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晚，武汉电视问政现场播出的暗访短片。（图片来源：荆楚网）
“这位胡专员究竟是什么级别呀？是多大的官啊？”2024年9月初，因为在一档电视问政节目中的“犀利发问”，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鹤走红网络。
在一段暗访短片中，有居民表示家门口的路长期有渣土车、大货车通行，车辆在行驶中有抛撒行为，导致门口晴天灰尘大、雨天有泥浆。面对群众诉求，湖北省大冶市金山店镇人民政府12345专员胡某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
作为一名参与了十多年电视问政节目的学者，陈鹤惊诧于舆论的热议。事实上，电视问政类节目存在的时间长于陈鹤参与的时间：2005年，兰州电视台创办的《一把手上电视》被视为此类节目的开端。
《一把手上电视》的推出和时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有关，此后，类似“一把手推动”成了多地电视问政节目的共同特点。而过去的20年间，全国至少拥有过243档电视问政节目，分布在全国169个地级或以上城市。有些因为“名场面”火遍全网，也有些少为人知。
20年之后，不少栏目已经改头换面，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定位也从“问政”转为“探讨”。
不过，对大部分普通网友而言，相较于具体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赵振宇曾多次参与电视问政节目的录制，在他看来，观众喜欢看到官员被问住时的窘态：“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
“如果电视问政的核心只是这些，并不利于节目的长期成长。”赵振宇补充。
“没有事前彩排”
陈鹤走红的视频片段，来自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大冶电视问政》播出的第15期。这期节目的主题和12345便民服务热线回复情况有关，被问政对象是黄石市生态环境局大冶分局、大冶市金山店镇和大冶市金牛镇。
陈鹤介绍，《大冶电视问政》由大冶市纪委监委、大冶市委宣传部主办，黄石广播电视台、大冶市融媒体中心共同承办。节目自2023年3月开播至今，她是唯一的点评嘉宾。
录制节目时，在台上接受问政的是各单位“一把手”。陈鹤说，这是大冶市委书记点名要求的。而据大冶本地媒体报道，录制第15期节目时，大冶市委书记、市长均在现场观看。
按照节目流程，播放暗访短片后，相关负责人会当场就问题进行回应，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观众对回应进行满意度投票。
陈鹤的“出圈”点评发生在满意度投票之后。“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胡专员）多次提到，群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好像群众不该考虑自己的利益一样……要求群众大公无私，其实反过来，恰恰就是为了便于自己偷懒自私嘛！怎么现在反而要群众大公无私，而你可以无所作为呢？”
“节目是没有事先彩排的，我的点评也都是现场发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鹤表示，每期节目正式录制前，编导会先和她确定录制时间，再发给她节目流程和暗访短片的文字脚本等材料。根据拿到的材料，陈鹤会提前做功课，了解被曝光问题的前因后果、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题、查阅相关政策规定等。
“接受问政的单位压根不知道暗访短片曝光的是哪个点位、哪方面的问题，更不知道主持人会问些什么。”陈鹤解释，“同样，在节目中，接受问政的单位会如何回答及回应，我也是无法提前知晓的，所以我的点评只能是现场发挥。”
具体到引起热议的第15期节目，陈鹤表示，这期节目讨论的电线杆、渣土车等问题都是通过12345市长热线收集上来的、“很小很具体”的事情。
“按理说，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有常规的解决渠道，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就反映了当地12345工作做得不好。”陈鹤说，因此，大冶市纪委监委就提出，要通过这期节目促进当地12345改进工作。
然而，除了热传的几分钟短视频，网友很难看到完整的节目内容，这是《大冶电视问政》在上线之初就有的安排：节目只在本地电视台直播，完整节目不上网，只有极短的片段会放到互联网上进行二次传播。
“大冶希望本地老百姓和本地的官员能看到节目，希望把电视问政作为推进工作、解决问题、改进干部作风的一个抓手，但不希望节目本身作为热点被传播。”陈鹤解释，“如果引起了现象级的舆情，可能这个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近年主流在“县一级”
在《大冶电视问政》走红前，电视问政类节目已经拥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这和始于2004年的“兰州治庸”有关。
据央视新闻报道，彼时，因为腐败案的牵扯，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被撤换。2004年12月10日，新任市委书记陈宝生上任10天后，他在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兰州搞一个“治庸计划”，“向官员的平庸行为开刀”。
