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召唤》与美国军事娱乐复合体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Call of Duty: Black Ops 6）将于10月25日发售。本作设定于1990年代早期，当时冷战行将落幕，而美国则迎来了海湾战争的高光时刻。游戏中，一股神秘的势力渗透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高层，来自内部的隐藏力量威胁着“自由民主”。《使命召唤》新作的背景，与今天美国在中东捉襟见肘的窘境形成有趣的互文，也为美国军方与娱乐业的纠葛提供了一个及时的透镜。
《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海报
10月11日，美国左翼网站《雅各宾》（Jacobin）发表了题为《军事娱乐复合体比你想象的还要大》的文章，以《使命召唤》为引子，追溯了美国军方与娱乐行业特殊关系的悠久历史。
军事娱乐复合体（the 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是拟仿军事工业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后者是社会科学界熟悉的一个术语，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首创，最常用于指代美国私营国防承包商、五角大楼和政客之间形成的密切利益共生关系，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军工企业为了推销武器而鼓动美国政府发动战争，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部分地区持续动荡的祸乱之源。
这篇署名哈姆萨·谢赫里亚尔（Hamza Shehryar）的文章从史泰龙的经典动作电影《第一滴血3》（Rambo 3，又译作《兰博3》）谈起。电影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兰博突然从阿富汗嶙峋的山峰后现身，使用特制弓箭击落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这是一个令美国观众激动的时刻，提醒着人们，自由永远会战胜邪恶。
虽然这一备受喜爱的场景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但其情节背景却不那么为人所知。在《第一滴血3》中，兰博与他的“圣战者兄弟们”——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塔利班——并肩作战。在一部美国动作大片中颂扬塔利班，现在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实属正常。这个情节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现实，美国军方正在训练“圣战者”对抗入侵的苏联军队。
谢赫里亚尔认为，《第一滴血3》只是好莱坞在冷战期间制作的众多宣传电影之一，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已经过时。时至今日，军事娱乐复合体依然十分强大，大量的美国电影和电子游戏仍然旨在宣传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常还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谢赫里亚尔以去年发行的棋盘游戏《好莱坞1947》（Hollywood 1947）说明冷战期间的好莱坞的红色恐怖宣传。在这款游戏中，玩家被秘密分配到两个团队中的一个——“爱国者”或“共产主义者”，玩家需要努力确保好莱坞当时制作的电影符合各自的意识形态，制作的电影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则是赢家。游戏制作者之一特拉维斯·汉考克（Travis Hancock）表示：“我们的游戏专注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好莱坞1947》遵循这一点，我一直喜欢看40年代和50年代的老电影，发现反共宣传很吸引人。这让我想做一些东西，鼓励人们看看好莱坞在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
游戏的创作灵感来自著名编剧道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被好莱坞列入黑名单的故事，因为他拒绝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就所谓的共产主义在电影业的影响作证。虽然《好莱坞1947》并没有传递政治信息或意识形态，但汉考克表示，这款游戏是对好莱坞审查制度的批评。
《好莱坞1947》以一种尖锐而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冷战开始时政府对电影行业的编辑控制程度。当时的许多好莱坞电影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观点相呼应。有些电影，如《铁幕》（1948）和《绿色贝雷帽》（1968）在政治信息上很微妙，围绕着美国自由和正义价值观。其他电影则更加公开，如《与共产主义面对面》（1951），将想象中的苏联入侵美国的可怕后果戏剧化，以及《入侵美国》（1985），主角与苏联支持的古巴游击队战斗了107分钟。
美国军方并不是这些文化产品的被动受益者。在许多情况下，它积极地帮助创造了它们。《与共产主义面对面》是由美国空军制作的，而《入侵美国》的剧本是在美国国防部批准后制作的。
没有迹象表明《第一滴血3》是在美国军方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拍摄的，尽管它确实受益于以色列军方的直接援助。然而，它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当时美国军方的目标完全一致。和其他反共电影一样，《第一滴血3》影响巨大，在全球获得了1.89亿美元的票房，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动作经典。1989年2月，当现实生活中的“圣战者”迫使苏军完全从阿富汗撤离时，这部电影仍在影院上映。
