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5日，中国和新加坡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协定于2月9日（除夕之日）正式生效。中新互免签证协定在中国农历龙年春节前落地生效，无疑是给两国人民送上的一份新春贺礼。对于在新加坡访学的我而言，“他乡”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热切期盼着能够在第二故乡迎接更多家乡亲朋好友的到来。
作者
我们之间的情谊，源远流长
2015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题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和东南亚山水相连，血脉相通，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2000多年。中华文明和东南亚文明千年互鉴共生。
我来到新加坡的第二天，就兴致勃勃地来到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打卡”。带我参观的，是一位叫Jenny的新加坡女士，她热情又细致，自信又优雅，像极了这个国家。而更大的惊喜是，这一趟美术馆之旅，是一次历史、政治、社会和自然的时空交汇之旅，带给我的收获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
据Jenny介绍，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幅巨幅油画《森林大火》，由印尼画家拉登·萨利赫于1849年创作，画中悬崖上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野兽，悬崖的两端，一边是烈焰，一边是海水，深刻反映了19世纪以来东南亚复杂的政治、文化冲突与融合。随后，我们参观了“南洋画派”创始人、新加坡画坛泰斗刘抗先生的一系列大作，他是中国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得意门生。通过一幅幅生动的画作，我仿佛穿越历史，看到了刘海粟、刘抗等艺术大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最后压轴的是徐悲鸿的《林路画像》，林路是林谋盛的父亲，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林谋盛带领当地民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抵抗日军，后不幸被捕牺牲，被视为民族英雄。因与林谋盛相识，徐悲鸿为其父林路画了这幅油画。
当我走出美术馆，告别Jenny，不禁感叹，历史赋予了艺术更加细腻的质感，也为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和牵绊提供了更加饱满的力量。而不论在历史的哪一个瞬间，爱国主义始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是一个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我们经历的现在，自立自强
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还提到，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人民筚路蓝缕、发愤图强，凭借勤劳智慧把新加坡建设成了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炼化中心，国家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加坡取得的成就生动诠释了“靠人粮满仓，靠天空米缸”的道理。
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通常跟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人和事密切相关。勤劳智慧的新加坡人民，也将成为我的新加坡回忆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相信，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在新加坡留学的这段日子，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热带阳光下的一张张笑脸。那些笑脸，可能是对每一幅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独到见解的Jenny，可能是退休后又步入校园攻读硕士学位的我的法学院“老大爷”同学Christopher，也可能是我常去吃海南鸡饭的那家店的老板娘和小伙计，他们或肤色不同，或语言不同，但都同样的真诚和富于感染力。
出现在我回忆中的，还会有热带阳光下别样的城市风景。可能是威严庄重又不乏现代设计感的法学院大楼，可能是夕阳余晖下浮光跃金的新加坡河和新加坡政府为保障居民饮用水源而改建的大水库，也可能是滨海湾花园的花穹，来自五大洲的3万余株花卉植物在这里生长，草木苍翠耳畔鸟鸣，宛若人间仙境……
新加坡不仅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排名第二高的国家。数据显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北京的6.15倍。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基本感受不到拥挤，也很少见到堵车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归功于城市规划，作为典型的城市国家，其通过卫星城的形式把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分散，以当地同学带我去参观的榜鹅（Punggol）新城为例，居民住宅区5-10分钟路程之内就可以找到包括餐饮、超市、诊所、学校、幼儿园等所有配套设施。有了这些卫星城，市中心的交通也就不会拥堵了。
其次，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充分展现了以信息化为基础的高智能化水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提出了“智慧岛”计划，以我访学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为例，学校为每位教职员工和学生都配备了一张芯片卡，用于学校各类设施的使用，包括进入教学楼、教室、会议室、实验室等。不同的学院和部门，其权限是不同的。同时，学校有专门的IT服务中心，为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处理所有技术问题。这种高智能化、信息化和集中化的管理，为学校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
最后，不得不提到新加坡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当地同学告诉我，由于其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新加坡自然水资源相当匮乏，以前，饮用水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977年到1987年间，用10年时间将污染严重的臭水沟渠全部治理干净。到2011年，新加坡已经建成了17座水库、7000多公里沟渠和1个能在暴雨时兼具防洪功能的雨水收集池系统，其集水区面积占到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看到同学说“新加坡终于摆脱了对马来西亚的淡水依赖”时那骄傲的神情，我不禁感慨，当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匮乏或过度依赖进口，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不由得想起目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遭受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不公平待遇。作为一名国门卫士，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的重要回信。面对全球经济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吾辈当着眼“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时代之需、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破解“卡脖子”难题，争当以海关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我们共同的成长，合作开放