2005年5月8日，兰州市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整治干部平庸行为的计划》。5天后，在兰州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陈宝生首次提出“一把手上电视”的设想；同年5月25日，兰州市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前述设想变成了书面决策，并确定了第一批受访单位名单。
“挺汗颜的。”时隔20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时任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如此评价，“我们不可能安排（各个部门和领导的工作），但这种把政府工作和现代传媒结合在一起的事情，作为媒体人总该想想吧，但我们连想都没想到。”
汪小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确定要做一档“一把手”上电视的节目后，他去找陈宝生商量节目的细节。陈宝生提出，希望“一把手”在面对镜头时，能让老百姓更直观地感受到各部门都在做什么、怎么做。基于此，汪小平建议节目就叫《一把手上电视》，“直接、响亮，也能体现栏目的意图”。
建议被采纳，栏目的名字也确定了，接下来要确定的是哪个“一把手”先上电视。汪小平又找到陈宝生，“这个事你恐怕得带头上。你不吃这第一口螃蟹，你不做榜样，别人可能会不重视这个事。”很快，陈宝生答应了。
参与首期节目录制的，除了陈宝生，还有兰州市32个委办局的“一把手”。
此后，包括湖北省武汉市《电视问政》、北京市《向前一步》、广西南宁《向人民承诺——电视问政》、山东省《问政山东》等在内，一批电视问政节目开始涌现，节目主旨也从鼓励干部担当作为延伸到社会治理的多个层面。
有学者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至少拥有243档电视问政节目，分布在全国169个地级或以上的城市。
在这243档电视问政节目中，2019年开播的《问政山东》略显特殊：被问政的对象大都是厅局级官员，这在全国来说，都属少见。2020年6月起，《问政山东》还推出了“市长专场”，山东省16个市的市长都上了节目。
公开信息显示，《问政山东》每一期选题都需要提前向山东省委和省政府报备；山东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下发通知，要求省、市、县各级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人参加节目，接受问政；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设的“山东省创新公开机制办公室”，负责统筹调度各级官员、协调政府部门与栏目之间的沟通和问政落实工作等。
不过，在陈鹤的观察里，近年来，录制电视问政节目的主流“在县一级”。
“在县一级做电视问政很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县委书记或（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在推动工作时明显感到下面的干部不好带。”陈鹤解释，在县级行政区，大部分干部的“天花板”在副科级，“如果一个干部在45岁左右才当上副科级干部，他往上晋升的空间就不多，工作积极性也不大。他只要不犯错误、不犯法，你就拿他没办法，所以一些人就在那个位置上‘半躺平’。”
倘若县委书记想要有所作为，电视问政就会成为有效的推动工作的手段，“用舆论压力，用老百姓和民间的压力来倒逼干部作为”。
”
“一把手意志”
在汪小平的印象里，《一把手上电视》开播时，还没有电视问政节目的概念。他和同事觉得，自己只是在以一种很新的形式做电视节目。后来，在学界的研究中，这类“‘一把手’官员与公众直接进行沟通、对话，回应公众诉求”的模式，被确立为电视问政的基本形式。
得益于市委书记的支持，回忆起创办节目的经历，汪小平觉得“没有阻力，都很支持”。
汪小平记得，每期节目播出的内容，还会出现在次日的《兰州日报》上，“电视是易碎品，过了就过了，但报纸是可以一直看到的，这也能说明当时兰州对节目的重视”。
《一把手上电视》播出后，在全国引起热议，不少地市派人到兰州电视台学习。但汪小平和前来学习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是学不了的，“这是市委书记提出来并且带头做的，你们城市做不到这一点，估计这个节目就办不起来。”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看来，电视问政要实现的是舆论监督功能，而舆论监督属于监督权力体系的一种。要不要启动监督权力、如何启动监督权力，受主政官员影响较大。类似举措，一般都作为官员履新后的“新政”出现。
2011年1月，阮成发履新武汉市委书记，提出“要将各级部门履职情况置于市民监督之下”，同年11月，武汉电视台创立了直播节目《电视问政》；2016年12月，王永康调任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很快，西安广播电视台创办了“西安电视舆论监督新坐标”——《每日聚焦》；2019年，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要求推行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提出“每周安排一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公开向社会和群众答疑”，《问政山东》应运而生……
