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75岁华诞之际，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天安门广场，12.3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市民游客，共同见证全年最庄严的一场升旗仪式。我并没有到现场，但也深受感染，思绪万千。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学生，新世纪以来长期驻外的记者，我不由地回忆起了跟随祖国外交共进退的那些或激情燃烧或金光灿灿的岁月。
我今年69岁，在1962年就读北京市育新小学。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十三周年，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好起来。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年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中国重重围堵的年代。我们这些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
1960-1970：国际风云变幻的“革命”烙印
我们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支援世界革命，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全面封锁和围困的年代。
记得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先后发表了：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
《关于支持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先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还为人民日报修改了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旗帜鲜明地支持古巴革命。
197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5.20声明”，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毛主席的那些谈话与声明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时非洲国家的几位领导人如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都先后到中国访问。最著名的当属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了。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充盈着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激情，洋溢着对世界亚非拉人民和他们领导人的热情中。
这种激情甚至影响到学校班级的黑板报上，即使是在我们小学四年级的班级黑板报，也是每天报告越南南方军民打下多少架美国飞机，国际上发生多少反对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我们的寓教于乐活动就是，小朋友们把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当时被称作人民公敌的蒋介石模拟漫画头像当作活靶子，用弹弓“射击”，看谁打得准。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小朋友几乎是爱憎分明。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呼声在所有当时举行的各种反对帝修反和支援亚非拉的集会和游行中必然要喊出的口号。
因此那时我们都对很多国际时事了解得很多，虽然不深。例如巴拿马运河事件、美国和比利时干涉刚果（利）（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事件、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与美国闹独立性事件、赫鲁晓夫下台事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等震惊中外的消息，每件大事的发生都对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是个震撼。而且我们一直信奉毛泽东主席的一条语录，“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记得小的时候，国际环境对新中国是十分险恶的，在中国周边，出现了反对中国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带有侵略性的美国军事集团和同盟。当时的美日安全条约，美国-南朝鲜条约、东南亚条约等等，都是针对中国的。
而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组织的支援亚非拉、反对帝修反的群众集会的游行此伏彼起，我们伴随着当时的革命气氛成长，革命的意志和信念也随之成长。
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持续了11年（从1964年算起），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最大。因为从肯尼迪的特种战争战略到约翰逊的逐步升级战略，我们都经历了，而且耳熟能详的是那些越南革命者和领导人的名字，如民族英雄阮文追，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
当时的一种感觉是中国的周边充满着革命火种，当权者几乎全是敌人。我记得从韩国起一直到整个到东南亚，到处都是反华和反人民的傀儡集团和反动集团。如日本的佐藤反动政府，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集团，柬埔寨的朗诺-施里玛达集团，泰国的他侬-巴博集团等不一而足。
由于当时我们年纪小，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判断能力，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全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基本思想、支援亚非拉人民的基本理念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脑海中。全国人民就跟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各类声明、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时没有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报道看世界。
我记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夏青、齐悦和虹云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播音员。他们庄重的声音带给我们的庄严感、尊严感。我们亲身经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从不友好国家到友好国家外交进程。参加过接待埃塞俄比亚领导人海尔·塞拉西一世访华的盛大欢迎仪式，参加了毛主席发表著名5·20声明的首都百万人群众大会。
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在1965年9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不畏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铿锵有力、震撼世界的谈话。
陈毅副总理当时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元帅外交家。我们还能记住他当时谈话的细节。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
“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
我们当时很小，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都不懂，但对陈毅副总理的讲话甚至都能够背下来。当时我们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少年儿童，我们觉得陈毅副总理的谈话特别提气，大长了中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
进入了中学，支援越南人民和反对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成为当时支持国际斗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主线。从1962年到1971年，在我9岁到16岁之前，我们真正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我们当时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
当时全国只有7亿人民，“也喊出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等这类口号。这些口号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感到十分陌生，而对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仍是历历在目。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快快长大，当好反帝反修战士，总有一天，会被派去支援世界革命。这种革命激情荡漾在整个社会，也使得我们懵懂幼小的心灵被涤荡着，一直似乎在思考如何支援世界革命，投身到世界革命当中去。
1970年代：外交冲击波
1970年底到1971年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国也在经历过新的变化。
最突出的是，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北京之行和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0年3月，美国入侵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被朗诺集团赶下台，周恩来总理亲赴机场迎接他。
当时我们都还没反应过来，时代巨变正要发生。
当时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议已经恢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在外交场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以前都是用共产党中国的说法），但毛主席还是在5月20日发表了著名的“520声明”，提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
我们也根据学校的统一要求，参加了5·20声讨美帝、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尽管这种规模的群众大会经常搞，但秩序井然，从未出现过混乱。而毛主席在1970年在天安门城楼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到国际风向要变，我国的外交政策也要变。
当时大家对大的世界格局看不太明白，只是坚定不移地跟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断适应，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领悟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随着我国在联合国代表团席位的恢复，随着尼克松访华，在1970年底到1973年，我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首先是加拿大、意大利，随后是埃塞俄比亚等第三世界国家。但当时中国的外交是偏向于第三世界的，所以每当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祝贺我国与某国建交”这样的标题，而对于中加、中意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建交，尽管意义重大，但人民日报社论则用了《欢迎中加建交》、《欢迎中意建交》这样的标题，体现我国心向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的基本方针。
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以及第26届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事件，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
我记得乒乓外交发生后，在我们学校出现了乒乓球热，当时学校没有多少乒乓球台，大家就把课桌拼起来，作为乒乓球台，挥拍上阵。同学们对当时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中国国手庄则栋、瑞典名将本格森和日本名将河野满以及小和田敏子等都是记忆犹新，对他们的乒乓球球技也会有意模仿。
当时，我记得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中年人一直在背诵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全文。当到了终点站时，乘客们纷纷下车，但他还是没有背完那些为中国投赞同票的国名，于是不论是司机还是售票员都不好意思请他下车，而是等到他把最后几个国名背完，自己昂首挺胸地下了车。车下还有一些没有离开车站的乘客，也在耐心等待，为他鼓掌，我当时也在鼓掌的人之列。如果这位乘客有幸活到今天，大概也有100岁了。
我至今也能背诵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新闻稿，“新华社1972年2月21日讯，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
