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以色列的失败悖论：国家的军事成功如何正在导致政治失败

以色列的失败悖论：

国家的军事成功如何正在导致政治失败

文 | Aluf Benn

翻译 | 义德

来源 | Foreign Affairs

2024年10月6日晚，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宣传和祭奠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图源：法新社

10月7日，哈马斯令以色列著名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大吃一惊。多年来，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准备入侵以色列并杀害以色列人，并绑架其士兵和公民。但他们不相信哈马斯敢于或能够成功实施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更广泛的以色列公众都认为，以色列重兵把守的南部边境是如此坚不可摧，力量对比则是如此有利于以色列，哈马斯永远不会挑战现状。

但哈马斯确实发出了挑战。在哈马斯袭击之后，以色列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切都变了”。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袭击打碎了以色列人的基本自信，颠覆了他们对国家安全、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长期信念。随着以色列国防军未能阻止袭击，也未能及时拯救边境社区（指以色列在其北部以及南部所谓“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建设的定居点——译者注）、军事前哨和音乐节上手无寸铁的观众的细节不断涌现，其领导层几乎在一夜之间威信扫地。

在10月7日之前的九个月里，内塔尼亚胡曾试图对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意在限制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技术官僚等国家机构的独立性，从而使得他的右翼和宗教盟友获得更多权力。这次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Yariv Levin）现在几乎销声匿迹，大抵是为自己在哈马斯进攻使以色列注意力分散而感到懊悔不已。内塔尼亚胡组建了一个代表常常激烈对立的不同政治派别的联合战时内阁，并在数天内召集了约25万名预备役军人向加沙发动反攻。

从最初的震撼中恢复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了复仇。肩负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的任务，它将加沙的大片地区化为废墟，使近200万加沙人沦为难民，并杀害了超过4万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方评估，死者中约三分之一是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有效地阻止了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摧毁了其在加沙的大部分地道系统。它宣称这个昔日组织严密的恐怖组织已被击溃，成为零散的游击部队。

但是，即使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加沙约三分之一的领土，目前的局势对许多以色列人而言依然更像是失败。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已全面动员，并受到美国政府几乎毫不动摇的支持，但自10月7日袭击起处在同一领导班子指挥下的这支军队仍然未能取得胜利。哈马斯尚未投降，约100名以色列人质仍在加沙，而根据内塔尼亚胡的公开声明，其中约半数仍然存活。

与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的孤立状态以及该国越发暗淡的经济前景相叠加，这种灾难性的停滞状况造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无望和绝望感。但是事实的矛盾之处在于，自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面相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北部和南部边境社区的居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以色列当前多线作战的状态非但没有使本国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反而加深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业已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裂痕。出乎双方的意料，内塔尼亚胡继续充当着以色列政坛的重心。使他得以继续掌权的右翼联盟加大了对粉碎巴勒斯坦建国运动和“取代以色列精英”的追求，其中，后者不过是摧毁以色列民主和自由主义制度的委婉说法。

9月17日，以色列军方开始对其最强大的邻近对手——黎巴嫩真主党发起一系列越发大胆的反击，真主党在哈马斯进攻以色列南部的第二天就在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以色列暗杀了长期领导真主党的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自1992年2月前任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遇刺身亡以来一直担任该组织领导人——译者注），并向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地面进攻。以色列主流媒体的大部分评论都将北部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视为一个机会：以色列不仅可以击溃真主党，还可以向自己证明，它终于摆脱了满是创伤和脆弱的一年，证明它又变回了熟悉的那个聪明、强大、技术上令人畏惧，且举世闻名的自己。但是，正如加沙战争并没有像以色列人所预料的那样改变以色列面临的危急现实一样，除非以色列直面其在巴勒斯坦政策以及国内政治上必须做出的更深层次改变，那么这条新战线同样不会有所助益。

