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爆炸时的火球。（新华社资料照片）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甲种分离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是唯一一位上海科学家。
日前，一群耄耋老人在上海微系统所杏佛楼重聚，共同回忆60多年前那段为蘑菇云早日升空而奋斗的峥嵘岁月。
60年前参加“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攻关”的科研人员重聚上海微系统所。
为原子弹研发甲种分离膜是当年的一项绝密工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研究、为什么做，只是坚信，我们做的肯定是国家急需。”当年科技攻关的年轻干将，如今都已白发苍苍，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他们一辈子的骄傲。
绝密攻关“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为何甲种分离膜是原子弹的“心脏”？那是因为它能将天然铀矿中的铀-235与铀-238分开，通过成千上万次浓缩，将天然丰度仅7%的铀-235提纯到可用于发生核裂变的90%以上。
“没有铀235，造原子弹就是天方夜谭。”今年87岁的柳襄怀回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分离元件技术资料。面对国际封锁，我国选择自力更生。
1960年，上海冶金研究所接受了来自国家的这项绝密任务，并于1962年春节后集结其他3个单位的60多名攻关人员，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时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第十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术总负责。
吴自良
（左二）
带领
科研人员讨论甲种分离膜研制问题。
1961年，24岁的柳襄怀刚从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毕业，分配到所后直接参加“真空阀门”的研究。当时，几乎所有进组的年轻人都被要求做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准备，工作内容“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传来，我们才知道自己日夜攻关究竟做的是什么。”柳襄怀说，多年以后，他得到机会去原子能基地参观，得知自己当年从事研发的分离膜元件仍在这里大量使用，心中说不出的自豪与欣慰。
“鸟笼报警器”下日夜奋战
由于项目保密，当年共同奋斗攻关的团队成员，直到2002年才重聚拍下了第一张合影。
当年研究条件极其艰苦。大热天没空调、没电扇，研究人员为避免身上流下的汗水打湿设备、弄坏机器，就尽量利用早晚时间工作。柳襄怀回忆：“我们经常大清早五六点进实验室，干到上午9点回宿舍，进行业务和相关学习，到下午五六点再来实验室，直到深夜。”
没有电梯，研究用的气体大钢瓶都靠科研人员用肩膀扛上楼；缺少有毒有害物质传感器，他们就在实验室挂上鸟笼、养上小鸟，用来监测环境；一些可能有毒气泄漏的实验干脆搬去屋顶进行……
想尽各种“土办法”，只为将研究顺利推进。史佩枋是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放化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做实验时总是冲锋在前，由于经常接触泄漏的有毒气体，日积月累之下，他在40多岁就罹患肺癌，英年早逝。
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放化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合影，右一为
史佩枋。
史佩枋的妻子李美娟直到2014年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0周年的报告会上，才知道自己丈夫为何而奉献青春与生命。她在给柳襄怀的信中写道：“（你们）隐姓埋名，无名无利，对家人有口难言，用生命去做国家安排的工作。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
搬掉原子弹研制又一只“拦路虎”
当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共分三个攻关大组，分别负责研制分离元件用粉末、成膜工艺、性能检测分析和理论研究等。
“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研究三大组长，从左到右分别是邹世昌、金大康、李郁芬。
1962年，攻关进入关键阶段，大家日夜奋战，做出一个又一个分离膜样品，但测试后性能总差“一口气”。
为此，第一大组取消了一切节假日，经过几千次反复实验，终于在1963年初制成了一种原料粉末，使第二大组研制的分离膜性能达到了要求。于是，大家再接再厉，按照第三大组分析苏联样品得到的信息，对材料进行改进，大幅提高了分离膜的稳定性。
分离膜元件样品制造出来了，可焊接成型又遇到了困难。当时年仅28岁的第二大组组长邹世昌决定用一种在苏联留学期间研究过的合金新材料应用到焊接电极上，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所焊接专家一起，最终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1963年，甲种分离膜攻关任务圆满完成，性能超过苏联样品。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一片震惊与好评：“这么快就解决了原子弹制造的关键难题。”
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
参加国家绝密项目，不允许发表文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没有奖金、没有营养费。蔡根寿、倪如山、严金龙……几乎每一位老人忆起当年，都会说国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第三大组组长是来自复旦大学的李郁芬教授，她在攻关中解决了大量难题，水平极高。可改革开放后，她的老同学见面就问：“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既不见你发表文章，学术会议上也见不到你，我们还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
上世纪90年代，一位英国人看中了柳襄怀发明的一项国防相关专利，想出重金向他“买脑袋”。柳襄怀立刻拒绝：“我不能卖给你，我只为我的国家服务。”
其实，甲种分离膜的攻关成功，在科研人员之外，还有机电工厂、灯工室、打字间、保安处，以及食堂、水电等许许多多部门的平凡工作者，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家心无旁骛、齐心协力，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段充满温暖的岁月。”柳襄怀说。
上海微系统所党委书记狄增峰表示，为国分忧、积极承担尖端科研任务，是对“两弹一星”精神最生动的诠释和实践。老一辈科学家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和追求、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以及在逆境中不屈不挠、隐姓埋名的精神，为每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将激励大家更加努力地在各自领域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许琦敏
文：许琦敏图：除注明外，均受访者提供编辑：许琦敏责任编辑：任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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