一般而言，凡是说“坦率的谈话”，往往就是分歧很大，很多问题上谈不拢。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毛主席当时与尼克松总统谈话谈得非常愉快。随后发表的《上海公报》和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后我在一些单位表演节目时，还背诵过这段新闻词。只不过加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一毛泽东主席的荣誉称谓。
自从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就纷至沓来。他们当中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英国首相希思、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施密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访问更是应接不暇。
我印象最深的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到中国访问时，毛主席在接见他的那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同时令中国人民感到十分兴奋的是，就是在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出山工作，他作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主持和参与了多场重大的外交活动。特别是在1974年代表中国发表的联大讲话，1975年一直接待、陪同对中国友好访问的朝鲜金日成主席，以及代表毛主席接待美国时任总统福特和在1975年以周总理的名义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邓小平同志在1974年到1975年的外交活动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交活动的延伸与发展，他很有气势的外交活动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两年。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举国悲痛，举世瞩目。联合国大会分别下半旗哀悼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全球都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表达悲痛与敬意之情。不论是在1月9日（周总理去世的第二天）还是9月10日，全国人民一片哀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惊天地泣鬼神，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真实情感。我当时在一次发言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毛主席却离开了我们”。我的话未落，全班同学一片哭泣声。我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三天，荣幸地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未盖棺时的遗容。
接着发生的事，用当时的话说，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而后是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出来工作。
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时期的外交硕果
邓小平同志是对新中国外交做出不可替代贡献的中国领导人。记得当时（1977年）最著名的电影是老片子《甲午风云》，普通的老百姓把当时的北洋水师军舰“致远号”的管带（舰长）邓世昌比作邓小平。
当电影台词中出现水兵头王国昌喊道，“给邓大人请安”时，整个电影院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欢呼声，甚至有人流下了眼泪，说明整个民心不可催，不可侮。
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对中美建交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以及他在75岁高龄时访问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在接待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时的英雄气概。
邓小平同志说，香港不是收回不收回的问题，而是何时收回和用什么方式收回的问题。如果说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的话，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坚定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妥善解决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中印关系，中韩关系、中沙关系、中以关系等一个个老大难问题，同时也为中国成功与和平收回香港和澳门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同志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式恢复，非常令人振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迄今对我们开展国际斗争都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在那个年代是中国外交的集大成者。
应当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外交非常绚丽灿烂的时代。即便如此，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绝不含糊，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权利，决不做外国的附庸，决不吞下外国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人们印象最深的事是1984年的国庆阅兵和游行。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以80岁高龄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在游行行列中展开了“小平你好”的巨幅标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同志的由衷爱戴和尊敬，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意志。
我那时29岁，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那时是另一种充满激情的岁月，即奔小康、实现四化的时代。
应当说，从1962年到1988年，是我人生从幼年到中青年的漫长过程，我们经历了从毛主席提出的战争与革命阶段，到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阶段。经历了中美对抗到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中苏决裂到中苏和解的大演变，经历了日本从敌人到友好邻邦的全过程，经历了我国周边环境从恶劣到改善的全过程，经历了我国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全过程。我为能亲身经历这些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而后的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又延续了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完成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恢复了短暂危机之后的中美关系，并为我国的发展赢得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新时代：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
我们还深切感觉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对外工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的国际声望不断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建党百年之际，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来1500多封贺电贺信，共襄盛事。
目前，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我国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同世界各国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建交国总数增至182个，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关系，许多国家成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永久性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朋友圈”不断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150多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
全球大疫情期间，我国同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我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正能量，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与使命，累计派出5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我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
同时，中国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多年来为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了30%。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出席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整体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六大主张和“十大伙伴行动”。此次峰会明确了新时代中非关系新定位，开辟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境界，擘画了新时代中非合作新蓝图。
当今的中美关系，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年同样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习主席说，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习主席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也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欢迎。地球就这么大，人类面临这么多共同挑战。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需要“同球共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福祸相依，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应该为实现共赢、多赢凝聚最大共识。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在本世纪初，我被派往光明日报巴基斯坦站工作，并在那里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我亲身经历了两次自杀式恐怖袭击，采访过塔利班战俘营，观摩过巴基斯坦陆军对TTP（巴塔）的炮战，直接到前线观摩战斗，直接经历了巴基斯坦战火纷飞、恐袭频繁的年代（2003到2014年）。身在异乡，深刻体会到祖国和平发展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工作过程中，我曾与时任美国参议员的拜登（后任美国总统）、克里（后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后任英国首相）、德威斯潘外长（后任法国总理）、卡尔扎伊总统（阿富汗）、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见过面。也先后在巴基斯坦多次采访主要领导人穆沙拉夫总统、扎尔达里总理、纳瓦玆·谢里夫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总理、伊姆兰·汗总理、阿齐兹总理、吉拉尼总理。后来我又到伊朗工作，在伊朗见到过鲁哈尼总统和哈梅内伊最高领袖以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担任过17年外长的韦拉亚提先生。
这些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而且与国际大人物在一起互动交流，深感自己这样一个小人物也能代表中国做大事，这与幼年时的革命激情似乎形成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呼应和对比。
我也经历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开启年代，感受到中巴两国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和比刚硬的铁杆友谊。总之，在巴基斯坦的工作经历是丰富的、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