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安迪·沃霍尔和毕加索。”
在策展人Shai介绍下，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步伐矫健地走上台来。这位“行为艺术之母”穿着一身大地色长袍，长发披肩，身形依然像年轻时一般挺拔。光看外貌，你很难想象她已经77岁了。
台下上百位观众掌声雷动，并齐刷刷举起手机，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朝圣”。“上海的变化让我难以置信，还记得36年前来到中国，还是个全是自行车的国度。”她在浦江边的艺仓美术馆这样说道。至今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里，阿布拉莫维奇创造了无数传奇作品，如《节奏系列》《潜能》《艺术家在场》，以及中国观众熟悉的《情人·长城》。
1988年，她和伴侣乌雷来到长城，分别从嘉峪关和山海关相向徒步，3个月后在中间碰面，拥抱，分手，不再相见。直到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MOMA举办《艺术家在场》，乌雷突然出现在她眼前，两人满含热泪对视了30秒，默默放手，转身离开，甚至没有道别。
这一别就是永远。2020年3月2日，乌雷因病在斯洛文尼亚去世。
36年前的那次中国之行，跨越时空，成了这次大型个展《能量转换》的起点。她开始对中医等东方文化极度痴迷，从而开始将注意力放在“自然能量”这一话题上。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这些以水晶为核心的装置作品——过去三十年里，她创造了“须臾之物”系列，把水晶安在椅子、床头、墙板上，还有几乎无法行走的水晶鞋。
在观众开始这趟旅程之前，阿布拉莫维奇强调：你把时间交给我，我把体验交给你。拍照打卡、走马观花是无意义的。“在里面待上三五个小时，一切都慢下来，才会有特别的体验。”
我花了太久来到这里
再次来到中国，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在等待这个展览。36年前，我来到中国做“长城行走”项目，当时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同。我走过了12个省份，遇到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故事。我甚至觉得应该写本书把那段经历记录下来，并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公众表达这一切。
当我开始在长城上行走时，我总希望自己走在最前头，不想有人在我前面领着。当时为我带路的是一位中国军人，他倒是很习惯走在我的身后，从不会超到前头去。我们翻山越岭走了2500公里，非常疲惫。有一天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一直在我身后走？他说，在中国的古老智慧中，有一种说法叫“弱的鸟才飞在前面”（Only weak birds fly first，不同于笨鸟先飞，可能更类似于枪打出头鸟）。我才明白原来我暴露了自己的弱小（笑）。
第一次有登长城的念头要追溯到1979年，当时乌雷和我在澳大利亚，和当地土著们住在一起。我记得NASA当时发布了一条新闻，说在太空中能拍到的地球建筑物只有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我们就想到了来长城走一走，从两端相向而行，等碰面的时候就结婚。
那个年代来中国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抵达这里，那时也已经决定要结束我们的关系。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长城行走的计划，只是相见的时刻从结婚变成了告别。
放下手机，别想着拍照
我深入各地的村子，听一些老人讲故事，那些老人有100岁甚至120岁的。在翻译的帮助下我听懂了这些故事，包括神话中关于抗争的表达，其中最古老的抗争方式之一就是“行走”，这和我的长城之旅不谋而合。
也正是这些故事，激发了我后来创作“须臾之物”的灵感。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我的思维也在不断行走——我看到了铜，对铜有了不同感受；看到铁，对铁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触碰陶土，得到了新的感悟……我能感受到这些来自大地的能量。中国的文化中，“气”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大自然给人的馈赠。我该如何将这种切肤之感传递给全世界的更多观众呢？于是就有了“须臾之物”。
“须臾之物”并不是雕塑，也不该用雕塑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应该是有“作用”的，你需要“使用”它们，这是我们作品和体验的一部分。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在做行为艺术，其实行为艺术就是一种艺术的材质。这些（水晶装置）也是如此，它们给你的体验和观看雕塑是不一样的，走近它们，站、躺、坐在上面，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一种非常情感化的体验。
你去健身房，不可能一天就练出浑身肌肉，必须长期训练才行。这次展览也是如此，你要长时间浸泡其中，才能感受到能量的传递。我很珍视来看我展览的年轻观众，可能有许多人会带着和我岁数差不多的父母来看展，我明白大家喜欢拍照发到社交网络上。但真的别着急拍照，更不要急着离开，在这里待上三五小时，找张椅子坐，找张床躺下，交些新朋友，这样你才能获得特别的体验。
这次展览有三层楼，一层会从我们的长城之旅和我的父辈开始讲起，然后是我曾经做的一些作品。上面两层则是全新的内容，尤其是为这次展览专门打造的作品，这在我的经验中是非常特别的，曾经几乎从没有过，所以我希望这一刻是珍贵的，能让你永远记住的。
让观众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64岁时，我有了一次大的转变。当时我在MoMA做“艺术家在场”，每天会坐在桌子前8小时，有时会长达10小时，非常漫长、艰难的行为艺术。为此，我当时必须要改变我的饮食习惯，之前整整一年时间只在晚上吃饭，白天滴水不进，像太空人一样。一直到表演时，我白天坐着8小时里，已经没有任何感觉能影响到我。
