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上一期,我们讲了抗战老兵潘金玉一段传奇的卧底任务,怀念他在台湾监狱的救命恩人刘全礼。
万万没有想到,故事发出后,竟然被刘全礼的后人看到了。
原来,刘全礼是我党潜伏在台湾的红色特工,1950年10月1日牺牲在台湾马场町九烈士之一。
刘全礼没有结婚,也无子嗣,但他家的后人一直在寻找他的相关事迹,相关部门也正在组织记录他们的纪实文学。
作为最后一位和刘全礼烈士相处过的人,潘金玉的口述回忆极其珍贵,填补了烈士生前最后一段时光的空白。
而潘金玉老人一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经历过硝烟四起,经历过颠沛流离,更见过这人世间的黑暗不公,目睹着几个家族的兴衰成败,亲历过涅槃中的涅槃。
他一次次跌落谷底,一次次重生,一次次怀疑人生,一次次重新启航。
而更传奇的是,他的父亲曾经是蒋经国的下属,有一天,蒋经国说他是共产党,从此他疯了。
真疯假疯,让潘金玉琢磨了一辈子。
人世间 | 口述人:潘金玉
2015年年底,家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我。
当时我没在家,家里人也不敢拆,等我回来以后,一拆开,里面竟然是个纪念章。
装在一个挺大的、很精致的盒子里,纪念章还是包金的,蛮重蛮漂亮。
上面写着:抗日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
家里人都很吃惊:“你还是抗战老兵啊?怎么从来没说过啊。”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好的。
我的爷爷是个秀才,我们家在丹阳城门外三四十里,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们家。
我两个伯父是师范毕业的,都在当教师,我父亲是大学生,江苏学院毕业的,先是在江西吉安一个高等师范学院当教授。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父亲才回的家。
他在外边消息灵通,知道日本人会杀人放火,就准备把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带走。
结果乡亲们听到这个情况,都到我家里来了,要求父亲把他们也带走。
不得了,有的直接跪在我家里,求父亲带他们走,有的人家还带了小孩子来。
当时我十岁,妹妹六岁,弟弟才刚出生。
都带走的话,父亲考虑到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最后决定把我们留下了,带了亲戚,还有几个外村的,一共三四十个人走。
里面有许多都是父亲以前的学生,都是年轻人,只有两个还在上小学。
一路上他们以抗日救亡队的名义行动,实际上就是讨饭,到了一个村子上就讨点吃的,歇歇再走。
父亲把他们一路带到江西,大部分人都跟父亲留在赣州了,父亲给他们安排工作、上学,有的还负担食宿还有学费。
而母亲带着我和弟妹,留在沦陷区整整生活了五年。
爷爷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和两个伯父伯母家生活在一起的,家里条件一直还不错。
没多久,爷爷就病死了,后来两个伯父也死了,听说都是肺痨病死的,家里压力一下就大了,我们家里分到九亩六分地,我妈一个人也种不过来,主要靠外婆家里帮忙。
我小时候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据说我妈生我三天都没有奶,靠讨来的奶水喂我,后来就把我送外婆家去了。
外婆家离我们村子大概七八里路,但属于另一个县,他们村上有个产妇也刚刚生了孩子,就把她叫到我外婆家,我就靠她的奶水我长大的,算是我的奶妈。
所以小时候我也难得回丹阳老家一次,逢年过节回去供祖宗、磕个头。
日本人来了以后经常下乡抢东西,随便就往外打枪放炮,老百姓吓得往外跑,越跑他们打得越厉害。
听说这叫示威。
有户人家正好吃着饭呢,一个炮弹从屋顶上掉下来,一家八个人,全打死了。
老百姓害怕往野外跑,他们就往野外打枪,打死打伤的不少。
村里有个亲戚,我叫舅舅的,看见有日本人在远处,离得一两里路,他就跟上去跑到树下去看,结果被日本人的狙击手从远处一枪,把大腿打伤了,从此成了残废了。
