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中产家庭的教育竞争现状调查
文 \ 荣娥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近期在全国教育调研发现，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县市基础教育呈现出市强县弱、公退民进的教育格局，社会的教育焦虑空前高涨，家庭教育竞争趋于极化，其中卷入最深也最难以自拔的家庭当属城镇中产家庭。一般低收入家庭因其过高的竞争门槛而难参与其中，高收入上层家庭自是有其门道和途径不挤高考这一独木桥；而数量最多的中产家庭，特别是体制内家庭，深知教育对孩子发展、阶层晋升的重要性，可他们既无力像上层高收入家庭一样绕开高考托举孩子，又不甘心让孩子升学无望、家庭地位下滑，只能被失衡的教育绑架，负重前行。当前，城镇中产家庭在教育竞争中呈现出择校提前化、陪读普遍化、教培隐秘化、投入过度化和家庭离析化几大面向。
一、择校提前化
择校指家庭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选择上一所好的学校，以求孩子在后续教育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高中录取以中考分数为准，五五分的普职分流背景下，绝大部分家庭不愿意让孩子进入职业高中就读，而能否上高中，上好的高中，就需要提前进入一所升学率高、教学管理严的初中就读，于是择校在大部分地区以小升初阶段尤为突出。初中学校分公立初中和私立初中，公立学位执行就近入学的划片政策，私立学位在2020年摇号政策之前学校自主招生，2020年摇号政策之后进行电脑摇号派位。按理，学位分配或以户籍或以随机摇号，择校空间较小。但在各地的实践中，择校的操作空间很大，家长们早早研究区域内学位派位的规则，提前布局，或斥巨资购买学区房提前入户，或通过提前进入该校的小学就读走直升途径等各种方式择校。
在2010年前，大部分地区以公立教育为主流，私立教育尚未做大做强，家庭择校主要是少数家庭找关系、钻政策空子、转户籍进入公立名校，而随着2010年到2020年间私立名校崛起，家庭购买力大增，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择校之中，择校方式增加了购买学区房进入公立名校，或提前鸡娃让孩子报考私立名校并斥巨资读私校等途径。
而随着2020年民办学校进入摇号时代，私立名校为提前锁定优质生源，创收盈利，开设小学和幼儿园。如该地区私立初中教育以绝对性优势压倒公立教育，这必然带来的是家长蜂拥涌向私立名校的小学和幼儿园，而不顾其高昂的学费成本和家庭精力投入。
家庭择校从小升初阶段下移到幼升小，甚至是幼儿园阶段，家庭教育竞争进入非理性化阶段，随着一个地区内的中产家庭甚至富裕家庭都挤向私立民校的时候，原本还能维持较高教学质量的重点公立小学也面临优质生源流失，教学质量下滑，更别提普通公立小学遭受生源大幅流失的重创，这加剧了公立小学的溃败，随之而来的是地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面垮塌。以东部某欠发达地市为例，该市在2007到2020年间，私立教育崛起，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该地区的公立初中，而随着摇号政策的执行，私立名校学段下移到小学、幼儿园阶段，成为15年一贯制超级教育集团，独霸一方，在2021年其小学全面招生时，全市获知信息的家庭都携子报考，考试当天整个区交通瘫痪，待到九月开学时，该校附近的某公立小学面临原本40多个孩子的班级只剩下不到一半学生，不得不进行拆班重组，给该校师生造成巨大打击，随后几年，该公立小学再也难以招到中产家庭的优质生源，该校隔壁的某师大教职工绝大部分都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名校就读。
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该私立名校在2023年幼儿园开园招生时，不少家长不顾家庭住址距离遥远，不顾高达5万一年的高昂学费，当场涌向园长要求立即缴费的急迫表情将教育焦虑具象化，而事后的访谈中家长们坦言，花钱花精力买学位才是其进入名校最保险的方式。进入该幼儿园就读的孩子中，也不乏下面县城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刚五岁的L县的孩子，其父母在L县县城开店经营，花大价钱将孩子送进该校上幼儿园，但因全家忙于经营给孩子支付高昂学费而抽不出人手陪读，只能将5岁的孩子托管给周边一个小作坊式托管园接送、照料其生活，在周五晚才能回家待到周日下午又送回托管园。
在公立初中教育垮塌，私立名校独霸一方的教育生态下，中产家庭在教育竞争上必然将择校演绎的日趋激烈，带来的是择校提前化，从前期的小升初阶段到摇号时代的幼升小阶段，到当下的幼儿园入园阶段，愈演愈烈，家庭教育竞争横贯孩子教育全阶段，众多基层家庭不堪重负又不得不负重前行。
二、陪读普遍化
城镇中产家庭择校的提前化，带来的是孩子过早离家去较远的学校学习，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丝毫不敢大意，考虑到孩子年龄小，住校生活难以保证孩子的营养达标、学习习惯养成和心理健康发展，只能有条件的选择陪读，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陪读，家庭陪读呈现普遍化趋势。
