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只是资本赚取流量的工具吗？

维舟

2024-10-11 19:01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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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戴锦华认为女权已成为资本赚取流量的工具，没有推动大的社会变革。

02然而，现实中的女权主义话语是随着个人觉醒到来的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

03戴锦华对当下女权主义的误读在于，她将女权话语看作是倒退，而实际上那是断裂。

04政治学者林垚认为，企业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应该接受，而不是批评它们向政治正确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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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后觉地，我日前才看到戴锦华先生三年前的一次发言，其中她强调，“女权已成为资本赚取流量的工具”：
资本主义尤其是当下的资本主义，它甚至不维护男权，只要能够创造利润，只要能提供更高的利润，它就会去拥抱、会去青睐、会去辅助。 
虽然她也承认，20世纪最具创造性的批判理论所围绕的三大主轴（阶级、种族、性别），如今性别已是硕果仅存的了，但在她看来，当下的女权主义并没有推动多大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从劳动和生产关系角度入手，发现只是“性别区隔变得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必须依赖的因素了”，然而所谓的“平权”并没有带来整体的改变：
这场新所谓新技术革命造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在整体地改变劳动力结构的情况下，整体地制造弃民，一部分人成为绝对的剩余劳动力。于是逐级向下的排斥结构仍然延续着两性，延续了所有的歧视和偏见，阶级、性别、种族的其实偏见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这个排斥过程当中，女性仍然是那个弱势，是首先被排斥的段落。所谓的平等或者平权的经济实践只发生在某一个社会层次，而不是发生在整体的社会层次之间。
也就是说，她虽然同情女性居于弱势的地位，但不相信当下的女权主义话语能带来整体的社会层次之间的变动，那势必要有赖于更宏大的生产关系解放才行。其结果，在她看来，当下盛行的女权主义声浪，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是资本挑动两性对立的把戏，所谓“两性战争”是处于一种“倒退的状态”。
如果说是“倒退”，那么之前更“进步”的是什么样？她在2023年的一次专访中说道：
不要忘记，新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深广的妇女解放进程。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的平等保障下，我们那个年代的女性确乎有着更大的自主空间，精神的、生命的、行动的独立似乎是某种无需自觉到的状况。

而今天，女性需要为不婚不育去声明、去解释、去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是某种清晰的倒退痕迹。事实是，性别议题与现实从来就不是一个渐进的、线性发展的过程。整个中国社会的性别结构状态，其实是在一个不断经历倒退的状态之中。
至此可以看出她作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她怀念的是当年的那个“妇女解放过程”，女性可以进入自主空间，当下女性所为之争取的，那时候就已经得到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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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并不是女性解放的欢乐时光。贺萧《记忆的性别》一书访谈了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陕西女性，发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好些老年妇女把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年误称为“旧社会”，那是她们受苦的日子。
没错，“解放”让她们进入了公共空间，但且不说底层妇女之前就已经参与了那样的劳作，而且她们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权利”，其实是国家总动员的需要，且她们的劳作中仍然处于结构性受歧视状态：
妇女所得的工分一直比男人的低，虽然适合妇女的任务在不断地增多。积极分子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同男人平等的，但无论是在田里还是在家中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和薪酬差距）都被广泛地视作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对也许是大部分的劳动妇女来说，获得“解放”的结果是自己更劳累了：她们被鼓励走出家门工作，然而家里面的所有事却无人分担，几乎每个受访的女性都谈到她们筋疲力尽的生育经历和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她们没有像男人们那样吸收了国家话语，把自己的状况描述得欢欣鼓舞，而是诚实地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在记忆中将之混同于“旧社会”。
这是戴锦华观点的盲区，但她为什么会看不见？我想是因为，她所秉持的，其实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由此她认定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女性的权利地位“应当”更好，但看不到、或忽视身在其中的个体所遭受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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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世界妇女大会邮票
公平地说，这倒也不是她所独有的。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就有不少国内学者（当然也包含诸多女性）惊讶，怎么发达国家的女性还在争取那些权利？中国妇女早就都有了！
正是因此，像戴锦华这样才把当下的女权话语看作是倒退，不屑地看作是“资本挑动两性对立”的把戏，然而，坦白说，这根本是对当下女性主义的误读。她已经与这个现实语境脱节了，透过旧有的棱镜，无法理解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以为只是发生在原有状况延长线上的倒退，而实际上，那是断裂。
简言之，早先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是集体主义推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解放，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计划；然而今天的女权主义话语，则是随着个人觉醒到来的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女性从未如此能动地批判审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困境，那和之前的“妇女解放”，完全是两码事。
当下女权主义的兴起，只是资本赚取流量的工具吗？这说得仿佛是资本别有用心地操控女权话语，制造性别对立，然而，在结构性不平等尚未消除之前，就不要假装“和谐”了，不如坦率承认身处不利地位的个体有权追求伸张自己的权利诉求，难道此时，没有媒体去给她们提供发声渠道，没有资本支持，才是更好的吗？
政治学者林垚在《空谈》中认为，如果赞成“市场自由”，“如果你认为企业有权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者的偏好，那么理当接受企业为了利润而迎合消费者的政治偏好（包括将遭到目标消费群体反感的产品下架），而不是批评它们‘向政治正确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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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是戴锦华的左派立场和娴熟理论，遮蔽了个体的女性处境。如果是这样，那意味着她实际上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幸运地处于一个优越地位，别看她侃侃而谈女性的弱势地位，但她并不清楚在她所推崇的妇女解放时期，底层女性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并不因为身为女性就天然地更理解女性的处境。
说实话，我还是略有点失望的。读大学时，就有北京朋友去听完戴锦华的课，回来兴奋地跟我说收获良多，还说戴老师的一句话让她深受鼓舞：“一个有思想的女性，无比强大。”
为什么像她这样一个有思想的女性，会这样误读当下的女权思潮？
我猜想，也许原因在于，她虽然身为女性，但并没有把这看作是自己最为根本的身份——她是一个研究更宏大学术议题的学者，或许都未必愿意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女学者”。
在很多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身上，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汉娜·阿伦特几乎从未就性别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因为她自视为严肃的哲学家，兴趣本来就不仅限于性别问题，她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者的轻视甚至相当尖刻。
阿伦特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珍妮弗·内德尔斯基（Jennifer Nedelsky）有一次佩戴了一个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的小徽章，阿伦特看看她，又看看小徽章，然后指着徽章，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说道：“这个不严肃。”
从“女权已成为资本赚取流量的工具”这句话里，也能嗅出同样的轻蔑意味，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放一放，先抬头看看个体的真实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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