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韩国作家韩江，她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8位女作家。
8年前，我们曾和韩江本人有过一次深度对谈。在此刻韩江获得诺奖之际，我们再次将这篇对谈分享给读者朋友，探寻韩江杰出写作背后的文学经历。
作者 张璐诗
“就是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比起以前只去关注黑暗与绝望，自己现在会更多去着眼于人类的尊严。这是一种转折和转变。”
近日，2016国际布克奖得主、韩国女作家韩江在2016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亮相。
这是46岁的韩江第二次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2015年，在《素食主义者》英译本出版时，她就来做过演讲。这本书后来获得了2016国际布克奖。这一次，作为主讲嘉宾，她会与国际布克奖评审会主席及《素食主义者》译者黛博拉•史密斯对谈。她当晚还与一个英国独立音乐组合合作，在台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片段。
韩江1970年生于韩国光洲，后毕业于延世大学韩语文学系，目前已出版六部小说，最近的英译本是《人类行为》一书。而她的第七本小说《白书》也已于今年6月在首尔国际书展发布。
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韩江和腾讯新闻文化一起聊了聊。
《人类行为》英文版封面
获奖后普通读者也想去读这本“怪书”了
问：获得国际布克奖这件事对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韩江：在韩国，《素食主义者》和《人类行为》在我获奖后的销量都比以前好了很多，这对我来说是新的经验，这些反馈都是积极的。韩国普通读者以前一直认为，跟他们平常习惯读的书相比，《素食主义者》显得有点怪。比如有些读者不理解为什么里面叙述的主体在不断变化，到底是哪个角色在叙事。（作者注：书中分三部分，分别从主角永惠的丈夫、永惠的姐夫和永惠姐姐三人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做叙述。）
我想，也是因为我得奖了，才会有大众媒体做大量报道，才会引起普通读者想去读这些文本的兴趣。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全新的写作形式。对我来说，我很高兴读者范围拓宽了。
问：是什么动机促使你开始写作《素食主义者》？
韩江：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偶然读到一句话：“我相信人类都应该变成植物。”这并不是什么名言，但我就是记住了，觉得很有深义。后来当我想象一个女人慢慢长成一棵植物时，就忽然想起这句话。
完全是出于发挥想象力的原因，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英译版的名字叫做《我女人结的果实》（The Fruit of my Woman）。在那个故事里，女主人公变成了一棵植物。她的丈夫把她种到了花盆里，给她浇水，天天照看她。当她枯萎以后，她的丈夫很想知道来年春天她还会不会重新发芽、开花。
写完这个故事后，我感觉里面有些什么还没有彻底结束。过了几年，我开始写《素食主义者》。对比起之前的那部短篇，这一回的写作趋向更黑暗，也更激烈。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在通过这个故事，去完成一些对于“生为人类”的基本问题的自我探索——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他的同类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呢？
问：你也提到过，《素食主义者》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反馈，比如在几乎人人都吃肉的阿根廷，读者会将“戒肉”视为一种“放弃生活”的宗教净身行为。关于这部分的写作，你是否受到某些文化传统的启发？
韩江：我曾经是佛教徒，也曾是素食主义者，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笑）。天主教的文化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想，全人类对于食肉都有相似的罪疚感。