三年后，冷战结束。因此，美国反共宣传电影的潮流有所减弱。好莱坞保持着普遍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但缺乏明确的敌人。然后9·11事件发生了。
谢赫里亚尔认为，后9·11的宣传与之前的既有相似也有不同。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策划了导致近3000人死亡的袭击事件。自那以后，政府通过中情局和国防部，扩大了对电影、电视节目和视频游戏的编辑控制，加强了所谓的“军事娱乐复合体”——武装部队和娱乐产业之间的系统合作。这是一种许多人闻所未闻的关系，尽管它正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发展。
中情局和国防部共同创作或制作了大量21世纪的流行电影。《菲利普船长》、《变形金刚》和《壮志凌云：独行侠》，以及一些漫威电影，包括《钢铁侠》、《惊奇队长》和《神奇女侠1984》，都是近年来国防部参与编写的众多电影中的一部分。2022年的纪录片《战争影剧院》（Theaters of War）称，超过2500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受到军方监管，近年来监管的范围和数量都在增加。在所有电影中，有一部因受到中情局最严格的审查和直接的编辑控制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执导的历史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明显是非历史的——关于对本·拉登长达十年的国际追捕的电影《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在《猎杀本·拉登》中，主人公玛雅发现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她的原型是2003年至2005年间担任中情局本·拉登问题站负责人的阿尔弗莱达·弗朗西丝·比科夫斯基（Alfreda Frances Bikowsky）。玛雅在折磨囚犯时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困境，尽管她的原型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有一次，比科夫斯基坚持在中情局驻阿富汗的一个地点绑架、拘留和折磨一名囚犯，尽管这名对象明显是被错认的。这部电影将美国军队描绘成愿意牺牲一切来杀死本·拉登的行善者，包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在短期内违背他们的道德。这部电影没有涉及“反恐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
这部电影经常提醒观众，玛雅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面临着真实而迫在眉睫的危险。但实际上，美国人毫无心理负担地将同样的危险施加在巴基斯坦平民身上，估计有24000名平民死于中情局授权的无人机袭击。谢赫里亚尔在本世纪头十年住在伊斯兰堡，周围是数百万巴基斯坦人所面临的痛苦，他们的生存因反恐战争而被倾覆。宵禁、旅行限制、学校关闭以及随时面临的死亡威胁是当时巴基斯坦的生活现实。
安大略理工大学数字媒体研究副教授坦纳·莫里斯（Tanner Mirrlees）撰写了多本关于娱乐行业宣传的著作。在2016年出版的《心与矿》（Hearts and Mines）中，莫里斯声称，中情局和国防部在《猎杀本·拉登》等电影中发力的关键围绕着框架、遗漏和脱离语境。莫里斯写道：“好莱坞的许多电视节目和电影远非琐碎的娱乐，让观众快乐地逃离美帝国的政治和实践，而是讲述美国政府的强制特工将战争和秘密行动合法化的故事，将它们粉饰得正常、必要和美好。”“好莱坞电视节目和电影对美帝国来说是险恶的公关形式。”
在毕格罗长达150分钟的影片中，震惊世界的阿布格莱布虐囚中心只有一句台词——没有提到它是什么，也没有提到那里发生了什么。然而，《猎杀本·拉登》确实告诉了你，酷刑是多么有效，如果他们能继续使用“强化审讯技术”——这种技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情曝光后被削减了，确认本·拉登的位置会容易得多。
影片中关于酷刑必要性的观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都批评了这部电影，称其“暗示酷刑导致了逮捕，这些信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性”。
《壮志凌云》（1986）剧照
谢赫里亚尔继而揭示了《壮志凌云》与军队招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防部和中情局与好莱坞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军队和肯定其目标的有效性，它还有一个更实用的目的：在军队严重缺兵的时候鼓励入伍。
美国现在的军队规模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小的。近年来，美国进行了一些最激进的征兵活动。除了放宽条件、提高奖金、扩大招募合法永久居民等举措外，好莱坞电影也被用来提高入伍率。最明显的例子是《壮志凌云：独行侠》，它是2022年票房最高的电影，全球票房达到15亿美元。
最初的《壮志凌云》（1986）导致空军入伍人数增加，可能高达8%。这并非偶然，《壮志凌云》的制片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曾公开声称，这部电影是一种征兵工具，它在2022年的续集也试图做到这一点。
招募人员驻扎在美国各地的几家影院外，与刚刚看过《独行侠》的易受影响的青少年接触。《独行侠》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年后上映的，当时新冠肺炎正在挤压空军的申请人名单。与原版不同的是，《独行侠》并没有导致入伍热潮，但它的目的是在9·11以来对美国军队的信心处于最低水平时做到这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独行侠》主要讲述的是空军中的战友情谊，背景是惊险、无情的动作场面。谢赫里亚尔揶揄道，谁不想像汤姆·克鲁斯、迈尔斯·泰勒或格伦·鲍威尔那样，驾驶战斗机从世界的邪恶中拯救美国民主呢？