“一把手意志”体现在电视问政节目的多个方面。比如，西安电视台早有的问政节目《问政时刻》原本两个月更新一期，但王永康到西安广播电视台调研时指出，要把《每日聚焦》与《问政时刻》一起做成电视问政品牌栏目。此后，《问政时刻》的更新频率变为每月一期。
《问政山东》第一期是录播的，刘家义也看了这期节目。他提出，节目很好，但是第二期一定要直播，并且每期节目应有两名副省级领导到场旁听。据媒体报道，4天后，《问政山东》录制第二期，刘家义的前述意见被执行，并在此后成为节目“标配”。
《电视问政》的一名主持人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主持节目前，她通读了阮成发在很多场合的讲话，“我就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这想明白了，问政才能问到点子上。”
“一把手意志”的体现还在于，因为在电视问政节目曝光的问题，会让一些官员被处理。比如，2017年2月，在西安电视台《问政时刻》披露西安户县系列污染问题两天后，户县环保局原领导班子3人被集体免职；2019年6月，在湖北省仙桃市纪委监委主办整治营商环境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全媒体问政活动次日，在问政活动中被质询的5个部门10名公职人员均被停职。
而也有一些官员，因为电视问政节目，仕途更进一步。和市委书记一起登上首期《一把手上电视》的兰州市粮食局局长司德成在不久后被调到某大口单位任职。
“有人说我的工作调动是和‘一把手上电视’密不可分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书记通过这个节目对我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司德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
陈宝生并未否认“一把手上电视”节目给考核任命干部带来的帮助。作为系统参与过节目录制的工作人员，汪小平对此的评价是：“有一定关系”。
2019年5月8日，西安市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直播现场，观众现场使用投票器对满意度打分。（视觉中国供图）
“秀”也会失控
作为国内较早录制的电视问政节目，《一把手上电视》诞生了不少 “名场面”。
在《一把手上电视》正式录制前，汪小平问陈宝生，能否不提前准备提纲。汪小平记得，书记沉吟了一下后问他：“如果你事先不给我提纲，你能提到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
“我能提出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出的‘治庸计划’，包括民生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作秀？”汪小平回忆，书记想了一下，然后说了句：“好，我明白了，那就这么办。”
一个月后，节目正式开播，前述问题也被汪小平带到了《一把手上电视》的节目现场。汪小平记得，面对摄像机，陈宝生给出的回复是：“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对老百姓有好处，对老百姓有用，能够切实帮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百姓的民生，这样的秀我愿意天天作。”
《一把手上电视》没有点评嘉宾，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汪小平要负责把控节奏和提问。
有一期节目涉及民生问题，在录制前的沟通中，汪小平问对方，要怎么处理假粮油问题。局长的回应像在写汇报材料，列出了一二三点，包括要重视等在文字材料中常见的表述。汪小平说，这个回答不行，“我说你就做一个手势，说这种东西是零容忍，必须坚决打击和清除。咱们面对的是老百姓，一些在会场上的东西就不要说，要干脆一点、坚决一点。”
陈宝生也曾在公开采访中分享这段经历，他透露，有些官员担心自己的形象，光一个“斩立决”的姿势就练了几天。“他不知道，因为他没上过电视，他觉得上电视说话说得果断一些，斩立决，果断一些，配着手势，肢体语言，手怎么挥，起码脸上的肌肉怎么调度，这个笑容能够灿烂一些，和蔼一些，这都练。”
武汉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是直播，“秀”起来更难。
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武汉电视问政主要策划人胡桂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过《电视问政》“秀”的一面。
“电视问政中许多直播元素的运用，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挖’，或者说悬念，或者让它有一些故事，呈现一些细节，这些东西都应该是‘秀’的技巧，是电视传播的技巧。做电视它总是需要有一些看点和卖点，没有起伏没有波澜，就没有人来看。”
叶青曾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以嘉宾身份多次参与录制《电视问政》。他介绍，《电视问政》虽然是直播，但从参与节目录制的嘉宾到被提出的问题，有一部分内容是可控的。
叶青因“公车改革”扬名全国，参加《电视问政》的官员，他基本都认识。有时候，节目组会提前联系叶青，希望他提某个具体的问题。