10月7日袭击发生一周后，如果你告诉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比比”（内塔尼亚胡的绰号——译者注）一年后仍将担任总理，他的权力由同样的右翼联盟支撑，哪怕此人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他依旧可能不会相信你。纵观以色列历史，在国家发生最严重的安全灾难之后，其对应的文官政府最终都会倒台。当军队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82年入侵黎巴嫩遭遇失败后，愤怒的预备役军人从前线返回进行抗议，并迫使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1969至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和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1977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辞职。在这两次事件中，政府都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就可能的错误开展广泛调查。

我们有理由想象内塔尼亚胡的表现会更糟。从政几十年来，他一直以“安全先生”自居：他声称自己比以色列的将军们更了解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在他看来，那些将军胆小怕事、缺乏想象力，而且过于迎合美国的意愿。他最棘手的政治对手都是曾出任以色列总理或防长的前军事指挥官，如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本尼·甘茨（Benny Gantz）和现任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就传统而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的最高层一直由自由主义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Ashkenazis，指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社群——译者注）把持，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则发誓要取代这一建制。也正是这一派在内塔尼亚胡年初提出全面司法改革后领导了反对这一改革的民众运动。

然而，内塔尼亚胡得以持续掌权或许是过去一年中对以色列历史常态的最大突破。时至今日，内塔尼亚胡仍拒绝承认对以下事实负有任何责任：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许多人受到侵犯或受伤；250名人质遭到绑架；繁荣的边境社区在一天之内遭到大规模破坏；以色列北部社区随后的疏散。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在2023年末一度跌至谷底。虽然此后其支持率稳步回升，但仍落后于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等反对派人士。以色列主要新闻频道Keshet 12在纳斯鲁拉遇刺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以色列现在举行选举，那么目前在以色列议会中占有68个席位的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只能赢得46个席位。作为一名民意调查的忠实读者，他深知以色列民众的愤怒，因此采取了多方面的策略来继续执政。一年来，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一直坚称10月7日事件的责任完全在于以色列国防军和负责监控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门“辛贝特”（Shin Bet，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区别于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摩萨德——译者注），以及抗议其司法改革努力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威胁拒绝参加军事任务的预备役军人。

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的政治光谱

数据来源：SWP

通过推卸责任并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政治集团，内塔尼亚胡避免了对他可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调查，这一调查的范围可能包括：他与哈马斯共存的政策、对军方和情报机构关于以色列即将受到攻击的一再警告置之不理，以及他削弱以色列过往的和平伙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的努力。

由于害怕在投票中落败，并在同时想方设法推迟进行中的腐败案审判，内塔尼亚胡也设法避免了提前举行大选。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延长加沙战争、将作战范围扩大到黎巴嫩，甚至不惜以放弃加沙剩余人质为代价避免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与此同时，这些人质正在加沙剩余的隧道中遭受酷刑、饥饿甚至被杀害。

为了保护自己，内塔尼亚胡向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们让出了极大的权力，而后者则强烈反对任何会导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或从以色列监狱释放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人质互换协议。这实际上代表着以色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以色列人向来以不惜一切解救人质和战俘为荣，1976年以色列国防军在乌干达恩德培的行动构成了这种精神的缩影：在解救一架被劫持的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航班机乘客的过程中，内塔尼亚胡的哥哥约尼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在五年前，内塔尼亚胡总理飞往莫斯科，亲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让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贩毒而被拘留的以色列女青年。对于10月7日被劫持的人质，他却没有这样做。

深知内塔尼亚胡决心继续掌权却只有脆弱的民意基础，其执政联盟的成员们实际上获得了对他的杠杆，因此他们开始更卖力地推进自己的优先事项，包括呼吁重建沙龙在2005年放弃的加沙犹太人定居点。虽然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拒绝了这一想法，但他依旧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在数十年来以色列逐渐撤离巴勒斯坦土地的背景下扩大领土主张的以色列领导人。

