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让人类逼近各种边界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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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马斯克旗下公司声称第二例脑机接口人体移植“进展顺利”。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非天然”，“人”的定义是否会随之发生改变？如“忒修斯之船悖论”所昭示的那样，当我们换掉身体的某个器官或者一定比例的肉身之时，我们是否还是自己？这些硬件、软件的升级会给人类的传播带来哪些变革？

2022年6月15日，赛博格彼得2.0在与“渐冻症”抗争5年后溘然长逝。2017年，英国人彼得·斯科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博士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病（俗称“渐冻症”），他快速丧失全身技能，被预判只能活到2019年底，而且晚期生命质量堪忧。于是，他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替换为机械，主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cyborg）。尽管没有如他憧憬地那样再活20年，但是通过不懈努力，彼得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至少两年半的相对高质量的时光。更重要的是，他的坚持和探索激励着世人对抗疾病的勇气，更让人反思人何以为人的真谛。

然而，彼得2.0的故事带来了学理上的难题。美国传播学家弗兰克·比欧卡（Frank Biocca）早在1997年就提出“赛博格困境”（the cyborg’s dilemma），指出技术越是提供“自然的”具身的交互界面，技术越是将使用者变得“非天然”。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非天然”，那么“人”的定义是否也随之发生改变？正如“忒修斯之船悖论”所昭示的那样，当我们换掉身体的某个器官或者一定比例的肉身之时，我们是否还是自己？而这些硬件软件的升级会给人类的传播带来哪些变革？在这一背景之下，马斯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种种举措与突破所带来的激烈争论便不足为奇了。

脑机接口并非最近才兴起的技术。早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球仪式上，28岁的截瘫青年朱利亚诺·平托在全球数十亿观众的注视下，借助基于脑机接口技术开发的辅助装置，完成了巴西世界杯的第一次开球。此后，围绕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便一直持续。

作为一个硬核科幻迷，马斯克一直拥有征服太空、人类空间移民的梦想。这样的背景之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与星链计划、SpaceX公司并存时，便不显得那么突兀了。因为人类的太空移民计划依然面临着来自人类自身局限的挑战。而脑机接口技术作为一种硬核的赛博格技术，便是实现人类自我增强的开始，让人类最终能够适应外太空环境。当然马斯克也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当下技术的局限使得它只能用来做疾病方面的改善，比如老年疾病或者残障的辅助手段。然而，就像他在访谈里面提到的那样，他不能保证十年之后我们可以用脑机接口技术来做什么。脑和脑连接起来，让我们的交流突破语言的界限，能够做到更多的心领神会或者天使般的交流，也许真的会成为现实。

除此之外，意识上传和数字永生也许会成为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观察马斯克的科技版图就会发现，从发展火箭到征服外太空，同时人类现在能做准备的事情便是脑机接口。所以他核心想做的事情并不是把每个人的大脑连接起来，而更多是意识上传，即数字生命问题，或者说，数字永生和意识上传是一脉相承的。这可能是人类下一步将面临的事情。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十年以内脑机接口技术主要用在医疗领域，但是可能十年之后，则更多是用在上传我们的意识和创造数字分身等问题上。

正如人类学家哈钦斯所说，人类可能只是一个分布式的系统，我们和机器并不存在一个纯天然的人机二元对立的情况，即我们和机器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思想是延续在机器上面的。人机共生是一个既成事实，而脑机接口技术的兴起则将人机共生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纵观信息传播技术（ICT）发展史，我们会发现ICT有两个大致的发展路径。第一条路径可以称为“维特根斯坦路径”。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人语言的世界即其世界的边界。在这一路径下，最典型的就是ChatGPT，通过使用人类的自然语言，用户可以与目前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进行沟通互动。然而，我们也看到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的兴起，旨在探索如何以更好的提问方式让机器给出更优的结果输出，而所谓最好的提问方式的标准是按照机器来设定的，即以机器最懂的方式。例如在百度公司提供的官方训练文档中，给出了优化提示词的“万能公式”：prompt=任务+生成主体+细节（可选）+形式（可选），正常人不会在口语中如此说话：“我希望你充当讲故事人，你要想出一个童话故事，要求内容积极向上，包含中华文化，且与猫有关，请用广东话讲一下。”但是在生成式AI时代，这变成了一种通用有效的说话方式，以产出最优解。我们看到，如果说人类的话语在此之前还是100%人类状态的话，那么此时已经慢慢向机器语言（或者机器的语言）演进了。