这事是我亲眼所见的。
这个舅舅以前经常给我们扎风筝玩的,从那以后风筝也扎不成了,瘫在家里。
还有一个亲戚,家在镇上,整个镇子让日本人给烧了,哪像个镇了,成了一片焦土了。
有个六岁的小孩子,也是家里的亲戚,日本人直接把他扔到火里烧死了。
我们都害怕,后来一见到日本人或者汪派,就是汪精卫的部队,下乡来的话,就往外跑。
我那时候小,还是大人背着往外跑。
厉害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家里就外婆和两个长工,我们睡到外头地里头。
在地里、河边挖个坑,上面拿土盖上,拿草遮上,弄得跟假的一样,底下洞洞里可以睡下几个人的,家家都有这么个坑。
晚上就睡在这里,早上才回去,就怕日本人半夜里下乡。
那时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
吉安的父亲经常写信到外婆家里,希望我能够好好上学,让把我送到好的地方上学去。
可哪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日本人来了以后不许办学校。
我就只能去读私塾,私塾就是一天到晚让我们写字、背《三字经》《论语》什么的,我都会背了,就是不会解释,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家里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把我送到丹阳城里姨妈家里去了,以为到城里去上学会好一些。
谁知道到了城里,我一看,比乡下还要糟。
丹阳城街面上的房子都没有了,全烧光了。
我姨妈家里原来开了一间蛮大的酒行,也烧掉了。
酒行对面的那排店面也烧掉了,直接就能望到远处。
那排店面后面就是一条河,河上面是个教会医院,外国人开的。
日本人没来的时候,经常有老百姓去看病的,他们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日本人来了以后,那医院就成日本人的了,门口有站岗的,还放两条狼狗在那边。
那地方是交通要道啊,人家上街的话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日本人就放狗咬人。
我在姨妈家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咬了多少次了,每天都能看到几次。
除非你手上拿了一块肉,把那个狗引开了,那你能跑掉,不然那狗非把你咬到不行。
日本人就在旁边笑,也不拉狗。
姨妈把我送到了鸣凤小学,那是丹阳最好的小学,在一个公园里头。
虽然家里人很疼我,但我毕竟是个乡下人啊,我去了以后穿衣打扮还是乡巴佬的样子,大棉鞋或者长袍子,戴个瓜皮帽,那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或者是伪军家的孩子,他们就看不起我,说我是土包子,把我书包都扔地上。
我好多次都逃回家,不愿意去,后来姨妈又把我送到一个城东小学去了,那里好多了,离家里也近。
这回姨妈也懂了,把我重新打扮了一下,买了球鞋,买了城里人穿的那种洋气一点的衣裳,人家认不出来我是个乡巴佬了,这样上学蛮高兴的。
姨妈真是非常心疼我,当我是自己儿子一样的,我心里也蛮高兴。
谁知道六年级还没读完,日本人突然派人到我们学校来了,还牵了个狼狗。
那日本人穿了个长皮鞋,黄裤子,上衣也黄的,戴一个日本人的帽子,到我们学校来,说六年级要学日语。
规定一个礼拜要会写字母,要会读。
大家都害怕的不得了,校长和老师也害怕的不得了,不敢违抗。
有的人就好好学了,我不大肯学,但是记忆力强,几个字一个礼拜,倒也会写了。
一个礼拜后,日本人又来了,叫每一个人上黑板写。叫到一个女学生,是我们班长,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
她不肯写,日本人发火了,他手上拿一个教鞭,一指,意思是叫狗上去咬人。
狗一下子就把我们班长给扑倒了,日本人把老师和校长也都哄进来,那狗一看到人多,又是咬老师又是咬学生,吓得我们都钻桌子底下。
后来才听说,原来这个女生家里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亲戚把她送到城里来上学的。
她这么个情况,怎么肯好好学日语呢?