那时一共有85万人次来观看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我对面椅子上坐下，那毕竟是纽约，大家都很忙。至少人们排队想在那里坐下来，和我对视或做些别的，那椅子从来没有空过。我意识到，公众希望能参与进来，而不仅是走走看看。作为艺术家，我的重要作用就是让人们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
如今又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77岁了，我经常生病。我在中国享受了很好的按摩，中医切实帮助到我，我又能自在地行走了。于是我也会想着这样的体验怎么传递给更多的公众，这个展览就是来自这样一种参与式艺术的灵感启发。比如大家可以躺进浴盆里，被不同的草药覆盖着，看它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艺术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含义，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精神的层面，但单一层面的含义是不够的，我们相信艺术也有治愈的力量。
现在的我开放多了
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厌恶剧场艺术——当你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你必须要憎恨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这是一种声明。当时的我认为在剧场里表演是虚伪的，刀是假的，血是假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假的事情。但是在行为艺术当中，刀可是真的，血也是真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你不断地去表演，有些事情只有机会做一次，会不断挑战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极限。
后来我问过自己，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许最近应该尝试一下歌剧？所以我也尝试了这些表演，还做过导演，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现在特别好奇，能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什么，我觉得电影也是非常有趣的表现形式。
如今我变成了一个很开放的人，喜欢虚拟现实，喜欢人工智能……包括这次展览，就相当于我个人的一个化身（avartar）。
艺术家是与生俱来的
我无法回答我的能量来自哪里，我觉得每个人出生时就自带能量。如果你了解我的背景，我出生于一个共产主义家庭，父母都是南斯拉夫的战争英雄，相应的我必须顺从地长大。
我的祖母是家庭中的例外，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于是我开始和她探索精神性话题，我喜欢和她一起喝茶，然后就会有想法去做各种事情。她启发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上艺术，这对于我的人生是决定性的。
年轻人问我：我想当艺术家，该怎么做才能成为艺术家？我的答案是：你其实无法“成为”艺术家，你出生时就会被选定，能不能成为艺术家是存在于DNA中的。比如你有很多想法，而且有足够的动能将想法付诸实践，你就是艺术家。这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家气质——敢于产生想法、实践想法，并且愿意去放弃社会上的一切。
别再叫我“奶奶”了！
在我看来，最好的艺术家都是那种能让我“WOW”一下的人，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不过并没有很多这样的WOW艺术家。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发财的话，不要选择做行为艺术家，这是最糟糕的工作。我曾经没法光靠我的行为艺术生存，很长时间里都是如此。我当时从来没想过这种东西能卖钱。
在我55年职业生涯中，我的成功就在于将行为艺术变成一种主流的艺术形式。当然在市场上，你仍然无法拿行为艺术家和画家相比，画家们能赚很多钱，在职业生涯中期就很富裕了。但是我们作为行为艺术家，我们有坚定的信念，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艺术。所以我并不担心行为艺术家是否富有，这是最能转变他人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拥有强大的改变的力量。
人们叫我“行为艺术之母”（Grandmother of Performance Art），我其实讨厌这个“奶奶”的说法，行为艺术是我的工作。如果把我称为战士那就太棒了，我喜欢当战士，一生都在为行为艺术而战。展览现场：
展览的第一层，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出生背景开始讲起。展示了她的家中书柜，父母的老照片，以及一些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勋章。
36年前的中国之行是这一层的重点，大量当时她在长城沿线徒步、生活的画面映入眼帘。在普通人家投宿，坐驴车，和军民合影，给村民展示摄影机……
展览第二层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些以水晶为核心的互动性的艺术品。穿白大褂的引导人员会在一旁示范、指引，告诉观众如何使用这些“站立装置”“铜床”“人用椅与灵用椅”。
观众参与其中，变成艺术品的一部分——人体与大地的联结，正是本次展览的核心。
某种程度上，这还原了我们熟悉的阿布式行为艺术场景，每个人此刻都成了行为艺术的一环。
进场前，你甚至需要交出手机相机等一切数码产品，禁止拍照摄影。工作人员会为你戴上降噪耳机，全身心游走在她的作品之间：发光的门、布满水晶的木架、盛满草药的浴缸、扫去负能量的鞭条……白大褂们会让你尽量“慢下来”——就像阿布拉莫维奇所说，在里面沉浸几个小时，感受“能量转换”。至于信或不信，以及是否将这样的装置互动体验其视为艺术，取决于你自己。
文、图：Cardi C
部分资料来自Marina Abram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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