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强硬”：恐惧、决心声誉与第二次柏林危机
作者：Seanon S. Wong，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
来源：Seanon S. Wong，“Explaining the “cult of toughness”: in‑group fear, Kennedy’s reputation for weakness, and the Berlin Crisis of 1961”，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61, No. 4, pp. 761-783.
导读
1961年7月下旬，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大幅增兵，以便在柏林危机中震慑苏联。可是美国明明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且许多西方领导者认为苏联远未构成如此大的威胁。既然如此，美国为何还要增加军力？作者通过运用肯尼迪在其同僚和核心圈层中的声誉来解释此困惑。肯尼迪长期以来都被视作软弱和不坚定的政治家。在媒体报道、外交圈层以及盟友当中，肯尼迪都被认为欠缺决心，这导致他们对冲突的恐惧逐渐增强，产生对于强硬形象的渴望与崇拜（the cult of toughness）。因而肯尼迪采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来展示自己的决心，在柏林危机中选择更加进取的策略。本文有利于深化对国际危机与国内政治中声誉因素的认识，探究影响领导人决策的心理与情势因素。
引言
在1958年的秋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了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的计划。他宣称此举将结束美英法三国占领柏林的合法性。在1961年1月的维也纳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重申了自己的意图。几周后，肯尼迪于1961年7月19日宣布增加35亿美元的军费以及一系列强硬的措施。肯尼迪展示武力的行为造就了冷战历史上最为危险的时刻之一，而他做出此行为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美国拥有足以胜过苏联的军事实力。知情者透露,肯尼迪知道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许多西方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威胁是遭到夸大的。但是即使军事威慑已经足够让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为什么肯尼迪仍然认为需要通过展示武力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决心？本文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肯尼迪政府成员、反对党领袖、媒体、盟友和大众对于总统缺少决心的恐惧。广泛的恐惧导致了当时“对强硬的崇拜（a cult of toughness）”，最终导致肯尼迪的增兵措施。
既有文献回顾：领导人为何为决心而斗争？
亚尔海·米洛（Yarhi-Milo）认为有的领导人比其他领导人更加关注他们的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但是既有研究很少关注这种关注的产生机制，以及决心声誉为何在不同领导人之间有所不同。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结构因素，例如权力平衡、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s）和共享规范对于决心声誉的影响，对于危机谈判的理解不够准确。例如普雷斯（Press）认为肯尼迪严肃对待了苏联的威胁，采取了理性主义者认为的高成本行为以展示自己的决心。
但是以上对于危机的解读并不与现实相符。如同引言中提到的，肯尼迪清楚知道美国的军事优势。艾森豪威尔、戴高乐，甚至肯尼迪本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喜欢虚张声势，并不可靠。因而理性主义无法解释肯尼迪为什么需要运用昂贵的信号来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这种行为？
本文认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必须考虑更低的分析层次。领导人是作为个体来考量对外政策的，肯尼迪担心自己的决心声誉并使用武力作为提升自己声誉的方式。作者认为肯尼迪表现出强硬形象的驱动力是他在自己周边群体心中的软弱形象。此外，作者认为在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在此案例中并无足够解释力。恐惧在绝大多视情况下能够让人退让，在这里却让冲突趋于强化，造成安全困境的螺旋。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有的学者已经指出领导人的决心声誉对于理解领导人意图的作用。包括麦克马洪（Mcmahon）、伦逊（Renshon）、唐世平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讨论了声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决心声誉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仍未得到解答。其次，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相关文献仍面临“分析层次”的问题，亦即无法解释个人的情感如何上升到集体和政治层面。本文认为集体情感的形成与群体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这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
案例阐释：1961年的柏林危机
为什么肯尼迪及其同僚如此害怕苏联认为美国总统是软弱的，而这导致了1961年的军事投入？本部分将详细剖析这一问题。