那以后我也不肯上了,宁可回家种地去,姨妈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乡下。
我回乡下,也是习惯住外婆家。
我外婆家条件是真的好,像我母亲还有姨妈出嫁,都是10亩地当嫁妆的。
但中途发生了一件事,让外婆家穷了好一阵子。
外婆家有个童养媳,本来是给我患小儿麻痹的大舅养的,从小养在家里,跟我们关系也都很好,我也叫她小姨。
没想到这个小姨成人以后,跟村子里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了,我外婆很生气,就把她嫁到四五十里地外了。
因为生气,这个小姨出嫁的时候就没给地。
当时老家有个习俗,嫁女儿第三天娘家要有个男丁去到婆家,当时外婆家里只有我能去了,就在小姨家里住了一晚,小姨和小姨夫对我还挺好的。
日本人来了后,这个小姨夫竟然做了汪伪部队的中队长,有一天带了有一个排的人上我外婆家来了,讨要10担米,合1500斤大米。
我外婆村子的大米远近闻名有名,但1500斤大米,一般地主都拿不出来的。
外婆家也拿不出来,就想让我上去给说说好话,只有我见过小姨夫,想着我又是小孩子,我去求一求可能就不要了。
但我死活不肯。
我恨日本人,也恨汪派,一看见小姨夫那身黄衣服,心里恨的不得了,怎么可能去求他呢。
最后外婆家还是给了,因为这个,外婆家穷了好一阵,他们也都怪我,说我白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我心里也有气,从那以后就不喜欢去外婆家了。
母亲和弟妹在老家的留影
大概1942年底吧,我记得那天正好是我外祖父去世十周年纪念,我们全家都到外婆家里来了。
第二天早上村里亲戚跑来报,说我们家房子被烧了。
前一晚上日本人去我们村子里扫荡,把村子都给烧了,我们家也没了。
我妈一路带着我跟妹妹就往家里赶,一进村就看到几个人,被打死在灶门口,还一个躺在路边。
村上没有房子了,死了好多人,我们不敢再看了,赶紧到自己家里去。
家里房子全没了,我们到的时候还冒烟着呢。
母亲当时哭得不得了,她叫我去找个棒棒来,那么大的火,去哪里找啊。
她自己跑到原来楼梯底下,我家原本是五间楼房的,她跑到原来的楼梯底下去找什么东西。
那个砖头还是烫的呀,还冒烟的,母亲就在扒。
我知道那下面曾经有个箱子,母亲把她贵重的东西都放到那底下了。
那么大的火,还不都烧光了,还是关起门来烧的,啥也没找到。
母亲哭得昏倒在地上,邻居看见了,把她拉回来。
从此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真的连一个讨饭的饭碗都没拿出来,只好都到外婆家里去住。
本来和外婆家关系就紧张,村里有人笑我们,笑我们家是命不好,所以才有这个劫难。
我妈气得跑到外面去跳河自杀,幸好村里人多,看见了马上救起来。大冬天的,我妈身上都是水,给她换了衣裳也冷得发抖。
母亲气的不得了,外婆家也不想住了,她就跟我说,我们走,到江西找我父亲去。
原来我爸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了好几个人,有附近村子的,有我堂哥还有小舅父他们。
这些乡亲一听,就来找我妈说,要走的话,也得把他们也带走。
这一下我妈也带了好几个人,光女的就七八个人,还有一个丫头,比我大点。
我妈也是有本事的,胆子也大。
走到直溪镇,那地方有个口子,日本人在茅山东面有一道封锁线,他们用铁丝网和篱笆盖起来的,隔几里路开个门。
我们要走的话,必须从那个口子上,别的地方走不出去。
要经过那个口子可难了,我妈她们都化了妆,脸上弄的锅底灰,擦得难看得要命,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就说是到外边亲戚家里去讨饭。
日本人一边四个在那个口子上守着,我妈把我装在篓子里挑着我走,这样出了口子。
到了溧阳又不敢走了,听说安徽广德、张渚那一带,山里头土匪多,必须成群结队,好几百人才敢走。
我们只好等在那里,等人多了再一块儿走。
我们住了一个月,在驿馆里头,把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
这以后就一路讨饭,碰到有人家的地方就去讨,主要给我们小孩子吃,大人讨不到就饿肚子。
从郎溪、徽州、祁门,一直讨到景德镇。