现在我也还算是信佛的，但我不会去庙里烧香拜佛，主要是读些禅书。我将佛教视为一种哲学。我现在也不只吃素食了，我坚持了4年素食，但后来健康出现了一点问题，我父亲就坚持要我吃点肉。我不喜欢吃肉，所以能少吃就少吃。
《素食主义者》英文版封面
《素食主义者》与《人类行为》彼此内在相连
问：《素食主义者》三部分的叙述都是由女主角永惠旁边的“他人”去完成的，除了穿插一些永惠对于自己梦境的独白，她并没有单独发声的机会。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韩江：我确实是刻意不让永惠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希望他人去观察她，这样一来，她就成了投射憎恨、误解、怜悯、欲望、同情等各种情感的一个目标。
读者需要自行去勾画出女主人公的真面目，探究为什么她那么坚定地想要变成一棵植物；为什么她要拒绝进食；为什么她不愿意再与人类为伍；作为人类而存在，对她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永惠在这些观察与叙述之下逃走了，而我想与读者分享这些问题。
问：写这个故事时，你对主人公永惠抱着什么样的情感？
韩江：在我心目中，永惠并不纯净。在她身上，人类从高尚到残酷的特质都有所体现。她因为人类的复杂性而受苦。人性既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她希望能够拒绝黑暗的诱惑，而吃肉在她看来就是一种黑暗、暴力的象征。而戒肉的决心越强，她对于人性就越怀疑。因此她在内心不断挣扎。
对我来说，人性的问题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我，因此，我与永惠有着根本的共同怀疑。
在《素食主义者》之后，我写了《人类行为》，主题是关于光洲暴乱的。可以说，那次事件是我对于“人生在世有什么意义”提问的源头。
问：怎么说？
韩江：我在光洲出生，9岁随父母搬走。但就在我们搬走4个月后发生了暴乱。人们可能会将之视为幸运，但我和我家人多年一直受着“幸存者”内疚感的折磨：我们侥幸逃离了杀身之祸，但别的人却遇害了。
有十多年时间，政府禁止媒体报道光洲暴乱，直到1997年新政府上台后才解禁。假如暴乱发生时我二十多岁，我会因为独裁政府而愤怒，但当时我太小了，心里只觉得害怕。但同时我看到一本与暴乱相关的相册，里面有张照片：暴乱后，医院门口排着长龙，人们在等着为伤者献血。这一切实在令我太困惑了。我想，这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想在《人类行为》中处理人类的暴力问题，但我不希望这部小说就结束于暴力和人类的绝望，而想让它继续往前发展，并逐步转向人类的尊严。在大屠杀中，很多人并不是牺牲品，而是勇敢去做斗争的行动者。
《素食主义者》与《人类行为》是两本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书，前者是围绕单个人物发展出来的故事，读起来很私人化，后者则很社会化和历史化。但对我而言，这两本书是“一对儿”，彼此内在相连。
“为何这种叫做良心的东西如此刺痛我？”
问：《素食主义者》中的永惠以接近自我毁灭的方式希望回归纯粹。如果人类尊严可以通过自我毁灭的过程而抵达的话，会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韩江：在永惠的世界里，拒绝吃肉、退出人类的行列，是惟一可能保留自我和尊严的方式。我自己当然不会去主张“变成一棵树”。
讽刺的是，你说得没错，她确实是在走向自我毁灭。但我想，“拒绝”这一行为应该是关键所在。我早期写过一本书《希腊语课》，它没有翻译成英文，书中的女主人公发现语言中存在暴力，于是决定不再说话。写作中，我常常会对“拒绝”这种行为发生兴趣。
问：在真实世界中，你会用“拒绝”还是“尝试与其相处”的方式去处理心理创伤呢？《素食主义者》中，永惠戒肉、突然改变其生存方式，有没有童年阴影的影响？
韩江：我认为永惠并不是因为童年创伤而下的这些突然改变的决心。她在作为人类而存在的内心挣扎的最中心，因此用童年阴影去解释永惠的受苦未免太简单了。在《素食主义》的最后，永惠的姐姐英惠看着外面的救护车出神，等着一个答案的出现。我想，这部小说本身就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不光是拒绝，英惠同时也向永惠伸出拥抱的手，她在等待答案，自己也在反抗。