漫威也在推动联合制作电影，以吸引更年轻的观众。许多观众去电影院看很酷的动作场面，对政治信息一无所知。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所谓的女权主义动作电影《惊奇队长》。国防部和空军都参与了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推广。
美国空军不仅参与了电影的制作，还授权飞行员与媒体接触，宣传电影，并在电影首映式上进行飞行表演。片中主角的扮演者布丽·拉尔森（Brie Larson）说，她饰演的角色最核心的特点之一是“空军精神”。在《洛杉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记者塞缪尔·布拉斯洛（Samuel Braslow）批评了惊奇队长的军国主义，他写道：“这部电影借鉴了1986年的公关巨作《壮志凌云》……但为了2019年‘觉醒’的观众而更新了它，因为美军在阿富汗待了18年、性虐待事件曝光了十多年后，观众对武装部队持谨慎态度。”和《壮志凌云》一样，《惊奇队长》的全球票房也超过了10亿美元。
谢赫里亚尔在最后一部分论述电子游戏与军事娱乐复合体的关系。他认为，军事娱乐复合体最依赖的战略之一是电子游戏的制作。其核心是军方与流行系列《使命召唤》的合作，该系列自2003年首发以来已发行23部，全球销量超过4亿份。
美国陆军电子竞技（The US Army Esports）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电子游戏团队，其中的现役军人与其他《使命召唤》专业战队进行比赛。这些比赛非常受欢迎，去年，该游戏顶级锦标赛收视率达到了29.4万。随着竞技游戏的蓬勃发展，军方基本上会说：“加入我们，就像在现实生活中玩你最喜欢的游戏。”
在《心与矿》一书中，莫里斯用了30页的篇幅来描述“国防部-数字游戏复合体”（the DOD–Digital Games Complex），在这里他揭示了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是如何宣称他使用《使命召唤》来准备他的恐怖袭击的，这是一个白人至上的法西斯主义者，2011年在奥斯陆的一个社会主义青年营杀害了69名青少年。布雷维克在宣言中写道：“《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是目前最好的军事模拟器。”该游戏自2009年发行以来已售出超过2500万份。
《使命召唤》也从不回避政治。相反，它的繁荣依赖于此。该系列的最新一部将在几周后发布，它经常篡改历史。《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019）涉及一项名为“死亡公路”的任务，在虚构的中东国家乌兹克斯坦（Urzikstan），俄罗斯人炸毁了平民逃离入侵的唯一道路，这让我们的主角感到厌恶。这是一个奇怪而生动的挪用——“死亡公路”是给连接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真实存在的六车道高速公路起的名字。1991年2月，伊拉克军队在非法入侵科威特后撤退，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这条公路，造成军事人员和平民死亡。至少有200名平民丧生。
《使命召唤》系列还设置了一些任务，让玩家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与乌戈·查韦斯和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惊人相似的虚构人物，向不了解冷战和海湾战争背后的现实的一代年轻人提供经过修订的历史。
并非巧合的是，《使命召唤》游戏制作方动视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的首席行政官布莱恩·布拉塔奥（Brian Bulatao）此前曾为中情局工作，在加入动视暴雪之前，还曾担任特朗普政府负责管理事务的副国务卿。弗朗西斯·汤森（Frances Townsend），在动视暴雪担任高级法律顾问直到2022年9月，从2004年到2008年担任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
即将发行的《黑色行动6》将以1991年为背景。它将跨越海湾战争，以萨达姆·侯赛因为主角，讲述一个中情局被流氓特工渗透的故事。这注定是另一个修正主义历史和渲染民族主义热情以鼓励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参军的例子。
谢赫里亚尔写道，四十年前，你可以通过观看兰博杀死共产党人来陶醉于你的民族主义，只希望你能像他一样。现在你可以驾驶武装直升机，用PlayStation控制器干掉坦克。如果电子游戏让你心痒难耐，那么街区尽头就有一个募兵办公室。
随着《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于10月25日发布，更多的人将加入美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分支，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有些人会在服役中被杀，有些人会杀死被迫非人化的平民，还有一些人会无可挽回地心碎而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被告知参军就像玩他们最喜欢的电子游戏。
新一轮巴以冲突一周年
10月5日，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附近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示威活动中现场点燃左臂自焚，并高喊“不与屠杀者为伍”。
