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美国知名华裔学者李成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到香港大学创办新智库的消息传出，在中美外交学者圈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谈旅美38年后来到香港的原因时说了一句，对美国整体对华裔氛围“感到不舒服”，令许多华人学者感同身受。
一年多过去了，李成的新事业创建得怎样？在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何展望？中评社驻美记者最近在香港对李成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独家专访。
现任“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的李成谈到离美赴港的初衷时表示，与他38年前初来美国、17年前进入美国顶级智库时相比，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美国从当年的自信开放包容，变成今天对失去领导地位的担惊受怕，华盛顿充满了对中国非理性、非建设性的责难，华人学者身份在美国也从正资产变成了负资产。在此大环境下，尽管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0年的李成并没有遭遇个人挫折，但他觉得在美国已难有大的作为。
正在此时，香港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支持他在港大创办一家智库。香港靠近内地又更具开放包容性的独特优势，吸引了李成。他于去年7月赴港，12月创建了“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一年多时间，已经形成80人的全球研究学者网络，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论坛对话，也开展了很多民间和“1.5轨道”交流活动。
李成表示，这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与中国内地学者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访问了中国内地许多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由此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身居香港，李成自然也会思考由乱及治的香港未来的出路。他强调，香港既然实现了稳定，就应当有更大的信心保持开放，继续发挥其国际化、多元化的优势，在促进中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他说：“我对香港是有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我也不会来。”
中评社记者：李教授，很高兴在香港见到您，您回来一年多了，选择在港大，创办这么一个中心。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您在美国38年，会愿意舍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香港从头再来？这一年多，您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感觉如何？
李成：我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创办一个新的事业，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毕竟我在美国生活过38年，而且在华盛顿生活了17年，担任美国最主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0年。这么大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07年我正式调到华盛顿智库的时候，当时华人华裔学者身份在美国是一个正资产，当时美国跟中国有许多对话交流，中美之间的商业往来密不可分。但是17年过去了，华裔身份成了负资产，或者说成了累赘。华盛顿充斥着非理性、非建设性的责难中国的声音。
尽管我本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没有碰到大的问题。而且布鲁金斯学会对我一直比较好。而且当时那里有我尊敬的贝德、李侃如、卜睿哲、欧汉伦、韦德宁等，以及我的同事何瑞恩、杜大伟、贺诗礼、杜如松、麦瑞恩、金沛雅等，我们曾经共事得很顺利愉快。我对布鲁金斯学会有很深的感情。但是，现在大环境变了，连赵小兰、骆家辉等华裔前高官都受到了很多责难。
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很难，难有更大作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离开华府智库，当然也可以回到美国大学里找一个临时工作。但我对整个美国外交学术界的量化倾向，中国研究愈发缺少对人文、历史的更深入了解的现象，持保留意见。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政治学变成了统计学，这在美国的大学里面蔚然成风。
我希望离开美国，回到亚洲。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都给了职位。香港科技大学也希望我去该校。对我来讲，回到亚洲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现在美国研究中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麦卡锡主义回潮、政治正确、教育文化脱钩等。选择香港的原因之一是，香港距离中国内地很近，交流方便。过去的一年当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跟中国学者的交流，不断地访问中国的主要城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是，我还访问了许多中西部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等，也常去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和辽宁的农村。这些对我来讲，都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选择香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大学让我从头开始，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我得以很快开始招兵买马，组建一个很好的团队，并于去年12月成立了“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不到10个月时间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初步建立了一个80人的研究者网络，专家学者来自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美国、澳大利亚、欧洲、新加坡等。他们有着不同专业、不同职业、不同观点，包括李开复、马凯硕、董云裳、谢淑丽、裴宜理、毛学峰、薛澜、贾庆国、张文宏、马骏等等。更不用说我们港大本身的一些多学科的世界著名学者。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二积极参与我们中心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
在我来到香港之后，2019年社会动荡的情况已经平息，香港维持了它的稳定，也保留了它特殊的自由度。虽然外界对香港维稳的做法有批评，但在香港的大学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独立度。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国际化，非常有影响力。香港这几年当然有人离开，但有更多的人回来。时代的变化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机会。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桥梁，促进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当前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有互信赤字，经商领域的“压舱石”地位也受到冲击。在此状况下，香港更应发挥其独特优势。西方批评香港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普通城市，但北京并不这样认为，北京和香港的官员都一致认为让香港与内地城市等同，那是失败而非成功；香港要保持特色和传统，维护“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香港本身就是个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常住居民中，美国公民有8万，加拿大、英国各30多万，港大来自北美的留学生就有700多人。
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做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组织了追思贝德和杜大伟的活动，邀请了欧汉龙、戴杰、韦德宁、毛学峰等美国学者来开讲座。今年还要组织一个大型的聚焦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发展的会议，进行1.5轨道对话。跟美国和欧洲方面也会有合作。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成为桥梁，帮助相互沟通理解，不要简单化地来看中国，不要简单化地来看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