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0多年，是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代。少数濒海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借二战之后的工业化、全球化浪潮和“产业梯度转移”红利，已经跨入了发达国家门槛。
而当取得经济发展的成果后，曾是全人类最高生育率的亚太地区，却迅速坠入超低生育率的人类发展陷阱。虽说当某地区进入准发达社会后，人口生育率就开始降低，低生育率似乎已是高收入现代化社会的共同特性。但相较较为缓慢、平滑变化的生育率曲线而言，亚太地区堪称跳崖式生育率崩断。
美国CIA《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2020-2025年生育率的预测（中等估值）报告等2023年数据，虽有些差异，但大体趋势相同。
生育率5.0以上的国家：尼日尔（全球最高，6.73）、安哥拉、刚果（金）、马里、贝宁、乍得、乌干达、索马里、南苏丹，全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全球生育率低于1.25红线的国家和地区，除意大利（1.24）位于西半球之外，新加坡、韩国等，全都位于东亚。相较而言，被广为嘲笑的日本以1.39的生育率尚未垫底。
在亚太区域边缘，澳大利亚的生育率为1.73（联合国数据1.78），澳洲白人女性生育率为1.63，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生育率为2.35。这样的生育率，虽无法改变人口减少的总趋势，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是不错的成绩，在亚太地区更显得相当亮眼。
低生育率与价值观
世界各地针对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多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给予怀孕妇女及其所生育的婴儿一定财政补贴，以及产假优待。而欧美和亚太地区的实践证明：尽管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但在刺激生育、解决人口失衡问题方面效果却并不理想。
现实社会，仅仅采取行政和财政补贴方法，恐怕很难解决生育率快速下降难题。人是有思维、有情感的动物，并非养殖场里的鸡、鸭。人有自我意识、情感需求、价值取向，且现代年轻人，更强调自身的情绪价值。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下降，与结婚率降低高度相关。
采用行政手段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生育率的策略当然需要，但却未必足够。生育率、与婚育相关的人类心理活动，与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高度相关。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特点，被认为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与公司，这本身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因为生育成本的构成之一是女性为了生育放弃的收入与升迁机会，这在传统社会很低，当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之后，这一成本就急剧上升，导致女性生育意愿进而生育率的下降。同时，女性收入上升也会带来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的上升，她们在生育几个子女上也有更大的决策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激进的思想产生：女性要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丈夫和孩子；男性要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家庭与妻子儿女。这些思想看起来挺“个人主义”的，会导向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家庭价值观的解体。经济发达后，似乎必然产生这种激进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观念。
而在曾经传统的亚太地区，这一问题亦颇为严重。由于现代化转型速度太快、“亚太奇迹”经济发展速度太快。所造成的传统观念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价值观撕裂。而西方化的现代司法理念，也正在逐渐改变亚太地区。这一司法理念视女性为天然弱者，然后以偏袒女性的司法立场来实现所谓“性别平等”。这种在逻辑上似乎存在悖论的法律观念，在现实社会中对婚育的杀伤力非常大。
西方这类法律观念和司法实践，正在亚太地区逐步推广。较早进入发达社会的日、韩青年男性，则以全球最低生育率报复之：所谓“平城废宅”“令和废物”、江南Style……秉承“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色为军”价值观。越来越多亚太地区青年男性，在下班之后，“躲进小楼成一统”沉浸在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动漫、说唱、脱口秀……反正房子买不起、婚也不敢结、创业风险大、打工升职难，还能咋办呢？
婚姻的解体
从生物和人类进化历史来看，雄性具有冲动、冒险、扩张的本性，无论在性、家庭、生育、事业……各方面都富有主动性与挑战性，这是男性“狩猎冲动”本能。自从上万年前人类史前社会进入狩猎/采摘生产模式后期，弓箭、投掷式武器、男性群体合作，直到万年之后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男性的生产效率普遍高于女性，体现在生产成果分配方面（现代社会是薪资待遇），男性始终是社会与家庭的主力。因此，传统理念将养家重担大部分压在男性身上，当然责无旁贷。
人类进化，使头颅变得硕大，在出生后甚至十几年都无法独立生存。生育和抚育的极端困难，女性无法单独抚养孩子，这使古代各族群都进化出婚姻与家庭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基础组织形态，使男性必须承担起养家责任。
到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女性私有财产权利被确认并逐渐推广开来时，以女性选举权和“女性解放运动”为标志的平权运动在西方发达社会逐渐产生。二战后，人类社会先进生产模式进入信息时代，目前已进入智能时代边缘，在社会生产分工中，男女之间差异越来越小，从事脑力劳动的女性，薪资待遇与男性越来越接近。女性“平权运动”已不再仅局限于选举权、同工同酬等政治经济权利，已扩展到婚姻自主、生育自主阶段。西方社会很多年轻女性主动不婚、不育，或主动单亲生育。
