者文化身份自觉的产物。笔者曾在文章中提到，所谓庶民性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范畴，而是创作者通过人生经验、在思想和情感中体认和选择的结果。创作者选择认同庶民，庶民因此成为价值主体。庶民性就是要求创作者放弃体制化、贵族化、学院化、精英化的立场，还原为普通人，以庶民的、平视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就能很好地解释，老舍出身于正红旗而能终生书写城市中下层市民的深层动因。如果不能理解领会老舍文学的庶民性特质，则会在传播、改编老舍文学的过程中出现“貌合神离”“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如在对老舍作品的话剧改编中，有些剧目如《我这一辈子》，因为有导演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积累灌注其中，充分体现了老舍文学的庶民性，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支持；有些剧目则过于重视形式的翻新，追求商业化的噱头，抽空了原作庶民性美学的社会批判内涵，或者将这种内涵闹剧化、段子化，消解了它的严肃性，其改编剧作的生命力也就难以持久。
因此，庶民性应该是今天北京文学与老舍实现跨越时空、心灵呼应的本根性的内在通道。汪曾祺曾在《老舍先生》中写道：“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如今，新北京文学不是要在表面上抹上一层“京味儿文化”的油彩，满足于“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式的点缀，而是要重返弗·杰姆逊所说的“美学上的民众主义”，站在庶民文化的立场，继承庶民性之精华而弃其糟粕，进而把握老舍文学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实现老舍文学传统的转化与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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