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有效支持

导读

Foreword

2011年，牛津郡社会服务部的高级经理萨拉·伯罗斯（Sarah Burrows）在与涉嫌刑事犯罪的儿童工作时发现，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人，其父母正在服刑。起初，她以为英国有专门为这些孩子提供支持的组织，但后来惊讶地发现，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她甚至找不到关于“有多少英国儿童的父母正在服刑”的数据。

然而，她非常清楚父母服刑对孩子的不利影响：服刑人员子女在成年后入狱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三倍，患有心理疾病或出现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是其同龄人的三倍。此外，父母服刑还极大地增加了儿童滥用药物、辍学和未来失业的风险。

当父亲或母亲入狱后，家庭往往会陷入经济困境、贫穷、债务和住房问题。照料儿童的监护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儿童的生活也会变得不稳定。更糟糕的是，孩子可能因失去父亲或母亲而感到悲痛，因为他们在某一天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来。或者，孩子们可能因警方进入家中的突袭而经历创伤。

尽管每位新入狱的囚犯都会被问到是否有孩子需要照顾，但出于对权威的恐惧和不信任，许多人选择隐瞒实情。正如伯罗斯发现的那样，英国没有关于受父母服刑影响儿童的官方数据。不过，据2019年发布的《克雷斯特服刑人员子女报告》（Crest Children of Prisoners）估计，每年约有31.2万青少年受到影响。

伯罗斯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支持服刑人员子女的组织。目前，政府的资源仅分配给服刑人员本身，并没有任何资金专门用于其子女。她认为，在英国，慈善机构能够比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的捐款，因为很多捐赠者更喜欢那些遵循较高治理标准的慈善机构。2014年7月，伯罗斯创立了慈善机构“被听见与看见的孩子们”（Children Heard and Seen，CHAS），通过开发并推广最佳实践，打破代际服刑的恶性循环，致力于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支持，并为其争取政府资助。目前，CHAS已经为超过1000名涉嫌刑事犯罪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全面支持。

▍建立目标感、归属感与信任

CHAS在2014年夏季以一场公众筹款活动为起点，筹集了约1万英镑（1.25万美元）。伍斯特郡男子监狱的典狱长、CHAS理事会主席拉尔夫·卢布科夫斯基（Ralph Lubkowski）表示，争取机构提供的资金非常困难，因为大多数大型资助方都要求定量的指标，比如“每捐赠1万美元，我们能将再犯罪率降低多少”。而这种数据在CHAS的支持模式中是无法被具体衡量的。该慈善机构主要依靠公众捐款、慈善信托以及像艾玛·威尔逊（Emma Wilson）这样的慷慨个人的捐赠，她是一位企业律师，也是女子监狱的独立监察员，支持CHAS 的原因是她认为该机构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非常高水平的支持”，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对此“低调”问题的关注。

同年夏天，伯罗斯利用她在本地社会关怀和教育系统中的关系，分发了宣传材料，推广为有需要的家长、监护人和孩子们举办的开放活动。这些活动由伊恩·麦克塔加特信托（Ian Mactaggart Trust）和牛津郡社区基金会（Oxfordshire Community Foundation）共同资助，资助金额为1万英镑（1.25万美元）。

CHAS 为儿童提供个性化服务，兼顾实用性与心理治疗。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得到一位导师和一名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的支持，他们会在家庭之外与孩子们会面。孩子们还会参与根据其身份认同、社会经济背景和父母犯罪类型量身定制的小组活动。通过建立目标感、归属感和信任，最终帮助儿童从父母入狱服刑的创伤中康复。

当一个家庭联系CHAS时，他们可以获得一系列非财务支持，帮助解决家庭面临的不安全问题。比如，家庭可以获得关于法院程序的免费法律咨询，为监护人提供的心理治疗和辅导，以及就业、住房、政府福利和社会服务相关支持。CHAS甚至还会在家庭法庭为监护人辩护，尤其是当孩子面临被带走并送入寄养系统的风险时。

CHAS在尊严和福祉上的战略性关注也为其带来了挑战。CHAS的政策与战略传播官菲利克斯·塔斯克（Felix Tasker）表示，资助方往往要求提供影响力报告，提问类似于“如果我们为某个孩子提供了X服务长达Y周，那么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再犯罪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接着，他解释道：“实际上，目标感、信任和归属感很难量化。我们甚至无法准确预估对每个孩子提供的服务内容，因为每个孩子获得的支持都是为其量身定制的。”

