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为大家继续讲述中国特工档案第13期——特工潘金玉的传奇故事。
潘金玉有一段卧底经历，时间不长，但影响终生，他一直不敢对外人讲。
直到97岁这一年，他找到我后才开口，因为他说，再不讲就怕没机会了。
他讲述这段隐秘往事，是为了感谢他在台湾监狱的救命恩人。
故事从他高中毕业时开始。
| 考验 口述人：潘金玉
我在杭州高中毕业以后，准备到上海考大学。
离大学招生还有几个月，就想着先回老家。
当时我们家被日本人烧了，母亲也被日本人毒死了，父亲又被蒋经国逼疯了。
有同学说不如先到浙江嘉兴，那里有一个国防部的预备干部训练团，只招收原来参加过青年远征军的。
考虑时局比较紧张，跟同学一块行动也好。
我就跟着好多同学一块到了嘉兴，那大概是1949年的1月份。
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失去控制的人生之路。
我们到了嘉兴，凭着青年远征军复员时的一本预备军官“准尉证”，我顺利加入干部训练团。
训练团一共五个大队，一二三大队驻在嘉兴的西大营，四五大队驻在东大营，有将近8000人。
经大家选举，我还当了第3大队第2中队少尉区队的少尉辅导员一职。
我们的团长叫贾亦斌，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局长，我去没多久，他就带领训练团组织起义了。
团长安排给我的任务是掩护，部队有几间库房，都交给我负责。
他们准备晚上借口出去演习，实际是带着部队起义。
团长叫我等他们走了以后，假装叫炊事员烧饭，就跟正常一样，这样其他部队就不知道是起义的。
结果起义那天还是被国民党发现了，派了飞机追他们，另外还派了好多部队围追堵截。
起义部队就上了莫干山了，这下国民党没办法了。
糟糕的是，我也跟起义部队失去联系了。
剩下没参加起义的人，还有一些起义中途跑回来的，又集中起来。
也就千把人，改成叫预备干部总队，总队长叫黎天铎。
我害怕被查出来也是参加起义的，就一直想跑。
总队原本计划从嘉兴出发，坐火车到上海，我想那正好，到上海我可以偷偷跑，上海我熟悉。
谁知道突然接到通知，往上海方向的铁路，松江那一段给共产党的游击队破坏了，没办法，部队又掉头往南开。
我心里时刻都想跑呀，可没地方跑，人生地不熟的，只好跟着部队，一直跟到了广州。
我有好多同学在广州，到了广州，我同学过来接我，我请了个假说是和同学去吃饭，这才借机偷偷跑掉了。
从此再跟部队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概隔了不到一个月，消息传来，预干总队经过广州转道泉州，准备去台湾。
在泉州，部队一个个审查，跟起义没关系的去台湾，跟起义有关系的，不是被暗杀掉，就是被活埋了。
死了不少。
同学们都说，乖乖，你这条命是捡来的。
报纸刊登嘉兴起义事件
有个同学叫李贵文，他家广东梅县的，南洋华侨，他说你幸好跑出来了，以后你没地方去，就到我家里去。
还有个同学叫罗炯龙的，高中的时候他到我外婆家去过的。
他有一个堂兄弟，中山大学毕业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也到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借读外文系一年级。
那时候是1949年5月底了，快解放了。
没借读多久，就听说中山大学要往海南岛迁，学校里吵得厉害的，有同意的去，有不同意的。
我的广东同学干脆都回了老家，叫我去他们家，但我觉得不太方便。
同学再好，总归不是自己家，时局又很紧张，到处都乱糟糟的，好多地方火车也不通了。
就在不知何去何从时，有叫张炳芹的高中同学，给我指了一条路。
这家伙，我就害在他身上了。
张炳芹有个叔叔在广州，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一直在广州待着。
他知道我在中山大学，就找到我，说他现在有个好地方，介绍我去。
我说什么地方？
他给我一张报纸，上面写的是“东南无线电校招生”。
他说吃饭睡觉都不要钱。
我想，这地方好啊，适合我这种无家可归的。
看招生要求写一段自传，就是自己的简历，填个表，找个担保的人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啊，我就跟他去了。
一报道，人家要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我在广州也不认识人，两个担保人也是张炳芹帮我找的。
我也不认识，谁知派人去对就没对上，说没这个人，没这个店家。
招生处有个家伙跟我说，你知道我们什么单位吗？
我说无线电校啊。
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国防部的，你这样的找担保还靠不住，你什么人啊？想混进来？小心我把你抓起来。
我心里面听了老不高兴，何必受这个窝囊气啊，也没吭气，就出来了。
