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十月惊奇”背后，谁在操纵舆论战局？

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十月惊奇”已成为政治舞台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所谓“十月惊奇”，指的是在大选的最后阶段，尤其是10月份，一些重大事件突然爆发，从而潜在地影响选举的走向。本文通过历史案例回顾了从1840年起，美国大选中那些意图影响公众舆论的“惊奇事件”，并探讨了这些事件对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无论是早期关于候选人贿选丑闻的指控，还是近些年特朗普与希拉里间的邮件门风波，这些事件每次都被期待成为左右选情的“定局之笔”。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尽管有些“十月惊奇”确实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轰动，但它们对选举最终结果的影响却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决定性。

文章通过分析“十月惊奇”的历史和现实案例，阐述了两种竞选理论的对立。一方面是“竞选突变理论”，认为选举中充满了转折点，候选人的表现、突发事件甚至媒体的报道都有可能改变最终选举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结构理论”，这更强调选举结果的可预测性，尤其是在当前美国高度分裂的两党政治格局下，选民的投票意向早已在大选之前定型，所谓的突发事件其实并不足以颠覆既定格局。

令人讽刺的是，美国的“十月惊奇”更多是被美国媒体、政客利用来操纵公众情绪的工具，而不是一种能真正影响民众投票行为的变量。西方所谓的“自由选举”背后，实际上是无休止的舆论操控与心理战，这正是民主制度脆弱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自由”与“公正”正被这些政治操纵所侵蚀，沦为一场被精英把控的“大众秀场”。正如本文的作者所提到的，尽管每次“十月惊奇”都会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但最终的选情却常常如一潭死水，这恰恰反映了美国选民的分裂性与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

本文的学理分析既回顾了历史，也结合了当前美国的政治生态，揭示了“十月惊奇”的真实面貌与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操纵逻辑。这对观察与批判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失效”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一向标榜其“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但事实证明，其所谓的“选举自由”与“舆论自由”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表象，而非实质。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下的国际关系与国家政治，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思考切入点。

本文作者朱利安·E·泽利泽（Julian E. Zeliz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和公共事务教授。他的新书《捍卫党派主义》（*In Defense of Partisanship*）将于1月14日由哥伦比亚全球报告出版。

在美国，“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s）几乎和选举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多世纪以来，总统候选人在选举前的十月都屏息以待，看看是否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从而彻底改变竞选的格局。在大多数情况下，十月惊奇的担忧多于实际发生的次数。但这并未阻止竞选团队在最后阶段的焦虑。

这个月，一些重大事件已经发生，动摇了总统竞选的局势。中东地区的战争升级，以色列不仅在加沙持续作战，还与黎巴嫩和伊朗交战。同时，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查特肯（Tanya Chutkan）解封了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报告中的关键部分，揭示了更多有关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有力证据。

十月剩下的时间里如果还有更多震撼性的发展，将再次考验人们认为选举基本格局难以改变的观念，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极度两极分化、僵化的50对50选民结构中。十月惊奇也为美国总统选举运作的两种竞争性理论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最早的十月惊奇之一发生在1840年，当时检察官宣布将以选举舞弊罪起诉辉格党（Whig Party）的重要官员。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辉格党候选人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他击败了民主党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1880年，《真理报》（Truth）发布了一封声称是共和党人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写给马萨诸塞州H.L.莫雷（H.L. Morey）的信，信中他轻视所谓的“中国问题”，即认为外国工人夺走了美国本地人的工作机会。虽然这封信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它的发布以及民主党人随后的广泛传播影响了加菲尔德在对华工人敌意强烈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表现。尽管如此，加菲尔德仍赢得了选举，但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胜出。

四年后的1884年10月29日，牧师塞缪尔·伯查德（Samuel Burchard）抨击民主党为“酒、罗马主义和叛乱之党”，影射其支持饮酒、天主教及南方叛乱。民主党随即反击，指责共和党反天主教，这一指控在纽约州引发不满。共和党人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直到11月1日才做出回应，结果在大选中败给了在爱尔兰裔天主教选民中表现出色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1964年10月7日，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的亲信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因在华盛顿特区YMCA与一名男子行为不端被捕。该YMCA是联邦调查局监视的同性恋聚集地。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记者问及此事时，私下说道：“这是赢得选举的方式吗？共产党人和同性恋者。”约翰逊紧急展开公关，将自己与詹金斯划清界限，称詹金斯是神经衰弱，并与媒体合作遏制丑闻。最终，这次惊奇事件并未掀起大波，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等国际事件占据了新闻头条。戈德华特没有借此攻击詹金斯，后者他在参议院及空军预备役时就已相识。