东部某欠发达地市调研发现，该市初中学段中公立教育全然崩塌，以某超级教育集团领跑，其他私立学校为第二梯队，公立初中垫底的义务教育格局，使得该市教育竞争日益激烈，择校提前到幼升小、幼儿园入园阶段，择校提前化带来的家庭陪读的普遍化。该市某超级中学幼、小、初三个学段近万名学生，生源遍布全市范围，虽然学校设置有宿舍可供家在外区的小学、初中生住宿，但家长考虑到孩子小，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更担心脱离家长日常监管学习下滑，于是大量家庭选择陪读，尤其是小学阶段。这一巨大的陪读需求催生了学校附近庞大火热的房屋租赁市场。每到该校招生结果公布之际，大量的家长在周边焦灼地寻找合适的房源，各家长群里充斥着求租信息，使得该校附近的房租一直居高不下，且因房源紧俏使得房东强势到时常提出不平等条约。在该市人均工资月均三千的收入水准下，该校附近两至三房的小产权房或老公房月租3000上下，一房一厅的小产权或老公房2000上下，而光线暗淡的单间也要千余元，而且最少三年起签，一次性缴清一年房租，甚至有部分好房源要求一次性缴清三年房租。
为了上市里最好的一中，就得上该市王牌私立初中，而要上这所初中，就得小学入读该校，甚至幼儿园就要进入，这使得原本那些离家较远的家庭只需要陪读初中三年扩展到小学大部分家庭需要陪读九年，甚至12年。调研时常听到家长感叹，自家购买、装修一新的小区新房一年住不到几天，却不得不常年蜗居在幽暗逼仄的出租房里陪读，一边勉力缴着新房房贷却无法享受，一边咬牙支付着年均1万到4万不等的房租陪读。
三、教培隐秘化
在2021年7月国家强力推行双减政策，大力打压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使得大部分教培机构关张，但学科培训，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仍在很多地方隐秘进行着。
在双减政策之前，大量教培机构相互竞争和大班教学为主，市场价格较为透明也相对低廉，如2021年7月前G市的四五年级奥数培训，一次两个小时的培训约为75至100元，一年语数英三科培训费约万元；而随着双减政策执行下培训机构纷纷倒闭，但在教育焦虑更增，教育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家长的培训需求更强，想方设法请老师，组小班进行地下培训，催生了地下教培市场。
地下教培市场中，老师还是原来那批机构培训老师，只是单独开班了，为了规避举报和检查，教学场地会在某个租来的民房里进行，且在严抓时期打游击般更换场地，教学由大班改小班，挑选三、五个学霸孩子开班上课，既降低了被查风险又能保证出教学成绩，费用自然也水涨船高，一次两个小时的培训要200元左右，这使得语数英三科培训费暴增至年均约三至四万余元，这一费用将不少家境贫寒的孩子拦在了教培门外，也使得更多普通公立学校学习成绩中下的孩子无法通过教培途径来追赶成绩。
双减政策本意是减学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在具体实践中，也确实减掉了大部分孩子的课外培训负担，但在教育资源不均和教育竞争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教培需求更甚，使得教培走向隐秘化、小班化、学霸化，成为少数家庭孩子保持竞争优势的手段和门槛。不少中产家庭的孩子虽然挤进到私立名校就读，但面对名校内激烈的学业竞争和学习压力，孩子也不敢丝毫放松，周日至周四在学校上晚自习，周五晚和周六周日则在不同的培训班间奔波，有的孩子放学就要赶去上课，只能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抱着保温桶迎风吃晚餐。
四、投入过度化
城镇中产家庭的教育竞争行为表现在择校提前、陪读普遍和隐秘教培，这几个方面无不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精力成本。
首先，来算一笔经济账。孩子在家庭教育竞争过程中需要家庭直接金钱投入的有学杂费、择校费、补习费和陪读租房费用三大块。以东部某欠发达地市为例，如果孩子在小升初阶段进入某私立名校就读，以当前价格而言，三年初中学杂费约8万，三年补习费约10万，三年陪读租房费约3至12万不等，三年初中共计20万到30万不等，再加上择校找关系打点费几万不等，共计25万到35万不等，也即一个孩子初中阶段年均教育投资10万余元。如想要提前锁定名校初中学位，则在幼升小就择校进入该校就读，那就要另算六年小学的费用，小学六年学杂费12万，高年级补习三年约10万，陪读六年租房费约6万至24万不等，六年小学共计28万到46万，还没算择校时的打点费，小学阶段一个孩子年均教育投资5万到8万。现今，部分家长选择在幼儿园阶段就选择进入私立名校，则又将增加三年学费15万，陪读费3万到12万不等，也即幼儿园阶段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年均需要5万到9万不等。
这样看来，选择进入私立名校的中产家庭，每年在每个孩子教育投入上都要高达5万到10万不等，如果有两个孩子同时进入私立名校就读，一年两个孩子的教育经济投入高达10万到20万不等。在当地人均工资三千，家庭年均收入不足十万的G市，就算是体制内公务员家庭在支付房贷、养老和生活开销之后，也不得不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而大部分中下层家庭不得不举债透支家庭收入来支持孩子进行教育竞争，而教育竞争学段的不断下移，使得家庭缺乏财产积累时间，而透支时间却不断延长，对大部分家庭经济造成极大负担，使得周围年轻人不敢生，中年人生了养不起，不少家庭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下，挤压父代养老空间，甚至啃老养娃。