景德镇这个地方没日本人,但离赣州还有好远呢,还要经过鄱阳湖、吉安才能到赣州。
我们没吃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
还好碰到一个镇江人,他开了个旅馆,这个人挺好的,看我们也是江苏人,可怜我们,答应帮我们住下来,每天还给我们两餐饭吃。
他说钱不要紧,都是家乡人不容易。
我妈他们都磕头谢谢他。
我妈写信到赣州,让父亲过来接我们,这一来一回又是个把月了。
有的人过来把他们的女眷接走了,我父亲没空,也派人来接。
来人把我们一直带到赣州,终于跟父亲见面了。
这一趟折腾,可把我妈累坏了。
到赣州还不到一个月,我妈就突然又吐又拉的,当时我还不太懂,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去跟我爸说。
他们都说不要紧,等着看看,说不定等一会儿就好了,就当普通的肠胃病一样的。
谁知道下午还不好,饭也没吃,我赶紧跑去跟我爸说。
我爸赶紧回来,他也不懂啊,叫了个医生,是我一个堂嫂的父亲,老中医,在江西出名的。
他看一眼,说这是霍乱病吧,要死人的,得西医挂水才行,中医不行啊。
我爸就赶紧找西医,等把西医叫来,我妈已经不行了,挂水挂不进去了,就这样死掉了。
后来才听说,原来日本人在江西一个地方放了细菌弹,就是霍乱病菌。
还有鼠疫。听说日本人放鼠疫病菌,把江西南城一个城几乎毁掉了。
我妈就是被日本人投放的霍乱病害死的。
我们把妈妈埋在了赣州城外,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呢,一直到现在母亲尸骨也没回来。
我一直没能力去弄这个事情,后来年纪大了,更出不了门了。
我父亲当时在赣州的中华正气出版社工作,社长就是蒋经国。
我父亲是股长,又是管管理部,又是管门市部,又是管销售部,一切大小事情都他管。
父亲带出来的其他人,也都是我父亲给安排的工作。
我记得小舅是文化馆馆长;一个堂哥安排在旁边村工作;一个表哥,夫妻俩安排在一个合作社里头;还有两个堂哥,一个在什么地方当科长,另一个就在我父亲那个出版社的印刷厂里排字。
还有一些人不在赣州,安排在其他地方,我就记不得了。
当初那两个还在上小学的,一个不肯好好上,父亲没办法,给他安排在一个幼儿园里当体育老师;
另一个也是我堂哥,叫萌兆,比我大不了几岁,在县里读完初中以后,考取了雩都工专。
我父亲经常去看他,给他生活费,他舍不得花在吃穿上,都买书了,我父亲心疼得不得了。
这个堂哥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最后把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病,死在雩都了,我父亲都哭死了。
因为管着这么多人,我父亲负担很重的,没钱把我送学校了,就把我送到赣州流亡学生收容所,这样才能免费进其他中学。
我在收容所待了几天以后,就把我送到了国立十九中学,这个学校离赣州十五里路的,在郊区,我就每周末回一趟家。
学校里师生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不少人都是受日本人残害无家可归的孤儿。
虽然学校里生活经常缺吃少穿,但比起日本人占领下的恐怖日子,和在外乞讨,还是好太多了。
我过得还是蛮高兴的。
每个礼拜天我从学校回家,都能看到蒋经国的。
一开始我对蒋经国印象蛮好的,这个人没架子,穿衣裳和我父亲他们一样,都穿工作服。出门也没见他坐过汽车,都是走路,难得骑一次自行车。
他对我印象也蛮好,看到我的时候就摸摸头,拍拍我。
他的俄国老婆蒋方良我也见过的,那时候他俩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中国生的,一个苏联生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叫蒋孝文和蒋孝章。
我从学校回来,父亲早上都会带我和弟弟到他们单位的招待所去吃早饭,他们员工去吃比外边便宜。
我们吃小笼包,有时候遇到蒋经国的两个小孩子,丫头还好一点,那个男孩子调皮得不行,老抢我弟弟的包子,给他踩地下,逗我弟弟玩,我弟弟比他小呀。
蒋方良就骂这个儿子,另外再多给我弟弟一点包子。
外面战火还在蔓延,日本人妄图攻占湘桂黔一线,实现切断我滇缅国际通道的供应,大肆进攻长沙、桂林、衡阳等地。
