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几十年后，身居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弗朗索瓦·德阿德斯基（François d’Adesky）才向人们说起他的濒死体验。那是在他13岁时的一场急性阑尾炎。德阿德斯基仍清楚地记得他在手术台上的身体穿过一条隧道，又遇到了一个散发着光与善意的奇怪存在。“你的大限未至。”一位更年长、德阿德斯基认为是神的存在告诉他，“你还仍未完成在地球上的使命。”

接着德阿德斯基感觉到在“以极速穿越时空，回到宇宙诞生之初”。他最终来到了花园般的仙境，在那里他似乎可以和灵魂产生心灵感应般的共鸣，包括他逝去的祖母和他五岁时失去的童年玩伴。德阿德斯基的祖母牵起她的手，将他带回了医院，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感受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

德阿德斯基成年后便一直在探索属于他的特殊使命。最终，他的理解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包括了帮助他人，也就是作为一位联合国的公员于2011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一项重要决议。直到几年过去，濒死体验更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时，他才开始和除了亲属朋友以外的人分享他的奇幻体验。“我一直在担心我的名誉。”他说。

濒死体验的报道在各种时间与文化中均有体现。惊人的是，5-10%的大众都会拥有濒死体验的记忆，其中 10-23% 是心脏骤停幸存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可以为人们提供关于意识本质的新见解。“现在很显然，我们已经不必再质疑濒死体验的真实性了，讲述这种体验的人确实经历了非凡的事情。”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夏洛特·马歇（Charlotte Martial）说。

西雅图艾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 Koch）补充道：“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会从中获得某种思维特质，这往往会改变他们的生活。” 他在 2024 年出版的新书《我就是世界》（Then I Am Myself the World）中介绍了濒死体验和其他意识状态。“他们很清楚自己看到了什么。”

自从1975年精神科医生雷蒙德·A·穆迪（Raymond A. Moody）的《死亡回忆》（Life after Life）一书出版后，一些身为急诊医生的研究者们开始收集关于濒死体验的定性数据。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研究团队试图通过实验研究濒死体验的神经生物学，但他们的发现已经挑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濒死大脑的了解，包括意识是否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立刻消失。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吉莫·博尔吉金（Jimo Borjigin）认为这一发现对当今的急诊抢救流程十分重要，因为这一切都建立在我们对心脏骤停时的大脑活动的理解之上，而这些理解可能是过时的。“如果我们了解了死亡的机制，那我们就能找到新的方法来拯救生命”。

就像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意识的手段一样，濒死体验可能也会是窥探思想与大脑的真相的一个窗口。这种状态会扰乱意识系统。“当一个系统被扰乱时，你能更好地理解它如何运作。”帝国理工学院迷幻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克里斯托弗·蒂默曼（Christopher Timmermann）说，“如果我们想了解这种体验的本质，我们需要考虑在非正常状态的边界发生了什么。”

另外，濒死体验还对存在主义有重要的启发，尽管这些具体内容在各类科学文献和会议中仍具争议。纽约科学院2023年会议也讨论了相关问题，会议从死亡、迷幻剂与神秘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意识本身。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安东尼·博西斯（Anthony Bossis）说：“在世界各大宗教和传统中都有这些超验的体验。”

马歇曾要求列日大学医院在接收濒死患者时通知他。在二月一个多云的午后，马歇正在与其实验室的 20 名成员开会，这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马歇冲进电梯，两分钟内便来到了医院大厅。大厅里纵横交错的自动扶梯和几何图案让人联想起埃舍尔的画作。在抢救室里，急诊科医生、医学博士候选人奥罗尔·安西翁（Aurore Ancion）已经在等候了。抢救室的两张病床上躺着一位 70 多岁的大胡子老人，他的病号服敞开着，露出腹部和胸部。

尽管这位患者正处于心房颤动的发作期，但他很机敏，还在开着玩笑。他紧张地咯咯笑着，安西翁在两名急诊医生的帮助下，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以进行脑电图检查（或称 EEG，用于测量大脑中的电信号），并在他的额头上粘贴了两个氧气读取器。马歇站在后面，透过他的玳瑁眼镜盯着电脑滚动的上两条红蓝相间的折线——在专业人士眼中，这是对病人大脑活动的精确测量。

医生最终不得不对他进行麻醉，并用电击使他的恢复正常心律。马歇和她的同事希望，他和其他病人去抢救室以及后续访谈中所获得的数据，能够提供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人脑在与死亡近距离接触时的情况。

许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描述了一个或一系列具体的特征。他们可能会回忆起与自己的身体分离，并从上方实时看着自己的身体。他们可能会穿过隧道，看到光，遇到已故的亲人或温柔的某种存在，并拥有一种辽阔感与深刻的洞察力。他们可能会体验走马灯，并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进行道德评价，包括体验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快乐或痛苦。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重症监护和复苏研究主任萨姆-帕尼亚（Sam Parnia）说：“耐人寻味的是，当人们死去时，他们不会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评价自己。他们是根据一个公认标准来评价自己的。”