在10月7日之前的几年里，一些阿拉伯裔以色列领导人成功地推动了巴勒斯坦裔公民融入以色列社会，确保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更多的经济机会。哈马斯发动袭击后，政府拘留和起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阿拉伯公民，并阻止阿拉伯社群进行反战示威，使得之前的政治努力付诸东流。主流媒体也紧随其后，避免在无尽的评论板块中出现阿拉伯声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内塔尼亚胡的联盟从政治上控制了国家警察部队，并将其变成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的个人工具，此人还是种族主义分子、拉比梅厄·卡赫纳（Meir Kahane，出生于美国的以色列东正教拉比、作家和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信徒。本-格维尔挑动了一场官僚战争：他任命亲信担任高级职务，提拔非法逮捕或对反政府抗议者采取暴力的官员，对激进的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进行大屠杀视而不见，对国内阿拉伯社区暴力犯罪的急剧上升充耳不闻。对于他这样的犹太至上主义拥护者来说，阿拉伯人越少，对犹太人越有利。

直到最近，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还认为这种偏执的立场是不光彩的。但是，通过不公开反对这些立场，内塔尼亚胡实际上使它们“正常化”了。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另一位极右翼官员，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azalel Smotrich）正带头在约旦河西岸攫取土地，并通过财政削减的方式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目标：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完全吞并，现在还要加上对加沙的正式占领。

以色列目前卷入的多线战争还是一场其内部的战争——一场由总理发起的、旨在从规范和态度上改变以色列人的战争。虽然内塔尼亚胡与他的右翼盟友们有着许多共同的意识形态理念，但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受制于后者的政治地位。现在，他又试图挟持以色列大众。

10月7日的袭击使世俗的、世界性的以色列人首当其冲陷入困境。在1991年马德里会议和1993年奥斯陆协议之后的三十年内，这些以色列人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为西方世界自豪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其与巴勒斯坦的冲突视为可以与之无限期共存且可控的遗留问题。在管理冲突、避免在战和问题上做出重大动作的同时发展经济，这就是内塔尼亚胡在2009年政坛复出后成功推销的方法。在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司法改革来反对以色列自由派精英之前，这一策略促进了二者心照不宣的联盟：即使这些精英永远不会投给内塔尼亚胡，但他们享受着后者的战略所带来的财政景气，并将以色列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新兴的 “创业国家”时大加赞扬。

现在，以色列的自由派正面临着双重压力：国外，是西方进步派的排斥，国内，则是内塔尼亚胡的基本盘对他们的妖魔化和边缘化。虽然保守派和极端正统派的以色列犹太人也因谢克尔贬值和通货膨胀走高而备受煎熬，但他们仍能从这场战争中找到意义。这对于西岸的顽固定居者来说尤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2005年以军撤出加沙的反对立场终于得到了平反。出于他们在陆军战斗部队中的突出地位，他们还感到有机会提高自己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地位。

以色列智库民调表明，以色列人对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存在两极分化的意见

数据来源：MITVIM

最坚定、受打击也最严重的自由主义者求助于两种生存策略。一种是（至少暂时性的）移民，或者根据祖籍申请外国护照。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在加沙战争之前就出现了——自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政变伊始，离开以色列的言论在相对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以色列人之间便开始流行，而且随着战争和内塔尼亚胡统治的持续，这种言论愈演愈烈。最热门的目的地包括希腊、葡萄牙和泰国，以及伦敦和纽约等传统避风港。一些移居国外者设法保留了在以色列的工作，以数字游民的身份远程工作。

另一种生存策略是咬紧牙关，继续对内塔尼亚胡及其联盟表示抗议，同时支持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军事斗争，并呼吁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随着8月下旬哈马斯在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处决了6名以色列人质，人质危机达到了可怕的高潮。出于对内塔尼亚胡既未能拯救这6名人质、也不会完成释放剩余人质的谈判的愤怒，数十万以色列人走上街头，加入自10月7日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但是迄今为止，街头抗议未能动摇内塔尼亚胡联盟的根基。虽然示威游行得到了反对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人士，如加兰特等人的支持，但内塔尼亚胡却对这些示威游行置之不理，他已经精明地将这些抗议者描绘成了一股政治化的力量——这些人只是一心想让他下台，现在又愤世嫉俗般地利用人质的困境作为他们的借口。