《人类行为》中，我所想要呈现的是人类的尊严，“拒绝”并不是其中惟一的方式，我们也有张开双臂去“拥抱”的时候。在我写这部小说前，读了大量关于光洲暴乱的资料，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的普通学校老师，他在暴乱期间明知会有杀身之祸，也选择留在了市政办公室里。他果真不幸遇难。
在他留下来的日记开头是这么一句话：“噢，上帝啊，为何这种叫做良心的东西如此刺痛我？”在满目血腥残暴的资料中，我忽然读到了这个细节，意识到当时留在市政办公室里的人们并不是被动的牺牲品，那是他们自己主动的选择，他们想要为这个进程做点什么，以得到一些自我尊严。
就是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比起以前只去关注黑暗与绝望，自己现在会更多去着眼于人类的尊严。这是一种转折和转变。
问：这种转变能不能归结为从被动变为主动了呢？
韩江：我很清楚，即使在《素食主义者》的“黑暗”阶段中，永惠也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她很强大，也很坚决。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感觉不能偏信任何一个他者的描述，因此读者自己也要变得很主动，积极去寻找答案。我希望读者能够主动起来。主人公在独白中描述自己的噩梦，这可以为读者提供线索，去探索她的感受和决心。
我自己也并不被动。我感觉在完成这两本书之后，自己也变得比以前坚强，思维也更清晰了。
韩江
“我的小说都只是提问，没有提供答案”
问：阅读对你开始写作有什么影响？
韩江： 我出生后就是在书堆中长大的。我很爱看书，各种韩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韩语的外国文学，我都读了很多。直到今天，我都一直深受韩语现代文学的滋润，比如林哲佑的短篇小说。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读到他的作品。他的《百年旅馆》也在探讨光州暴乱的意义。
我也喜欢读文学月刊、季刊，青春期时经常用整个下午来读短篇小说和诗歌，这两种体裁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有时候就算看不太懂，我也还是会不断去翻、去看。到了14岁，忽然有一天，我想去尝试写自己的小说。
直到23岁我才开始发表作品，最初发表的是诗歌。24岁时，我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27岁时，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
问：写完《人类行为》后，那个9岁那年因光州暴乱受惊的小孩依然躲在你的内心吗？你看待人类的眼光是否变化了？
韩江：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发生变化。二十多岁时，光州暴乱对我的影响依然很深，我在每篇日记中都写上两句话：“现在能拯救过去吗？”“活着的人能拯救死去的人吗？”
写完《人类行为》后，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谨慎的思考。然后我就写了《白书》，这部小说中写的是人类内在的某种不可摧毁的力。我感觉，对比最初的写作，自己慢慢往一个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而这个结果的发生，少不了写《人类行为》这一步。
从《人类行为》到《白书》，我的关注点慢慢地更多转移到“人类尊严”上面。在此之后，我决定创作一部小说三部曲，讲述普通人的人生选择。我感觉，我的小说写作命题在往前突破，我对人生的提问也在向前发展。
问：问题的答案会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
韩江：我不知道呢。我的小说都只是提问，没有提供答案，但有时候问题本身就包括了答案。我带着问题写作，希望某天能抵达答案，这就是我的创作模式吧。
我并不去预设每一部小说的调子，写得越来越明朗不是刻意的结果。真心实意地去写就好了。
《素食主义》韩语版
死后的世界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世俗的
问：在亚洲很多国家，男权至上的观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被物化。在写作时，你有没有刻意植入“女性主义”？很多人这样解读《素食主义者》。