一出来，我就把自传啊、报名表啊全部撕了。我说我不去了，他是国防部的，我才不去呢。
张炳芹当时在我边上呢，他当场就吓哭了，说不行的，你是我介绍的，你要不去的话我就倒霉了。
他说这个地方规定严格的，介绍以后连带关系的，你不去我就糟糕了，要把我抓起来的。
年轻的时候不懂啊，只知道同学之间要讲义气啊。
我说那怎么办，东西都撕掉了。
他说不要紧，给它补起来。
所以这些资料，后来算做档案，都是碎的，补起来的，不是整的。
我把撕碎了的档案粘贴好，把担保人的地点重新写清楚，又进去对。
这次对上了，把我收了进去。
收进去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大概是七八月份，就坐船到台湾了，一共将近一百个人呢，男的女的都有，都是学生。
到台湾以后就正式宣布了，我们是属于国防部第二批技术人员训练班。
主要是学无线电、收发报。
当时我想，管他呢，反正学个技术也好，行的话就待下去，不行的话跑出去，去考台湾大学也不错。
梦做得是好的，以后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了。
我们开始住在台北延平小学里边，住的时间不长，就搬到一个报废的一个化学工厂里培训。
军事教官姓方的，上校，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他看到我的简历，挺欢喜我的，问我还是当过兵的？叫我做几个动作给他看看，就叫我当了第三区的区队长。
当时我还挺高兴，我欢喜唱歌，天天开开心心，唱了好多歌。
其中好多是共产党的歌，什么《我是一个兵》《太行山上》，都是进步歌曲。
当时我也分不清，也不注意这个事情，谁知道这以后都是我的罪状。
大概是1950 年3月份，来了一个政治教官，杭州人，戴个眼镜。
他给我们只上了一课：什么叫特务。
就“特务”这两个字，我一听头都大了。
教官讲了半天中心意思就是，特务就是特别任务，我们现在干的就是特别任务。
我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懂的，知道特务是专门干杀人放火的，专门干坏事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
一听我现在干的是特务，那才不愿意呢，当时我就在会上发言，你说了半天我们是干特务的啊？
教官笑笑不吭气，也没回答我。
晚上我们每天要写一篇日记的，我在日记里边就写特务怎么怎么坏，意思就是表达我不愿意干特务。
那时候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不久就宣布了，说我是共产党的匪谍，把我抓起来。
我冤枉死了。
他们把我关在宪兵队， 就是一间房子，也没窗子，里边都是稻草，台湾天气又热，一股臭味。
训练班一个上尉区队长，那个人心肠还挺软的，看我哭也陪着我哭。
他说没有办法，你先忍受一下吧，上面的命令让把你送到一个好的地方。
他还给我买了东西，罐头什么的，然后把我送到了台北保安司令部监狱，是专门关政治犯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重大的地下党案件，都是关在那个里边。
进监狱的时候要登记，一个军官问我家是哪里的，问我什么时候入团的。
我说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大概1948年，我也不太清楚，大家都填表，我也填了，就说我入团了。
军官一听，上来就给我一腿，他那个皮鞋，一鞋踢在我的膝盖上，当时就淌血了。
我那好心的区队长还在边上呢，说你怎么打他呢，他是我们的人啊。
军官说，问你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你怎么扯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谁问你这个。
我也很委屈，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
区队长跟军官讲了会儿话，可能还是看在我是国防部的，说给我关一个好地方去，叫第九号监房。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概一米多一点见方的一个小房子，是个木栏杆，粗的不得了，只有一个小窗子通外面，大概高二十公分，七八十公分宽。
这就已经算是特殊对待了。
里面已经有4个人，挤都挤不下，只能坐起来。
我进去以后，只见有一个人，老蒙着头在那睡觉。
一个叫刘全礼的人，摆摆手，意思叫我不要讲话，指指那个睡觉的。
我当时还没怎么懂，他小声跟我说，那个人是专门进来监视你的，看你晚上有什么话。
我一晚上没敢吭气了。
第二天早上，睡觉那个出去了，剩我们4个人，除了我和刘全礼，还有一个日本人，另外一个记不清了。
要不是这个刘全礼，我活不出这个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