10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在白宫点燃纪念蜡烛，缅怀在去年10月7日在哈马斯袭击中丧生的1200名以色列人，并发表声明称：“在这个纪念日，也是犹太历最神圣的日子之一，我们向犹太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致敬，并悼念10月7日的受害者。愿对他们的怀念带来祈福。”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7日，美国，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而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10月5日报道，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4.1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全球多国政要发声、多地民众集会游行，呼吁停火止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冲突一周年也成为巴以双方争取全球舆论支持的重要时间点。新华社10月8日报道认为，在已持续一年的战火中，美西方利用其构建和维系的话语体系偏袒纵容以色列，充分暴露出西方人权观、主权观及国际秩序构建理念的虚伪和双标。而“全球南方”国家在冲突爆发后展现出更具独立自主特色的外交主张和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南方觉醒”时代浪潮。
10月7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载了数篇支持以色列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以色列国防军少将、国防军发言人股股长丹尼尔·哈加里（Daniel Hagari）以悲怆的口吻宣称：“10月7日，我们以色列国防军失败了，但我们也学会了如何赢。”
哈加里写道：“一年前，以色列国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这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这一天将成为耻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当大后方受到攻击时，平民听从大后方司令部的指示，尽量减少损失。当我们采取主动时，我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瓦解敌人。”
哈加里认为：“我们仍然处于一场复杂的多领域战争之中……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前进，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这场战争的目标，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新闻周刊》还刊载了流亡的巴勒斯坦和平活动家哈姆扎·霍维迪（Hamza Howidy）的署名文章。作者是在加沙出生和成长的巴勒斯坦人，曾遭到哈马斯的监禁。
霍维迪声称：“10月7日一年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仍然是哈马斯的人质。”他认为，一年后，我希望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哈马斯的袭击不是一种抵抗行为，而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这是一系列野蛮行为，进一步巩固了该地区的暴力循环。尽管那天对以色列社会来说是一场噩梦，但加沙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10月7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大量平民伤亡、大范围的破坏以及加沙人仍然忍受的残酷条件。霍维迪认为，没有一套道德价值观或伦理可以为这种野蛮行为辩护。
霍维迪表示，比那决定命运的一天以来发生的流血和痛苦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包括那些与以色列签订冷和平条约（cold peace treaties）的国家，面对哈马斯的暴行保持沉默。他们不仅保持沉默，而且还宣传“殉难”的意识形态。随后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就像一个火药桶，加深了该地区的分歧，伤害了加沙人民。阿拉伯世界的愤怒也传遍了整个西方。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团结”运动和“支持抵抗”活动分子的激增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深感不安。
霍维迪认为，与此同时，哈马斯的行动，包括绑架以色列儿童、老人和妇女作为人质，并将他们作为谈判筹码，导致以色列对和平的乐观情绪下降，使以色列社会进一步走向极端右翼。
霍维迪最后写道，很难解释加沙人在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恐惧程度，因为他们看着自己的家园，整个城市被摧毁；在午夜接到疏散命令后离开家的噩梦，不知道去哪里或是否还会回来；生活在帐篷里的痛苦，缺乏隐私、安全或基本的人类需求。这些都不是人类应该经历的事。
《新闻周刊》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建制派媒体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基本态度，即与白宫立场保持一致，所用的舆论手法也都是将10月7日事件简化为当天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而淡化此后一年时间里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
美国各类左翼独立网站则表达了对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强烈谴责。以CountPunch为例，10月11日，该网站刊载了《巴勒斯坦纪事报》记者和编辑拉姆齐·巴鲁德（Ramzy Baroud）的文章，将过去一年称为“种族灭绝的一年”。
