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总统选举前不到一个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对手特朗普仍然势均力敌，哈里斯的领先优势已缩小至仅三个百分点。
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星期一（10月7日）完成的四天民调，哈里斯以46%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的43%，调查误差范围为三个百分点左右，而在9月20日至23日的上一次调查中，特朗普落后了六个百分点。
一般认为，民调机构是亲民主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特朗普已经跟哈里斯打平，甚至反超。
众所周知，特朗普归来被普遍认为是2024年全世界最大的“X事件”，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有可能发生怎样的风险呢？
前文解释过，特朗普是经济鹰派的典型代表，对关税情有独钟。
2018~2020年间，美国政府把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25%~30%的水平，并整体上维持到拜登时期。
而在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中，特朗普威胁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叫嚣对中国产品加征60%的关税；假如真走到这一步，无疑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冲击，也会进一步抬升美国国内的通胀。
实际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向来存在分歧。
民主党是比较温和的，拜登政府目前的策略叫做“小院高墙”或“大院高墙”，即把一部分关键领域先划出来、保护起来，剩余的非关键领域则维持跟中国正常交流贸易。
民主党人认为，跟中国保持一定的经贸关系可以缓冲中美之间的安全冲突，假如双方真发生“硬脱钩”，将意味着除军事压力外美国不再拥有任何影响中国政策的手段，相当于提前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
与民主党不同，共和党内部的意见比较分裂，建制派共和党人的观点与拜登政府类似，但鹰派的立场却是不想跟中国玩了。
美国极端经济鹰派主张“及时止损”，要求政府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指同意中国加入WTO），不再与中国做“危险的纠缠”，努力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设置，实现经济层面的硬决裂。
有美国学者还做了一个比喻：“华盛顿必须停止试图修复这段破裂的婚姻，并以不可调和的分歧为由，迅速离婚。”
除此之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产业重视程度上也存在较大不同。
特朗普的支持者有许多是中下层白人，因此他更看重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甭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能创造就业就是好科技。
拜登政府的重心则高度聚集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能源领域，像AI、半导体、电动汽车等，而特朗普对培养这些兴趣不大，且尤其排斥环保等绿色概念产业。
2019年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中美两国谈判代表团。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国外交和经贸领域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力道相对可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及中韩关系都还不错。
欧洲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均为“战略自主派”，当时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还曾呼吁欧洲与中国走“自己的路”，与美国“保持距离”。
日本方面，相对于岸田时期的“一边倒”，安倍晋三的手腕其实非常灵活。
韩国方面，当时恰逢亲华反日的“温和派”文在寅执政，半岛南北方经常互访，局势远不像今天这般紧张。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发生了重大转变。
俄乌战争的爆发给中欧关系造成重创，欧盟内部有很强大的声音认为中国也是危机的“责任方”之一，因此原则上响应了拜登的“去风险”策略，这使得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经贸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同步。
至于说日韩，岸田文雄和尹锡悦政府“相逢一笑泯恩仇”，双双被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体系。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不是在跟美国进行双边竞争，而是与整个西方阵营的竞争。
那么美欧关系和美日、美韩关系会不会因为特朗普归来而产生裂痕呢？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但即使出现退步，中国想要恢复到2017~2020年间与欧、日、韩的关系也会很难。
实际上，这两年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产生的历史影响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地缘政治越紧张，发达国家共同体就越团结。
一种最危险的场景是特朗普吸取上一任期的教训、采用现实主义策略联合盟友对华经济施压，这将给中国造成远超中美贸易战的压力。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的全球化机遇并不是常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后三十年的国际和平和全球化浪潮只不过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的沧海一粟。
在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充满保护主义的大国竞争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