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传真
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多、考核多、摊派多，当大量的社会事务压向学校、压到教师头上，积少成多，挤压了教师履行教书育人主责主业的时间和精力，成为教师“难以承受之重”。抓住形式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清除各类顽瘴痼疾，让教师有时间俯下身来与孩子交流、静下心来思考教学，还校园一片读书和教学的净土。
新学期开学前夕，杭州市拱墅区大关中学附属小学校园内，教学楼打扫得干净明亮，新课本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课桌上；操场上，体育组学生在橡胶跑道上冲刺训练；教研室里，老师们正在参加师德培训……小小校园，各类事项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为第二天开学做足了准备。“把无关的社会事务挡在校门外，校园更净、更专、更有趣了。”谈起今年学校发生的新变化，校长杨红霞激动地一连说了“三个更”，“现在我们能将更多时间放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家长和学校都轻松不少。”
改变，与一场关于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的专项整治有关。
调研把脉：非教育教学事务让教师身心疲惫
“感觉自己就像‘时间管理大师’，疲于应对各种杂事，留给专业发展的时间所剩无几。”曾几何时，来自各条线的任务、负担一件件叠加到学校头上，教师忙得像陀螺。这种状况，既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也降低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去年底以来，浙江省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点题，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会同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和各市纪委监委，对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情况开展全面摸底调研，通过蹲点调研、座谈调研、抽样调研等，深入了解掌握“进校园”活动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校园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刨根问底、全面画像。
有地方教育部门提到“清单外”活动多，某县教育局统计，去年共接到各类“进校园”活动50多项，不少与禁毒、反恐、反诈等内容有关；有学校反映基层组织活动多，省级层面审批列入“进校园”清单的项目虽不多，但市县及以下组织的活动仍然量大频高，有一些还要求有计划、有方案、有备课、有评价；有教师抱怨临时“被安排活动”多，一个学期下来，没有几节班会按照原定主题举办，大多都是“被通知”“被安排”；还有不少教师反映，进校园的“指尖”应用越来越多，关注公众号投票点赞、安装移动APP登录打卡等往往带有一定命令色彩，有的还和个人绩效、评优评先等事项挂钩，让教师深受其累。
“进校园”活动刹不住，根源在哪？责任在谁？参与蹲点调研的有关纪检监察干部认为，减负的关键是纠治形式主义。考核评价中过度的台账检查、过多的留痕管理，都成为教师的“精神包袱”。而形式主义背后是官僚主义，有的职能部门以“责任单位”的名义向教育部门摊派非教育教学任务，看似是“小手拉大手”，实则是将责任转嫁给学校。当大量“我觉得你需要”的活动内容涌入校园，教育责任被不断泛化。
对进校园事项进行延伸摸排，其中问题远不止于此。坚持扩面提效，聚焦“进校园”活动门类多、规范难，督查检查评比创建要求多、压力大，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头绪多、任务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花样多、实效低等4方面17项问题，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全省部署开展中小学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专项整治行动，推动省市县三级自查整改。省纪委监委将整治“校园中的形式主义”纳入2024年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项目，上下联动、多方协同，通过清存量、遏增量、控总量，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教师减负，教学提质。图为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开展新劳动教育，让孩子们在劳动中锻炼身体、培养兴趣、陶冶情操。 贾昊东/摄
如何整改：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是一把“尚方宝剑”
7月26日，一则《关于印发2024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的通知》刊登在浙江省教育厅门户网站。思想教育、法治教育、卫生健康、安全教育、科技劳动5大类共10个事项的2024年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正式向社会公布。
