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丨马伯庸:时代成就了我

1999年,互联网方兴未艾。马伯庸开始在网络论坛写作,出色的故事能力让他逐渐被外界熟知。在诸多正反馈之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这个19岁少年生发出写作信念,开启写作之路。

2005年,《风起陇西》横空出世,作为马伯庸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旋即引发阅读狂潮。《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大医》《长安的荔枝》《太白金星有点烦》……接下来的十几年,他马不停蹄地推出一部又一部力作,部部畅销。今天,我们谈起历史类小说,“马伯庸”已经成为绕不开的名字。

13日下午,马伯庸携新作《食南之徒》来到天府书展开启新书发布,有趣的是,他人还未亮相,签售区就已经排起了长龙。在活动开始前,马伯庸接受了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的访谈,过程中,他十分坦率,畅谈新作、个人创作习惯以及作为一名畅销作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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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南之徒》是我‘为文学捐躯’之作”

记者:《食南之徒》小说延续了你“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进行创作”的写作风格。这是你独有的文学创作风格。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您一直对这个写作路线乐此不疲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马伯庸:这种创作路线并非刻意,而是自然生发出来的。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一定是跟他的阅历密切相关的,我当了10年的上班族,我对上班族生活是熟悉的,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去描写现代人上班是怎么样的,古代人上班又是如何。在我看来,古代和现代人物的喜怒哀乐是相通的,所以这种充满现代人审视的写作,可能是让大家觉得有趣味、有共鸣的地方,因为跟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记者:此前有报道说,您是在读浩瀚如海的史料中偶遇唐蒙与枸酱的故事时,您决定写一本小说,于是就有了《食南之徒》。从一道小小的美食,您可以铺陈出一部这么丰富的小说。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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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这是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小说,其中必然包含大量关于美食的细致描写。为了让读者信服并真切感受到食物的美味,我必须首先达到一种文字效果,即让自己在写作时仿佛也在享受美食。为此,尽管我一直在控制饮食,但为了这部小说,我不得不“为文学捐躯”,按照书中的描述痛痛快快地去品尝,直到自己吃得开心、兴奋。

因为我知道,文字是最诚实的,你对食物是真爱还是无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还是仅仅照本宣科,读者都能感受得到。现在很多美食探店的视频和文案,动不动就用“入口即化”“Q弹”等陈词滥调,其实往往并不能真实反映作者感受。

我不希望我的小说也落入这样的俗套,而是希望能够写出一些真正触动人心的描述,让读者看了之后愿意去品尝一些真正美味的食物。因此,我只能自己去尝试、去体验。对我来说,这既是最困难的部分,也是最幸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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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匮乏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记者:历史小说因为要引经据典、查询史料,比较容易写得枯燥和晦涩,你是怎么在这之间取得平衡的?既有可读性又有深度,您有什么写作“秘籍”吗?

马伯庸: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平衡可读性其实并不复杂。历史上,白居易就喜欢将自己的诗作拿给老妪阅读,若这些老太太能看懂,他便觉得满意。就我个人写作而言,我倾向于堆砌大量史料,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按照自己的标准写出一稿,随后请我的一些朋友来阅读,每当他们读到某段觉得看不下去,或读完后感到有些累时,我会根据他们的反馈,忍痛删掉许多自己原本觉得很精彩的内容。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和互动,自然而然地,我的作品也就变得更具可读性了。

关于你所说的保持深度,我觉得深度是无法硬造的,你要给读者表达“1”,自己要先达到“10”。

记者:您看起来非常高能量,会有停滞不前的时候吗?

马伯庸:有,我每次写完书之后都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任何一个作家写完一部作品,第一个反应都是陷入一种焦虑。总觉得这部作品不尽如人意,写得不够好,心里犯嘀咕这怎么能拿去见人。得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与修改,直到觉得它足够好了,自己才有信心拿出来。所以说,作家这活儿挺不容易的,每天都可能处于一种忐忑不安的状态。就算你这本书写得好,也不代表下一本就能行,你总会担心下一本书该怎么办。就算刚写完一本,你也会觉得,哎呀,这本书好像没比上一本有什么进步。

不过,我倒没有题材匮乏的担忧。我写的是历史题材,这方面的好处就是中国历史太丰富了,5000年的历史里,可以切入的题材点数不胜数。只要翻翻史料,无论哪个地方、哪个时代,都能找到我想写的东西。所以,灵感匮乏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图片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如履薄冰的畅销作家”

记者:在当前文学市场环境下,畅销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位屡创佳绩的畅销书作家,您的感受如何?

马伯庸:压力可大了,我每本书都在想,要是比不上上一本的话,会不会就过气了。这种心态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一直在努力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提醒自己“花无百日红”的道理。

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保持创作的高峰,职业生涯中必然会有起伏,经历高峰和低谷。在高峰时,我告诫自己要“亢龙有悔”,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些成就就变得骄傲自满,甚至停止学习和进步。绝不能有那种“随便写写都能卖一两百万”的轻率想法,而应该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

而到了低谷时,我也会安慰自己,毕竟曾经辉煌过,现在没有了包袱,反而可以更加自由地写作,去尝试那些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其实,作为作家,经常给自己做这样的心理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实际上,我觉得畅销跟个人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看时代。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好互联网兴起,我的作品就能触达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不再局限于以往狭窄的杂志渠道。那时,除非极为幸运,否则很难有机会在文学杂志上崭露头角,而互联网则让这一切变得可能,作品能被众多人看见。

后来,我转而走向实体书出版的时候,又恰好遇上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期。特别是从《百家讲坛》开始,人们对历史的普及与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我国经济也在稳步增长,大家手头宽裕,更愿意表达自我。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我成长的空间。我现在回头看自己以前写的都想抽自己,早期的很多作品很青涩、也很肤浅。可以说,是这个时代赋予了我长达十几年的成长期,期间没有遭遇过多的挫折,而是逐步地、一点一滴地崛起,持续上升。这样的环境给了我成长的机会,让我能够走到今天。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摄影 泽登旺姆 部分图据出版社 责任编辑 罗皓 编辑 王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