十月惊奇作为一种故意的竞选策略的概念在1968年得到了重视。共和党人确信约翰逊计划在十月宣布越战取得突破，以提升副总统胡拜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击败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机会。越战是当时选举中的关键议题，民主党内部因其陷入僵局而分裂，国家也因此撕裂。共和党担心，一旦民主党宣布取得突破，汉弗莱可能获胜。10月31日，共和党的担忧变成现实，约翰逊宣布暂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于是，尼克松的团队通过第三方与南越秘密接触，试图破坏在11月初进行的和平谈判，最终尼克松胜出。

虽然美国民众当时并不知情，但约翰逊知道这些幕后交易。他甚至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对质，称这是“叛国行为”，但他决定不公开此事，担心这会削弱尼克松的合法性并暴露用于收集证据的窃听计划。最终，约翰逊将真相留给历史学家从档案中揭示。1972年竞选连任时，尼克松政府也掀起了一次惊奇：10月8日，北越同意和平协议，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8天后宣布“和平在望”，尽管他知道协议已经破裂。

1980年，共和党人再次认为民主党人在策划阴谋。在这一背景下，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盟友、律师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提出了“十月惊奇”这个术语，警告保守派人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可能会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质。根据马克斯·布特（Max Boot）的新传记，里根的核心团队极为担心此事会影响选举。布特写道，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里根竞选团队甚至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广告攻势。卡特确实完成了人质释放协议，但伊朗人质直到里根宣誓就职当天才获释。后来有多位作家声称，凯西等人曾努力阻止在大选前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布特指出，尽管证据多为间接，但却“相当有说服力”。

十月惊奇不断上演，新闻不会因离选举只有一个月就停止。2000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被曝在1976年因酒驾被捕。2012年，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飓风桑迪后与新泽西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共同出席活动。共和党人担心这次联合亮相提升了奥巴马对阵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支持率。2016年大选前11天，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向国会透露，基于新发现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将重新调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邮件。一些人认为此举在选举最后几天为特朗普的“腐败希拉里”指控增添了力度。（11月6日，科米宣布调查结案。）特朗普则在十月的“通俄门”录音曝光中幸存。

十月惊奇的历史始终引发一个问题：它们是否真的重要？围绕此问题，诞生了关于选举进程的两种理论。第一种是“戏剧性转变理论”（game change theory），这一理论因1960年代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到2020年乔纳森·艾伦（Jonathan Allen）和艾米·帕恩斯（Amie Parnes）的经典新闻著作而广为人知。它认为选举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点，某些事件可能会突然改变选举的走向。十月惊奇显然契合这一分析框架，因为它是那种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在瞬间改变竞选的动态。

第二种是“结构理论”（structure theory），由政治学家约翰·赛兹（John Sides）和林恩·瓦夫瑞克（Lynn Vavreck）以及记者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提出。他们认为，选举的走向比日常新闻报道所展示的更具可预测性，特别是在如今这种高度极化的选民环境下。该理论更关注整体局势，例如大多数州的投票趋势变化不大，结构主义者并不认为关键节点会造成重大影响。

回顾历史，许多著名的十月惊奇事件并没有改变最终结果。1972年基辛格在十月底宣布“和平在望”并不是尼克松压倒性击败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主要原因。那些因事件或爆料面临最大风险的候选人，比如2000年的布什，最终仍赢得了选举。事后的分析显示，竞选的方向在惊奇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确定，因此我们常常高估了这种现象的重要性。实际上，很难指出某个事件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唯一因素。尽管民调显示，科米2016年信件的影响确实重创了希拉里，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如她的竞选团队在最后几周未能在关键州进行有效的民意调查，以及她难以应对特朗普的混乱策略。

然而，今年的竞选具有特殊性，由于一方出现了新候选人，加上竞选时间缩短，十月惊奇可能会颠覆竞选进程。此外，由于如今的选举结果往往在少数摇摆州的微小选民群体中决定，新闻可能会在这些关键选民中产生影响。随着一些州提前投票的展开，每一则消息都有可能实时影响选民的决定。

尽管过去几个月动荡不安，但值得注意的是，选举目前的局面正如民调所预测的那样——在大多数关键摇摆州，双方平分秋色。在很多方面，乔·拜登总统（Joe Biden）和他今年早些时候的民调表现才是异常。由于他的竞选团队的问题及其年龄，民主党人的热情远低于以往。但现在，局势又回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所习惯的状态：没有任何事件——不论是未遂的暗杀还是出色的辩论表现——能显著改变局面。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非选举事件中，比如即使新冠疫情以及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不力，也没有显著改变选举版图。

如果在万圣节前发生更严重的事件，虽然新闻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轩然大波，但红蓝阵营的壁垒很可能依然坚固如初。它已经经历了候选人临时更换、两次针对共和党提名人的暗杀未遂、两场戏剧性党代会以及中东冲突的考验。因此，即便再次发生同样戏剧性的事件，国家依然可能回归到默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