美国家庭的离婚率已达50%，部分州的无过错离婚率高达70%（不是谁背叛了婚姻，而是双方没感觉就离了），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离婚率和单身率高达90%。美国2/3离婚案由女性主动提出，20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62%离婚案由女性提出。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美国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23%是单亲家庭。美国儿童平均40%属于非婚生，在非裔家庭中此比例高达72%，西班牙裔家庭比例为50%，白人家庭比例为25%。尽管如Thomas Sowell等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对这种非传统、不道德的生活模式深恶痛绝、口诛笔伐，但现代社会这种发展趋势已积重难返、再难掉头，怕是只会愈演愈烈。
在古代社会，采用法律制裁、道德谴责、家族压力、社会歧视等手段，维护家庭完整、打击婚外生育、歧视单亲家庭。现代发达社会，即便加上非婚生育，人口总和生育率也无法达到2.1的长期存续标准线，也就顾不上歧视了，西方率先提出“社会抚养”，对生活困难的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都有生活补贴。是否允许堕胎，始终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选分歧焦点，为维持1.84的生育率，美国政府也很拼，虽无法达标，但在发达国家里算是蛮高了。
生理问题
生育率走低的另一个因素，还有生理问题：以色列希伯来大学Hagai Levine教授团队研究发现，从1973年到2018年短短45年间，全球男性平均精子数量下降62%，精液中的精子浓度下降52%。1973-2000年，全球男性精子浓度下降速度约为每年1.16%，而在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提高到2.64%。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论文《男性低雄激素血症睾酮补充治疗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指出：很多现代男性的血总睾酮(total testosterone,TT)和游离睾酮(free testosterone,FT)水平低于正常年轻男性应有水准，并存在年轻男性TD患者类似临床表现，如性功能障碍、肌肉无力和萎缩、肥胖、骨质疏松、失眠、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绪低落等，不陌生吧？这就是现代都市男性常见状态。
上述问题，与上千种食品添加剂、环境污染、生活压力、时尚却不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关。由于现代教育的复杂、高难度、长期性，很多男性到30岁前后，还在读博士、博士后、双学位、在职研、再进修……为获得更好的职场层级和经济地位，而晚婚晚育。男性的睾酮水准从30岁开始降低，已错过了最佳求偶和生育年龄，且亚太地区的男性普遍缺乏体育锻炼的习惯，体育锻炼可促进睾酮分泌、增进年轻活力。结果，越来越多的男性对异性的兴趣大为降低。
如何提振生育率
我们再看：人口世代更替率能维持在社会稳定存续的2.1这一数值之上的，多为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以及宗教氛围浓厚的印度。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那些地区的食品粗陋，各类添加剂较少。
这类社会的共同特点：经济不够发达、有较强宗教信仰、社会文化相对保守。他们的发展水平不理想，经济增速不快，生活水准不高，但却拥有能够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生育率。这就有可能产生有趣的发展趋势：几代人之后，发达社会的原住民因生育率太低，在生物层面上被逐渐淘汰。那些原本归属Tom、Jack、Mike的房产，将逐渐改名为Ahmad、Rodriguez、Singh……那些豪宅的前主人已经离世、没有后代，外来人直接拎包入住，又有何不可呢？
英国普通法系本就支持占有无人认领的空房，而在北美社会已经开始了类似的鸠占鹊巢行动。且民主党非常支持这种“盘活沉睡资产”行动，外来移民的“零元购”，可不会止步于超市的食品和专卖店的苹果手机。因此，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速度不行，却也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因为拼长跑的耐力，他们未必会输给发达国家。
近期与一些“亚太边缘区”澳洲人沟通，发现那些被嘲笑为“袋鼠区”的人，其社会关系与生活氛围，比亚太社会核心区要简单、欢快得多，澳洲的男女不但对婚姻、爱情、性、生育……持更加乐观和开放态度，且拜金程度有限，更重视生命的欢愉，他/她们还特别重视在男女交往中，尊重对方的快乐，以换取回报、成就自己快乐的理念，这是东亚地区两性关系中，比较缺乏的部分。很多澳洲人确比日、韩等东亚人更加乐天派，相对而言更敢生孩子，哪怕单亲抚养也敢生育。
这与澳洲地广人稀、人与人之间安全边界较宽的自然与社会特色有关。澳洲自然资源丰富，民众不靠巨型制造业规模谋生，无论是悉尼还是堪培拉，都没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样子，也缺乏劳动密集型工厂，当地人的生存压力较小，所以特别重视性的重要性，相对而言生育率稍高。虽达不到2.1的理想数值，但相较韩国那接近1的恐怖生育率，比韩国早发达几十年，人均收入高出韩国近60%的澳洲，生育率能高出70%，在亚太生育洼地里，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发达经济体里，也已经接近美国的生育率。
亚太地区的族群，大多已淡化了自己以前的佛教等本土信仰以及儒学等社会伦理，转而成为所谓“工业党”，即追求现代制造业的财富效应、物质效应、重物轻人、拜金主义，而忽略了传统信念、信仰、理念、价值观等形而上的东西，结果立竿见影，在1-2代人时间里，婚育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达到全球垫底。
那么，如何在尘世喧嚣的现世，重建信仰、信念，在价值观层面和文化传承方面，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相互爱慕，而不是继续鼓噪“三国杀、韩式罪案剧、族群仇恨、性别对立”等思维，恐怕真是世纪级的艰巨人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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