CHAS能够提供如此个性化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员工和理事有着丰富的刑事司法系统工作经验。伯罗斯和CHAS的首席运营官莉安·曼宁（Leanne Manning）都是经过认证的社会工作者。负责线下支持工作的詹姆斯·奥特利（James Ottley）曾是“早期帮助工作者”，专门为父母刚入狱的儿童和家庭提供帮助，这样他们就不需要接受正式的社会服务干预。理事中有一名典狱长（卢布科夫斯基）、一名警察局长和一名高级社会工作者。CHAS还与泰晤士河谷警局的拉斯·马西（Russ Massie）警长紧密合作，后者通过外展活动致力于减少儿童对警察的恐惧感与不信任。

虽然一些家长起初会对社会工作者心存戒备，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带走，但他们最终认识到CHAS 团队的专业能力以及他们在司法系统中的经验。珍（Jen）是一位母亲，她的两个孩子在过去六个月里一直接受CHAS的帮助。当她发现丈夫虐待女儿后，不得不参加了一次儿童保护听证会。在她和孩子们深受痛苦和创伤时，她非常感激曼宁能出席听证会，并以孩子的福祉为重点为她作证。

▍顺应时代的变化

由于社会对犯罪和服刑的污名化，即使是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也经常不知道如何与孩子讨论父母的服刑问题。2021年，父亲入狱时，艾丽斯（Alice）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当时他的老师建议她编造一个虚假的故事来解释父亲的缺席，这让艾丽斯非常震惊。艾丽斯希望对儿子保持诚实，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启这个话题。

CHAS的方法强调诚实，因为正如伯罗斯所解释的那样，“一旦孩子们发现了一个关于自己童年的谎言，他们会质疑所有其他事情”。服刑人员的子女往往对权威充满不信任，可能会认为其父母受到了“不公正”的监禁，并为此感到愤怒。

服刑人员子女还会常常感到孤独无依。为了帮助他们缓解这种感受并建立支持性的社区，CHAS组织了一系列线下和线上小组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些小组中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并建立连接，以减轻孤独感。未入狱的家庭成员也会感到孤独，因此，CHAS也为监护人组织了专属的小组活动，有些小组仅限监护人参加，有些则包括儿童。劳拉（Laura）是一位在过去六个月参与这些活动的家长，她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并且彼此依赖，相互关爱。”

所有这些支持以极高的效率提供：CHAS支持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1400美元。该机构每年的收入为 72万美元，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经支持了超过1千名儿童，目前正在为343名儿童提供服务。

在过去十年中，CHAS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CHAS在牛津郡工作人员的家中运营，这些家庭成为支持小组和会议的中立空间。到2020年初，CHAS已扩大规模，并在牛津郡开设办公室，拥有五名工作人员和40名志愿者，为全郡123名儿童提供支持。

当CHAS正在扩大规模时，COVID-19的突然来袭让员工们担心机构的运营将不得不停摆。然而，迅速从线下转为线上支持不仅挽救了CHAS，还带来了巨大改变。为了确保家庭能够在线参与，CHAS发起了一场社交媒体活动，募集二手笔记本电脑，结果得到了企业和个人的慷慨捐赠。在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里，CHAS管理了20个支持小组，每周提供75次一对一支持服务。

尽管很难全面衡量这家慈善机构的影响力，但经过十年的运作，已知只有五名儿童（0.5%）曾参与犯罪。曼宁把CHAS的成功归功于“明确目标，不接受与理念不相符的资金，稳步发展，并持续反思我们所做的是否有效”。

CHAS 的未来或许不会长久，至少不会以现有形式持续存在。伯罗斯希望在两年内让政府承担起为服刑人员子女提供支持的责任，并倡导新的立法，确保政府为服刑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提供资金。她表示，未来CHAS可能会继续在培训学校教师和组织支持小组方面发挥作用，但其最终目标是让自己不再以当前形式存在。

即便“被听见与看见的孩子们”成功推动立法，未来的挑战依然存在。官僚体系很难培育出这种慈善模式所依赖的关爱。如果CHAS真要退出，就必须找到方法，将它的价值观深深融入到代替它的国家系统中。

大卫·希普利是一名作家、研究生研究员，曾获刑入狱，致力于研究父母入狱服刑对儿童的影响。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4年秋季刊

原标题：Breaking the Circle of incarc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