回到维特根斯坦路径，我们在不断逼近语言的各种边界。我们也已看到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巴别塔建造的失败问题。语言之间翻译切换的时候，不可避免会造成很多缺失，比如高语境文化中存在很多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在翻译过程中很容易丢失。很多人类的体验通过语言的简单处理，极易损失诸多内涵。人类通过语言能表达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是不可言说的，这就会出现交流失灵的问题。因此，往维特根斯坦路径上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

而脑机接口技术出现则呈现了另一种可能路径，即“三体人路径”。借助科幻作品《三体》中三体人的概念，此处的“三体人路径”指的是不需要借助语言，而是通过脑电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在数据化的极端情形中，万物皆可量化，不管是情感还是任何其他东西。即使是爱情这样的人类情感，只要找到合适的参数和指标也可以被量化，最终转化成数字信号。所以如果脑机接口能够突破语言的局限，我们就可以选择一条不同于语言的路径进行交流。当然这条路径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小说《三体》中讲到，三体人的交流方式让人类的阴谋诡计、智谋这样的“优点”无处安放，因为每个人都差不多是一个透明的状态，一个人的任何想法会被别人立马捕捉到，近乎心灵感应的情形。然而，脑机接口这样的路径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的交流可以绕开语言展开。

从功能角度来说，每一种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其出现可能带来一些对人类的改造，诸如人类社会的一些结构性变化。而从自然语言和机器语言的区分视角，自然语言可能是镶嵌在更广义的语言之下的。我们今天通过自然语言解决不了的事情，并不代表其他更广义的语言不能解决，比如机器语言。就像著名科幻小说《雪崩》里讲的那样，因为感染了一种机器的病毒，人的大脑最终崩溃，其根源在于人类的语言和机器的语言在底层上是同源的。这部小说可能受到当时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热门观点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人类和机器的区别，但是机器的生成是人类基于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去建立起来的，其底层很可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觉得它与人类有区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足够的底层，当走到足够的底层时，或许会发现彼此是相通的。

探讨未来人类是否拥有不接入脑机接口的权利问题之前，数字断联的权利讨论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使用微信社交，看似每个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微信。但由于权力结构的存在，实际上用户往往不能够主动选择数字断联。主动断联会带来很多社会压力：如果断联，我的上级找不到我怎么办？我的社会关系该如何维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便会接踵而来。类似地，如果未来脑机接口相当普及，可能也不是每个人想什么时候退出就可以自由地退出来的。

至于与此相伴而来的个人隐私问题，这和我们今天谈论的大数据时代、算法时代的隐私问题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隐私是一个人对有关他/她自己信息的控制，它并不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概念，在人类漫长的群居生活中，并没有隐私的一席之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隐私权才慢慢被认为是人格权的一部分。1890年，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轻法律学子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他的法律合伙人塞缪尔·沃伦（Samuel D. Warren）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一文，才正式开启了法律层面对隐私的关注。沃伦和布兰代斯最早提出的隐私概念包含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这实际上是针对轻便照相机带来的负面后果的学理反应，因为一个人在公共场合中可能被偷拍，而偷拍的照片可能会被用当时新的印刷技术印刷在报刊上，私人空间因而被大大缩小。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从概念提出之初至今，隐私的定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各国的法律中都基本认为，在公共场所中活动的人不能要求隐私权。因此，伴随着技术不断地更新迭代，公众对隐私的认识也会不断地变化。我们今天讨论大数据的所谓一些行为数据、手机定位或者个人APP的使用，现在认为是很重要的隐私在以后可能也不算什么了。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对于个人最私密的信息的控制无疑将会是脑机接口时代一个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