2024年10月10日，人质家属及其支持者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

图源：times of israel

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们希望他耗尽运气，或者以色列社会中的裂隙演变为一场不可思议的地震。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压力点之一是极端正统派青少年免服兵役的棘手问题。几十年来，极端正统派的领导人一直以他们的青少年需要避免在军营中被世俗生活诱惑为由为这种豁免辩护。战争再次暴露了不必服兵役的极端正统派以色列人与被号召为国捐躯的其他以色列青年之间的残忍差异。

今年6月，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合议庭一致裁定，针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兵役豁免权没有法律依据，征兵必须对青年一视同仁。然而在执行这一裁决时，政府却一拖再拖，而军队也不愿强行征兵。在以色列立法机构对明年的预算案进行表决时，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再次浮出水面。极端正统派的政治领导人威胁称，除非政府在表决的同时颁布他们渴求的兵役豁免令，否则他们将推翻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侧翼，内塔尼亚胡最近吸纳了他的老对手、前司法部长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加入他的联盟。

尽管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抗议并呼吁将人质带回家，尽管该国政府尚未取得它所承诺的全面胜利，但真正的反战情绪在主流以色列犹太人社会中依旧微不足道。即使是许多憎恨内塔尼亚胡及其社会保守派基本盘的以色列人，也以自己的世界主义和对世俗民主的信念而自豪，但他们绝不会拥护他们眼中二战后美国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和平主义价值观，而是更愿意信奉1966年意大利西部片《好家伙，坏家伙，丑家伙》（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中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以色列评论界老生常谈的名言：“该开枪时，就开枪，别废话。”长期以来，以色列人一直在通过强调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为这种好战的哲学辩解。埃胡德·巴拉克用东方主义的语言将这一状况描述为“丛林中的一栋别墅”。

无论是现役和退役军人中的高级军官以及加沙剩余人质的亲属，这些内塔尼亚胡最激烈的反对者在呼吁停火时，其中多数人想到的并非最终的和平，而是以色列国防军从加沙部分地区的暂时撤出，以换取女性、老人和病弱者的释放，随后，以色列国防军重新进入并开战，直到击溃哈马斯、杀死辛瓦尔。在这之后，大抵是回到一种比战前更严酷的现状，包括没收加沙北部的土地作为所谓的安全警戒带。目前在黎巴嫩的新一轮攻势引起的争议甚至更少：一些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人和总理本人一样鼓励暂时重新占领边境对面的山脊，并驱逐这些山脊上的黎巴嫩居民。内塔尼亚胡可能不受欢迎，但他推行的政策却颇受欢迎。

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对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加拿大、欧盟、法国、英国和美国对某些袭击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定居者实施了制裁，德国、英国和美国停止向以色列出售包括2000磅炸弹在内的特定弹药。但总体而言，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行动采取了几乎放任自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为重启巴以和平进程做出任何实质性努力，而选择屈服于内塔尼亚胡“时机尚不成熟”的断言。这一政策反映了以色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一种动态关系：只要以色列尊重其西方盟国在更广泛的中东问题上的关切，那么后者便会同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接受以色列的领导。

然而，尽管西方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战争努力，以色列人却感到自己与世界越发疏远。这种疏远感并非空穴来风：大多数外国航空公司都停止了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而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处于历史最低点。但另有些疏离感是自己造成的：主流希伯来语媒体突出报道西方校园和公共场合中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以及反犹事件，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即这些事件代表了最古老、最非理性的仇视犹太人的形式。与之相似，关于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战争罪或企图进行种族灭绝的说法在以色列则通常被斥为恶毒的宣传，而这一情况目前正在两个国际法庭审理（指南非在国际法院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和格兰特的逮捕令——译者注）。