非教育教学任务多来自教育系统外部，各地各部门统一认识、协同推进，才能打通体制梗阻，助力“减负”真正落地。这份白名单经各事项开展单位申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审核，“一单到底”贯通各市、县（区）。“能不能进白名单，不看哪个部门权力大，而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学校和师生。”省教育厅法规处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对于各单位申报项目，要综合事项性质、内容和形式等，判断其是否符合学校职能职责、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符合简约高效要求等。按照“能给学校提供什么”的原则，将进校园事项的选择权归还学校自身，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若要临时增加名单外事项，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报备程序，确保每所学校每学年进校园的社会事务不超过6项。
社会事务进校园“一本账”，强势破解了进校园事项拒绝难问题。“有了白名单，我们的教学安排可以打出‘提前量’，不再受‘临时安排’困扰。”大关中学附属小学副校长邓敦西介绍，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和自身需求，将进校园事项有机融合进教育教学整体计划，统筹规划、优化整合、自由选择，真正盘活用好这份社会资源。
当然，进入白名单也并不意味着待在了“保险箱”。至少提前一个月，各事项牵头实施单位要将工作方案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严禁将完成情况与学校考核、评优、绩效等进行挂钩，更杜绝滥用应用程序和工作群组进行打卡、接龙、做题、拍照等重留痕轻实效行为。同时，分级公布的社会举报热线和分级设立的学校观测点，又加上一道社会监督的“保险锁”，对那些实际开展与申报审批情况不符、学校师生和家长反馈效果不佳的事项，可以及时叫停。
宁波市北仑区整合多项进校健康卫生工作、嘉兴市南湖区叫停教师交通志愿服务活动、湖州市整改“红领巾爱学习”APP每月需登录学习答题问题……全省上下共同发力，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仅有‘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还不够，下一步，我们还将督促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示范创建事项进校园白名单’和‘中小学比赛竞赛活动白名单’，并严格审批公示，力争实现源头管控、动态管住。”浙江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有了变化：不断提升一线教师对治理成效的感知度
6月底，衢州市专项工作组对龙游县西门小学的“进校园”事项进行跟踪回访。“今年年初，你们来调研说要为我们老师减负，当时还半信半疑，转眼间一学期过去，发现当初的承诺逐步得以兑现。”班主任徐老师体会，过去半年来，少了催促家长在手机上做题的任务，也不用总带学生去校外参加各种非教学活动，“工作重心又回到教育本身”。
“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的事项压减，确实感觉负担轻了不少”“这个暑假，没有再安排我们到校进行无实际意义的值班值守了”“有时间静心钻研教学任务、打磨课堂细节，我讲授的课程还评上了特色校本课”……专项整治带给老师们可感可及的改变，体现在日常教育教学的一点一滴。杭州市教育局和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在今年暑假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进行的网络问卷调研显示，超过90%的教师对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治理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认为治理效果较为明显。
教育减负不能止于一事一时，要想让整治取得长久成效，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尤其是相关部门对教师的职业角色形成共识。“现在，很多部门有了清晰的认识，即教师作为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不应承担过多社会事务。”省教育厅有关负责同志举例介绍，之前有的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将学校列为检查家长佩戴头盔责任主体”的情况。这类虽发生在校园周围、但跟教学关联不高的事项，也交由老师来落实甚至纳入对学校的考核通报，是过去社会事务转嫁给学校的典型表现。整治期间，相关地方部门态度坚决，在集中研商后将该事项取消，并通过加强面上宣传教育、优化交通组织、在学校门口增派警力等方式加强学校周边安全管理，努力为师生创造一个更加安宁的学习空间。如今，各级党政机关落实“进校园”相关制度规定的意识明显增强，维护学校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行动更加有力，给学校教师松绑减负的社会氛围也更加浓厚。
形成共识是关键一步，有力监督是重要保障。为防止减负变成“一阵风”，浙江省纪委监委和省教育厅坚持“两个责任”同向发力，协同建立了“红黄蓝”三色评价督促机制，从2024年“进校园”情况、监测情况、问题整改情况等维度，对各市工作进行月度综合评价，给一些工作滞后的地市亮出“红牌”。同时，强化问题线索及时移送和典型问题核查通报机制，目前全省各级已针对问题线索发放整改通知书74份，通报“进校园”典型问题29件。
“我们将加强跟踪问效和日常监督，常态化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努力以专项整治实际成效，不断提升一线教师获得感。”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4年第19期，作者：任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