韩江：这书中确实有女性主义的层面，但重点关注的还是“抵抗人类暴力”这个主题。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层面，比如“怎样才能理解他人”“清醒与疯狂”。
女性的声音是无声但尖锐的，她们确实在反抗传统。1990年代，韩国曾经有过一阵女性主义的风潮，而到了今天，“女性主义”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称谓。有很多韩国的女性在职场大获成功，但要到达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今天的韩国、亚洲甚至全世界，女性的声音还是经常被隐藏。但如果将这部小说定义为反父权社会的作品，又会太狭窄了。这会削弱这部小说。
问：在《人类行为》里，有一种叫“hon”的鬼魂或魂灵。它们寄托了你的一些什么情感？
韩江：这些游荡的魂灵，跟韩国传统里的信仰没什么关系。我认为“hon”这个词在英文里没有对应的翻译——它既不是“鬼魂”（ghost），也不是“灵魂”（soul）。
Hon是在平常的世界之外的。在《人类行为》第二章中，hon知道哪个人死了或者还没死，但它并不清楚这些人是谁。如果肉眼能见，它们大概是形状窄长的，碰到的话很柔软。在第五章中，主角想象着听到了已死的少年轻轻的脚步声，那就是hon给人带来的感觉。
在写《人类行为》前，每次我想到hon，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柔软、苍白的形象。我的一个大学里的诗人前辈曾经说：“假如有‘精神’的存在，那也许就像是当人们坠入爱情的时候，爱人们心中顽固地闪烁着的那一张脸。”我自己的想法也差不多是这样的。Hon就是一种摇摆不定的细长的东西，就像影子。
在《人类行为》中，死后的世界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世俗的。Hon在死者的身体之上闪烁不定，回忆着这些人自己的生与死。
韩江新作《白书》（又名《白色挽歌》）
张开双臂去拥抱人类的心灵创伤
问：你的新作《白书》在讲什么？
韩江：我希望把《白书》称为轻小说，但有些人会把它叫做散文诗。这本书写的是白色的事物、白色的地方，里面写到在我没出生之前就夭折了的姐姐——她正要出发到这个世界上去旅行。没有葬礼，没有名字，我想送给她一片白色。（作者注：在韩国传统文化中，白色象征生与死：人们既用白色衣物包裹新生儿，也用白布包裹死者。）
我从2013年冬天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到今年春天完成。全书由65个小章节组成。这书的形式有点怪，所以花了我不少时间。
问：写作是你自我疗愈的方式吗？
韩江：写小说的时候，我自己从来都不重要呢。
举个例子。写《人类行为》前，我就想着要在开头和结尾分别点燃一支蜡烛，表达哀悼。在摇曳的火芯中，那些人的肉身将跨越三十多年，回到我们中间来。我希望我的书里既有现在也有过去，既有生者也有死者，忽然之间，该怎么去组织这部小说的章节顺序，我心里就很清楚了。
一旦开始动笔，我很快就意识到，在这本书里面，“我”变得微不足道。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但也有点让我意外：我的自我意识完全消失了。我想把自己的感觉、身体和生命都借给我笔下的角色们。驱动我写作的，就是我心里关于人性、生活和世界的根本问题，“我”并不是关注点。
我相信，人类的心灵创伤，与其说需要被“疗愈”，还不如你张开双臂去拥抱。悲伤是人类心中摆放死亡的空间；当我们不断去探访那些空间时，我们在默默地、痛苦地向悲伤敞开怀抱。而在这样自相矛盾的过程中，生活也许才变得可能。
问：人类暴力、尊严是你作品的关键词，你怎么看待“自由”呢？
韩江：人类很复杂，一般来说，驱使他们去获得尊严的方式，就是以自由的名义去做斗争。这其实是个哲学命题。
问：你也喜欢写歌和创作艺术作品。这些创作形式与你的写作活动有怎样的互动？
韩江：只有写作才是认真的吧。（笑）音乐创作对我来说是极其私人的，也是10年前的事了。我跟一位弹钢琴的朋友合作，写过一些安静、简单的歌，主要是回忆我和她之间的友情，这些歌录下来后发表过。最近一年里，我打算把这张专辑重新整理，加上一首新歌以后重新出版。
艺术方面，最近我跟艺术家Cah Mihye合作，为我的新书《白书》创作了一批艺术装置作品，在今年6月的首尔国际书展开幕时展示过。我也参与过现场的演出，并且为当时的演出画下一些素描。我觉得音乐创作只是短暂的，而写作和演出我可以一辈子继续下去。在表演艺术中，我通过观察，发现了一种不需要语言的语汇，这种表现力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