9月，以色列政府加紧对真主党的攻势，这让以色列人的自信大增。10月7日袭击之后，真主党证明自己有能力摧毁以色列的城镇、机场和发电站：它策应哈马斯的行动，迫使以色列国防军不得不在南部和北部两条战线分散兵力。对于自10月7日以来士气不振的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一轮反攻让人回想起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也曾凭借空军优势迅速取得胜利。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并威胁对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发动类似的攻击。

但是，随着伊朗以大量导弹发动还击、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轻轨站杀害6人，这种兴奋转瞬间便烟消云散。事实上，从以色列国防军的伤亡人数而言，它在新近在黎巴嫩开展的地面行动中已经付出了比过往空袭和特别行动更大的代价（在南黎巴嫩发动地面攻势当天以军8人阵亡，另有多人受伤——译者注）。显然，一场将伊朗卷入的、规模更大的地区战争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快速而持久的胜利。与此同时，以色列人的失败感已经不是任何针对真主党甚至伊朗的军事成功能够治愈的了——他们必须承认，自10月7日以来，他们所面临的广义现实已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的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

一年后，以色列仍在为大屠杀造成的损失哀悼，当时的场景则在媒体中不断回放。这个国家正在丧失其经济优势，自由派的精英正大量流失。政府不仅未能在它的公民中恢复任何团结意识，反而继续坚持其分裂政治。以色列的军队，尤其是预备役部队，在这场最持久、最悬而未决的战斗中已接近精疲力竭。即使国际刑事法庭永远不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对该国道德和声誉造成的地区乃至世界性影响，也将挥之不去。

以色列不应沉湎于纳斯鲁拉被杀的喜悦，进而陷入一场针对伊朗的毁灭性地区战争，而应当利用其目前的战场优势，以及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虚弱状态，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南部和北部战线上最终实现停火、接回人质、促进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的恢复，并开始全国性的疗伤。即使内塔尼亚胡希望特朗普能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徒劳地为了“全面胜利”而拖延战争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几十年来，加沙和黎巴嫩一直是以色列的泥潭，它决不能重蹈覆辙，而应减少损失并达成协议。一个负责任的以色列政府在评估国家的长期战略利益后，正如贝京在赎罪日战争的以军胜利后与埃及签署历史性的和平条约一样，自应抓住机会重启巴以和平进程，与年迈的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进、落实两国协议。建立一条能够导向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国的可信路径，是支撑以色列长期安全、获得地区承认，并保证以色列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基础。

以色列的悲剧在于，其现任政府正在领导国家走向相反的方向。内塔尼亚胡毕生的使命就是击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避免在领土或外交问题上与之妥协。他的联盟自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河到海”的犹太国家，并且仅在必要时给予非犹太“属民”——即使是那些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有限的政治权利。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党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但又出于对战争状态下显得不够爱国和对右翼分子污蔑的担忧，不敢高举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旗帜，而这恰恰加剧当前的灾难。

相较于探究10月7日的深层含义，进而认识到战前状态的不可持续，并承认在驾驭经济增长的同时“管理”巴勒斯坦问题的企图不过是自欺欺人、意识到假装巴勒斯坦人不存在的这一心理十分危险，以色列人正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正在被引导接受约旦河西岸更深层次的制度化种族隔离、对加沙甚至南黎巴嫩的永久占领，以及国内日益强大的专制统治和神权政治。可悲的是，在一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的民主自由价值观面临的长期威胁变得更加严重了。

*文章原刊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Israel’s Paradox of Defeat: How the Country’s Military Success Is Producing Political Failure”。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Aluf Benn，以色列记者、作家，以色列自由派全国日报《国土报》主编。

排版 | 张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