2023年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其间，中新两国由“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未来两国双边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新加坡和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近年来，中新经贸合作不断提升。自2013年起，中国连续9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国，新加坡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新增投资来源国。2022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1151.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同时，两国合作开展的多个“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在周边国家具有一定示范带动作用。
因此，作为海关人的我，也怀揣着一个去新加坡访学的梦想，去共赴这个“一带一路”的约定。
2021年11月1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DEPA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处理数字贸易问题的独立国家间协议。“模块化”的议题组合安排为数字经济合作提供了包容性的制度框架，成为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路径选择。2022年5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届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在会后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推动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坚持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主席在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是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焦点议题，也是促进国际合作、实现数字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制研究与准确理解数字贸易、科学统计和政策制定密切相关，更关系到中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权利主张以及未来国际双边（多边）贸易规则谈判。
近年来，新加坡持续推动数字贸易治理，扩大本国数字经济影响力。新加坡数字贸易规则建立的重点是其主导的数字经济协定（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DEA）。目前新加坡已基本形成了“1+N”的数字经济协定框架。其中，“1”是指新加坡与新西兰、智利在2020年签署的DEPA，“N”是指新加坡签署的其他数字经济协定，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UKSDEA）、《韩国-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定》（KSDPA）、《欧盟-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定》（EUSDP）等。新加坡还在与加拿大、中国等开展双边数字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着力促进东盟数字一体化。
海关作为进出口贸易的监督管理部门，是跨境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海关数字化转型对于促进全球数字化贸易便利化、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意义。与欧盟和美国相比，中国关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不系统。例如，数据安全的边界没有明确，不清楚哪些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哪些信息可以跨境传输。中国海关法律体系对数码产品出境监管不力。根据《海关法》，海关负责对进出口货物、物品的监管。但是，对于原本依赖于商品贸易的数字产品是否需要管控、哪些需要管控以及如何管控尚不清楚。对于在推进贸易要素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贸易对传统货物贸易监管的影响，特别是涉及跨部门管理边界的问题，没有及时跟进，明确的管理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容易形成管理真空。因此，迫切需要针对数字产品跨境监管领域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模式，以便对海关应对策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来到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Yong Pung How School of Law），我带着我的梦想，先后走访了国际公法和贸易法研究中心。通过参加法学院的各类讲座、课程，与法学院的教授开展交流和探讨，我对于如何在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下积极探索国际贸易管理的新思路，助力解决数字化贸易治理的技术瓶颈，以及海关如何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新加坡通过签署数字经济协定的方式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促使新加坡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领域中的重要一极。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推动本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共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但其中仅有少数双边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个别已有自贸协定的升级版中涉及数字贸易规则，且相关规则涵盖内容有限。借鉴新加坡经验，我国可在做好数字贸易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数字技术标准和业务规范，拓展数字贸易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搭建数字平台促进协同治理，推动制度型开放。海关总署在建立数字贸易规章制度时，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完善数字贸易管理制度规则，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符合数字贸易实际发展的法规和管理制度。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中新友好合作事业需要青年一代传承发扬，两国友谊的接力棒需要两国年轻一代接过来、跑下去。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访学的我，用我的双眼看到了新加坡当地人的梦想故事，用我的心感受到了中新友好合作之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李显龙先生提出，“高质量”伙伴不是简单的彼此交换，而是“我有构想，你也有构想，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更有效、更有创意的构想”。展望未来，亚洲再次站到了引领历史发展的前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前途命运维系于斯。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年。回国后的我，将继续发扬“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精神，当好中新友谊的忠实继承者、积极参与者、热心奉献者，成为中新关系发展的生力军。一个团结包容、友好共生的亚洲，将持续担当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愿中新携手，开创全方位高质量合作新局面，共建美好亚洲家园。（作者 徐颖系上海浦东海关综合业务一处统计分析科科长，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赴新加坡管理大学访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10期）
作者：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