有一次，叶青需要向时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提出一个和卫生健康能力有关的问题。“如果厅长是学医的，可能（不提前准备）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他不是学医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度。”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问的厅长是学计算机的，所以他就讲得比较粗浅。”
直播类的电视问政节目，也存在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叶青就曾参与过两场略显“失控”的节目录制。
2015年年初，在录制《电视问政》时，一名嘉宾现场向时任武昌区委书记提问，要求他当场背诵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该区委书记花了45秒，磕磕绊绊但完整地背出了全文。
前述区委书记被要求现场背诵核心价值观的新闻曾广为流传，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提问的嘉宾，此后再未被邀请过参与节目录制。
在另一期节目中，有人提前做了准备，给时任武汉市蔡甸区区长送上了一个外表呈深褐色的橘子。“提问的人说，蔡甸区有一处地方的环境受到了破坏，种的橘子特别酸。他说环境这么差，种的橘子也不能吃，你能不能吃一下？”叶青回忆，当时台上的区长略显尴尬，但还是把橘子吃了。
上下两层共同需要
电视问政节目发展至今，一个客观现实是，相较于解决的具体问题，普通网友更感兴趣的或许是官员们在节目中的表现。在诸多对电视问政类节目进行二次创作的视频或自媒体文章中，官员们“汗流浃背”“尴尬”“红了脸”的场景或节目嘉宾的“咄咄逼人”，成了被反复提起的关键词。
曾经，因食品问题，时任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在节目现场鞠了个躬。后来，他私下告诉节目主持人：“我就鞠了个躬，中央电视台播了17遍。”
“老百姓就觉得特别痛快，平时都是官员在管我们，叫我们干这干那，现在也可以让你们出点小洋相。”叶青如此评价。
作为参加过多期电视问政节目录制的学者，在赵振宇看来，“有没有让官员出丑”不应该成为评判一档电视问政节目好坏的标准。
“在电视问政的现场，官员的表现不是一日之功。他可能有领导素质问题，也可能有语言或肢体表达的问题。有的领导会写，会拿着稿子念，但到了现场他有时候表达得不好。”赵振宇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电视问政的重点在于通过双向沟通，促进解决问题，不是说领导干部出丑了，它就办好了。”
因为陈鹤的“走红”，部分网友关注到了另一档开播5年的电视问政节目，称其“辛辣”“敢说”“炸裂”。不过，最近因为舆论的过于关注，该节目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真是被架到了火上烤”。
“有些网友剪了很多视频，把我们的干部贬得太厉害了。实际上，很多问题在现场都得到了妥善解决，但网友的关注确实不在这块儿，他们总是带着一种戏谑的口吻嘲讽官员，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比较有压力。”前述工作人员解释。
毛寿龙能理解这种担忧：“很多事情，一旦出圈，它就跟本地没什么关系了。”
批评工作人员“耍官威”出圈后，有网友把陈鹤视作“嘴替”，呼吁“保护好教授”；但也有人认为，专家属于“奉命问政”，“看着犀利，实际安全得很”。
“这个话当然也没错。”陈鹤解释，自己没考虑过安全问题，只考虑节目能不能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管它是奉命的，还是不奉命的？”
早在十年前参与电视问政节目录制时，叶青就曾表达过对被问政官员陷入“道歉、调查、改进工作”三段论的担忧。时至今日，类似套路依然存在于部分电视问政节目中，被视作新的形式主义。
叶青觉得，完善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或许是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这有助于培养官员解决群众诉求的习惯，而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放到电视问政中解决。
相较于节目开播之初的“轰轰烈烈”，20年之后，一些还存在的栏目，已有不同程度的“转型”。
2008年，陈宝生调离兰州。汪小平记得，大概3年后，《一把手上电视》改版成《民生民情大家谈》。《电视问政》后来也逐渐从“问政”向“问策”转变：过去“节目曝光问题——负责人解答”的模式，变成了嘉宾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
不过，与之相对的是，虽然每档电视问政节目存在的周期长短不一，但这种节目类型却一直存在，不停有新栏目在不同的电视台推出。
“这类节目能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在于满足了上下两层的共同需要。”在陈鹤看来，电视问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上层，地方主官需要把它作为改进干部作风、优化当地政风的抓手；在底层，普通百姓需要更直接的、能反映自己诉求的渠道。他们都是欢迎电视问政的。“可能就是中层干部，夹在中间，感觉压力比较大，个别人对电视问政有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