巴鲁德认为：没有人预料到，一年的时间足以让巴勒斯坦的事业重新成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全球数百万人将再次为巴勒斯坦的自由而集会。过去一年，我们目睹了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目睹了西岸前所未有的暴力，但也见证了巴勒斯坦人坚忍不拔的传奇表现。事实证明，关于巴勒斯坦的最后一章还没有准备写就，而且写这一章的人也不会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巴鲁德表示，正在进行的战争暴露了以色列军事机器的局限性。以色列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典型关系，是建立在以色列不受阻碍的暴力和震耳欲聋的国际沉默的基础上的。主要是以色列自己决定了战争的时间和目标，直到最近，它的敌人似乎对这件事没有发言权。然而，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以色列的战争罪行现在得到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和国际社会的声援，并出现了追究法律责任的早期但严肃的迹象。
巴鲁德写道，这几乎不是内塔尼亚胡希望看到的。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他站在联合国大会大厅，手里拿着一张“新中东”的地图，这张地图彻底抹去了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我们不能让巴勒斯坦人否决（……）和平，”他说，因为“巴勒斯坦人只占阿拉伯世界的2%。”他的傲慢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所谓的胜利时刻是短暂的。内塔尼亚胡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存。他正在扩大战线，以逃避他的军队在加沙遭受的耻辱……
随着国际法院继续调查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蓄意进行种族灭绝的日益增多的档案，联合国大会于9月18日决定，以色列必须在通过有关该问题的决议后一年内结束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
内塔尼亚胡不知疲倦地努力使他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正常化，但他的计划遭到了国际社会全面的、雷霆般的拒绝，他一定大失所望。7月19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宣布“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特拉维夫的又一次打击，尽管美国给予了以色列无限的支持，但未能改变国际社会对占领非法的共识。
巴鲁德认为，除了以色列无情的暴力之外，巴勒斯坦人民作为政治行动者也被边缘化。自1993年《奥斯陆协定》以来，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被托付给了一个大多数未经选举的巴勒斯坦领导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领导层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垄断了巴勒斯坦事业。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一年的大规模屠杀、蓄意制造的饥饿和生活各方面的彻底破坏，他们的团结正在帮助重申一个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的政治意义。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与内塔尼亚胡妄图实现的一切背道而驰。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以色列似乎正在为其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计划写下最后一章。它已经制服或拉拢了巴勒斯坦领导层，完善了对加沙的包围，并准备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加沙成为以色列最不关心的问题，因为围绕它的任何讨论都局限于以色列的封锁和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尽管不是政治危机。
当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知疲倦地恳求世界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结束2007年开始的长期围困时，特拉维夫继续按照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多夫·韦斯格拉斯（Dov Weissglas）臭名昭著的逻辑在加沙地带实施其政策，他解释封锁背后的理由是“让巴勒斯坦人节食，但不是让他们饿死”。但在战争爆发一年后，巴勒斯坦人由于自己的坚定，已经成为任何有关中东和平未来的严肃讨论的中心。他们的集体勇气和坚定使以色列军事机器无法通过暴力取得政治结果。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地带浓烟滚滚，爆炸声不断。
巴鲁德最后写道，的确，加沙的死亡、失踪或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5万人。加沙地带从一开始就贫困不堪，如今已是一片废墟。每一座清真寺、教堂或医院都被摧毁或严重损坏。该地区的大部分教育基础设施已被摧毁。然而，以色列还没有实现它的任何战略目标，这些目标最终都由一个目标统一起来，那就是永远压制巴勒斯坦人对自由的追求。
尽管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痛苦和损失，但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他们的事业中，将阿拉伯人和整个世界团结在巴勒斯坦周围。这将产生持续多年的后果，即便在内塔尼亚胡和他的伙伴们们离开很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