赣州也经常遭遇空袭,幸好我们十九中在山区,房屋外面又全涂成深灰色,敌机没有发现,我们照常上课。
1943年夏天,远征军派人来我们学校作报告,希望高中部同学参加远征军杀敌报国。
当时一呼百应,高中部学生都踊跃报名,最后挑选了将近一百人参加,其中有三个和我算是知己,两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
他们出发那天全校师生和当地老乡敲锣打鼓夹道送他们,大家一起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后来这些学长一走就音信全无了。
1944年春天,也就刚过年没几天,我父亲被蒋经国调去定南县当县长秘书了,好多人都到汽车站送我父亲,我也去了。
我父亲其实不太愿意去当这个县长秘书的。
定南县是属于赣南的一个县,靠广东那边了,县长叫韋安仁,也是我们丹阳人,初中还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父亲一起带出来的。
这个家伙有一套手段的,他跟蒋经国关系处得特别好,好像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到民间查访去的,蒋经国遇到个什么问题,这个韋安仁救过他一次,所以蒋经国对他挺好的,把他从粮食处处长调到定南县县长。
这个人架子大,而且势利刻薄得很,一起出来的老乡都不愿意靠近他,也不同意我父亲去。
但没办法,那是蒋经国的命令。
没想到,父亲刚去没多久,定南县出事了。
定南县原来是红军的老根据地,韋安仁去了以后增加苛捐杂税,强拉民兵,增加民负,弄得老百姓恨得不得了。
我父亲去世后,就不愿意实行这种政策,可他根本不听我父亲的劝告,用的人也都是自己人。
他有一个老婆在老家的,在这边又娶了小老婆,这个小老婆管县里头大大小小的财务,警察局局长是这个小老婆的妹夫,其他一些人也是跟他有关系的,他们一家子把定南县都管了。
结果有一次,农民的两个小孩进到定南县城里,失踪不见了,因为这个事情,农民暴动了,四千多人把定南县城围起来了,指名要韋安仁出来,要罢他的官。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农民随时都可能把城攻破。
韋安仁带着他的小老婆,还有所有钱财,连夜就跑掉了,我父亲成了代县长。
那个警察局长就要用武器镇压暴动的农民,他正好有个同学是在附近的一个县里头担任中队长的,手上也有兵,警察局长的意思就是里外一起打,就把农民镇压了。
我父亲听到这个话坚决不同意,就骂他,说你们手上的枪是打日本人的,那不是对付老百姓的,怎么好这样做啊?
他说这个事情我来解决。
大家问父亲怎么解决,他就说要去跟农民谈判,大家都说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打死,我父亲坚持去。
父亲打开城门出去的时候,当时城墙上机关枪都是架着的,结果谁也没料到,经过半天的谈判,这个事情真的解决了,农民都散去了。
至于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了,也没多问。
大家都觉得我父亲做了一个大好事,城里城外的老百姓都说父亲是个大好人。
后来蒋经国和韋安仁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不愿意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说我父亲跟地下党有联系,是赤匪。
我周天去小舅家就听到这事,小舅,几个堂哥、表哥,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我当时都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
他们就要把我父亲抓起来,我父亲不承认。
父亲潘仰之
我父亲身边有个勤务兵,一天早上这个勤务兵去给父亲送洗脸水的时候,正好碰到我父亲要自杀,他拿手枪照着自己要开枪。
一看这个情况,勤务兵吓得脸一黑,拿脸盆朝着我父亲拿枪的那只手扔过去了。
我父亲砰的一枪,人没打着,把一个台灯给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