1.质疑声中的肯尼迪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肯尼迪就面临着许多质疑与挑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表现出更大的政治野心时，就有人质疑过他是否有领导的能力。肯尼迪当时的传记作者伯恩斯（Burns）说，肯尼迪被人认为是一个有活力，但是浅薄与欠缺能力的政治花花公子（political playboy）。肯尼迪的对手们将他的软弱归结于他的年轻和缺少经验，甚至将其与他曾支持对希特勒绥靖的大使父亲联系起来。共和党人强调肯尼迪的“不成熟”，宣称他难以同赫鲁晓夫相抗衡。人们之所以关心肯尼迪的软弱性，是基于当时苏联威胁的严重性以及肯尼迪与其对手尼克松的形象对比。尼克松看起来更加成熟和强硬，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赢得了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
在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人们更加担忧他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之下。各方声音都呼吁肯尼迪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包括美国的国际盟友。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担心美国总统没有强硬的性格，会将联邦德国抛弃，于是派外交部长到白宫表达了担忧的情绪。美国在猪湾的失败行动进一步加深了恐惧情绪，美国的盟友不断质疑其领导力。1961年，记者威廉.香农（William Shannon）认为，一种“对强硬的崇拜（cult of toughness）”在肯尼迪政府中滋生。许多人建议肯尼迪变得更加强硬，以此向赫鲁晓夫证明自己并非一个软弱、摇摆不定的领导者。
在维也纳峰会上，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较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肯尼迪并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展示自己的强硬形象，而是在赫鲁晓夫的语言冲击下显得十分犹豫与被动。当时的美国柏林事务顾问马丁.希伦布兰德（Martin Hillenbrand）回忆称：“结束会谈后肯尼迪的脸色比平常更苍白，感觉像总统的太阳穴被击中了一样。”赫鲁晓夫则看起来从容不迫。他精神抖擞，让人感觉他已经完成了自己来到维也纳的所有目标。美苏的两位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2.不断滋生的恐惧情绪
肯尼迪在一种悲观的情绪状态中离开了维也纳，他的担忧几乎影响了“空军一号”飞机上的每个人。周围的许多人都说他看起来非常沮丧。肯尼迪回国之后，不断有声音认为肯尼迪被赫鲁晓夫恐吓到了。在肯尼迪政府内部，许多人开始害怕赫鲁晓夫已经有了挑战美国的底气，有些政府成员甚至对肯尼迪颇有怨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回忆说：“我当时非常失望，我觉得肯尼迪表现得不好。”肯尼迪的竞争对手们抓住这一机会攻击总统，敦促他对赫鲁晓夫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美国的盟友同样认为肯尼迪欠缺决心并对此表示担忧。相关记载显示阿登纳“从没有完全相信过肯尼迪”。波恩的外交官们表示非常“愤怒、沮丧与关切”。戴高乐在写给肯尼迪的信中表示：“只有强硬与团结的态度能够预防令人沮丧的结果”。这些质疑惹恼了肯尼迪，他对自己遭到的怀疑感到沮丧，甚至在私下谴责戴高乐和阿登纳。各方意见如潮水般涌来。从盟国首都传来的匿名批评时常让肯尼迪感到愤怒。
3.重压下的肯尼迪与他的行动
肯尼迪的恐惧比许多人设想的要更加严重，他十分担忧战争可能会爆发。索伦森（Sorenson）回忆称，“肯尼迪十分害怕他可能将国家带到灭亡的边缘。”肯尼迪反复将维也纳峰会的会议记录读给自己的同事和拜访者，很少谈论其他的事情。内政部长说肯尼迪“被困在了柏林”。如何应对赫鲁晓夫的问题几乎占据了肯尼迪的所有工作时间。
恐惧逐渐滋长之时，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是时候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措施。肯尼迪对记者说：“赫鲁晓夫不会在意任何语言威胁，他只会在看到你行动的时候退让。”几周之后，肯尼迪做出了他最大胆的举动——他宣布了在柏林的增兵措施。
1961年的柏林危机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赫鲁晓夫感觉仿佛回到了二战期间。他感受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且选择了退让，柏林的局势逐渐稳定。
总结
幸运的是，柏林危机并没有进一步加剧。而这并不表明肯尼迪的措施起到作用。只有在对方具有侵犯意图的前提下，武力威慑才能被看作是奏效的。但是赫鲁晓夫实际上从没有在柏林开战的意图，他只是在吹嘘而已。肯尼迪和其他领导人正确地感知到了这一点。而在这一背景下，肯尼迪的增兵措施是危险的。肯尼迪曾在1962年向苏联驻美大使抱怨：“我们不想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危机花费我们超过三十亿美元，苏联一定也耗费巨大。”这位大使在几十年后解释道：“对战争不必要的担心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决心声誉不是一个领导者拥有的资产，而是相关行为者在背景与经验影响下互动的产物，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在柏林危机当中，苏联之外的许多其他行为者同样对肯尼迪造成了影响。这些行为体包括他的政府成员、国际盟友以及社会大众。在周围群体的不断施压下，肯尼迪坚信一定要展示自己的决心。
心理因素对领导人十分重要，而既往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在近些年的美国政治中，特朗普对强硬形象的追求以及拜登对乌克兰局势的应对可能都由周围群体的情感演进所驱动。他们的政府也难逃“对强硬的崇拜”，而这些现象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词汇积累
cult
崇拜、异教团体、宗教习俗
reputation for resolve
决心声誉
amplify
扩大、增强、详述
intuit
凭直觉知道
译者：蒲锦阳，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颜鲁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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