其次，家庭在进行教育竞争过程中，除了巨额的经济投入外，还需要家长投入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说到孩子教育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而言，在一个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家长需要根据孩子的学习时间安排孩子的生活，如接送孩子上下学，在G市，小学阶段早上七点半把孩子送到学校，十一点左右接回家吃午饭和午休，下午两点送孩子去上学，五点左右又要接回家，吃完晚饭还要带出去户外活动或送去上兴趣班或补习班。也即如家有学龄儿童，双职工父母基本很难兼顾工作和孩子的接送和吃饭，如有老人可帮手，则由老人承担起一日三餐和孩子的接送，但对于没有老人或老人无力帮忙的情况下，要么选择花钱将孩子送托管班，下班后匆忙赶去接孩子，要么选择妈妈辞职在家全职接送孩子，而面对高额的教育经济投入，单靠爸爸一人收入难以支撑，于是妈妈们即使主职接送孩子也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灵活就业挣取微薄收入支付平日开销。如果家里有两个不同学段的孩子，接送工作量更是翻倍。此外，除了工作日的接送上下学，周末两天更是奔波在补习班和兴趣班的路上。访谈发现很多人到中年的家长，发现自身事业发展进入瓶颈期，自认卷不过，而孩子教育关键期不可耽误，于是全身心投入到接送孩子、照顾孩子和辅导孩子的行列，尤其很多高知女性妈妈更是如此。
在中产家庭中，三十出头，四十左右的家长们为在孩子教育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不得不投入家庭经济收入和自身时间、精力的绝大部分，畸形、过度的教育投入必然会导致家庭在资源分配中出现对其他成员的挤压和牺牲，如对老人赡养质量的挤压，对妈妈职业发展的牺牲，对父母生活质量的挤压等，这将不利于家庭的健康有序发展。
五、家庭离析化
城镇中产家庭在家庭教育竞争中的过度投入，给家庭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和时间分配难题，家长们为了应对这一难题，不得不像农村务工家庭一样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拆分家庭以求最大化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时间分配。
调研发现，二胎时代下的陪读家庭，多为父母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与学校不在一个区。有家双职工父母，爸爸是某大型国企员工，妈妈是小学老师，家在另一个区居住，两个孩子在不同学校就读，为了兼顾两个孩子，夫妻分工，由爸爸带着大宝陪读，每天下班后匆忙赶往学校接孩子回出租房，陪孩子过夜，奔波在单位和陪读房之间；而妈妈则带着小宝和老人在小宝学校附近陪读，妈妈也同样奔波在单位和小宝学校之间，一家四口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能回到自己家短暂团聚。而另一家陪读父母，有着上初中的儿子和才两岁的女儿，家庭购房在爸爸单位附近，他们每天下班后回家带小宝将小宝哄睡后，又驱车大半个小时到儿子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后回到陪读房里陪儿子过夜，早上送走儿子后又驱车赶去上班，每天疲于奔波。也有单职工家庭中两个孩子都进入一所私立名校就读，但高昂的学费、教培费和陪读费使得家庭经济压力巨大，爸爸不得不放弃本地工作机会，前往经济发达地区谋取更高收入来支撑孩子的教育经费，妈妈则带着两个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一个单间陪读，在照顾孩子生活之余则还要想方设法灵活就业，如通过做手工吃食在朋友圈卖、开私人托管园和做微商等方式挣钱支付娘三的生活开支。
还有部分县城的家庭拼尽全力将孩子送入私立名校，但却没有经济实力和人手去陪读，只能选择让低龄的孩子住校，再在学校附近租个床位给孩子周末和假期课外补习时过夜，孩子过早开始独立生活，未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父母关爱。
这些原本可以就近入学，一家四口可以享受正常家庭生活的中产家庭，被动卷入教育竞争，削尖脑袋挤入私立名校后却不得不通过拆分家庭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和时间分配的最优化，但牺牲的是家庭成员的正常家庭生活，久而久之必将威胁到家庭的稳定和孩子的心理成长。
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均衡，私立教育压倒公立教育的市域社会，教育焦虑蔓延，家庭教育竞争极化，尤其在中产家庭间展开激烈教育竞争，择校提前化、陪读普遍化、教培隐蔽化，随之而来的家庭投入过度化和家庭离析化，这必将威胁到千千万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而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也是最稳定单位，家庭的稳定直接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亟待引起社会的重视，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在于改变基层社会的教育生态，遏制私立教育的无序扩张，发展普惠型优质公立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