尽管大多数人对他们濒死体验的描述都很正面，但也有少数人叙述了他们到过类似地狱的地方、遇到恶魔或恐怖的空洞。在 2019 年的一项研究中，马歇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在 123 个报告过濒死体验的人中，有 14% 的人将其归类为负面记忆——马歇说她 “确信 ”这个比例被低估了，因为这些记忆足够令人十分不安。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宗教人士似乎并不会更倾向于拥有濒死体验。不过，有初步证据表明，另一个群体更有可能发生濒死体验：那些容易发生快速眼动睡眠侵入的人。这种情况是指快速眼动睡眠侵入清醒状态，并融合了做梦和清醒的元素。在持续几秒或几分钟的时间里，人们可能会有灵魂出窍的体验，感觉到房间里有人或有东西和自己在一起，或者想动却发现自己动不了。2019 年，神经学家丹尼尔·孔齐亚（Daniel Kondziella）和他的同事从 35 个国家的普通人群中招募了 1034 个成年人样本。10%的研究参与者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47%的人也报告了快速眼动睡眠侵入——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关联。在没有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中，只有 14% 的人报告了快速眼动睡眠侵入。

尽管如此，人们对濒死体验的神经生物学仍然知之甚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它们是由单一的核心机制驱动的，还是像蒂默曼所说的那样，是对 “知晓死亡将至”的一种更加多变的反应。包括马歇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也在观察即将或正在经历死亡的人的大脑，希望能借此了解发生了什么。

2023 年，博尔吉金和她的同事发布了他们认为可能是临终前大脑中浮现濒死体验的特征。研究人员分析了4名昏迷患者在呼吸机被移除前后的脑电图数据。当他们的大脑缺氧时，其中2名濒死病人表现出一种矛盾的伽马波活动激增，这种高频脑电波与记忆的形成和信息的整合有关。

博尔吉金在之前对心脏骤停的健康老鼠大脑进行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活动激增现象。在啮齿类动物中，这种波形的涌动遍及整个大脑。但在人类中，它主要集中在大脑的颞叶、顶叶和枕叶交界处，该区域涉及意识的多个特征，包括视觉、听觉和运动处理。过去的研究还将该区域与出窍感觉以及利他主义和共情联系起来。博尔吉金说，虽然这些都是濒死体验的常规组成部分，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两名患者是否真的经历过濒死体验，因为他们没有活着讲述这件事。但 “我几乎可以猜到他们可能经历了什么”，她说。

帕尼亚领导的一项2023年的研究提供了病人心脏骤停后大脑活动的进一步证据，该研究在他即将于2024年出版的新书《清醒死亡》（Lucid Dying）中有详细介绍。帕尼亚和他的同事与美国、英国和保加利亚的25家医院合作，回顾了567名院内心脏骤停患者的脑电图和脑氧数据。医务人员设法收集到了其中53名患者的脑电图数据进一步分析。大多数患者在危急情况下大脑几乎没有神经活动，但其中约有 40% 的患者在心肺复苏后1小时内又出现了与有意识大脑一致的神经活动。

研究中的另一组的53 名患者存活了下来。医生能收集到的脑电图和脑氧数据太少，无法在他们的任何潜在记忆与其大脑活动之间建立关联。作者们对 28 名幸存者进行了访谈，其中 6 人有 “回忆起的死亡经历”，帕尼亚认为这就是 “濒死体验”。

帕尼亚和他的同事还试着测试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注意力，包括对灵魂出窍经历的报告。他们在病人头部附近放置的平板电脑上投射了一系列随机的 10 幅图像，并在病人昏迷的五分钟内，每分钟通过耳机向他们重复播放三种水果的名称：苹果、梨和香蕉。没有一个幸存者能记住投射出的图像。其中一个人在回忆死亡经历时正确地按顺序说出了水果的名字，尽管这可能是偶然的，帕尼亚说。

帕尼亚认为，这项研究对人们回忆死亡经历的成因与过程提供了 “连贯性、唯物性的解释”。他说，当一个人临近死亡时，大脑会产生功能障碍。有些动作会立即丧失，如脑干反射，但其他一些平常被抑制以优化日常生活的行为会失控，因为此时，脑内的刹车系统已经坏掉了。因此，“你的整个意识都会浮出水面”，帕尼亚说。他认为，这种变化的目的是让人类为 “新的现实” 做好准备——意识会于从生到死的过渡中持续存在。

其他科学家则坚决不同意。孔齐亚说：“当你出现濒死体验时，必须要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脑来存储记忆，存活时脑袋必须完好无损，这样才能检索记忆并描述它。没有正常运转的大脑，你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所有那些认为濒死体验能够证明大脑之外存在意识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孔齐亚、马歇以及其他科学家把濒死体验归结为动物生存手段中的“最后一搏”。当动物们受到生命威胁时，大自然中很多动物都会“装死”——也叫做假死状态（thanatosis）。如果战或逃反应失败时，装死的本能就会启动以躲避危险。此时的动物会无法动弹，也无法对任何外界刺激做出反应——但同时拥有连贯的意识，借此来抓住逃跑的机会。“我个人认为用进化论角度去理解濒死体验才是关键。”孔齐亚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生物学解释。”

马歇和其他人也批判了帕尼亚研究方法的严谨性。马歇说，其中一个担忧是这个研究小组的结论建立在对患者脑电图的目测读数，而不是基于“完整的统计分析”上。帕尼亚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采用了“世界上每一位医生”在临床中使用的标准脑电图阅读方法，那些批评这项研究的人“只是因为不喜欢而忽略了它”。

在最新的研究中，马歇和她的同事们计划采用迄今为止最严格的方法，收集约100名患者的主观和客观数据，包括脑电图和脑氧读数，以及对小组中幸存者的多轮访谈和调查信息。列日大学的研究小组还试图更全面地评估有关灵魂出窍经历的说法。大约79%的 "灵魂出窍 "者都报告说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有些人醒来后知道了他们似乎不应该知道的关于周围环境的事实。马歇说："我并不是说这不是真的，我们要客观地检验它。

为此，她和同事们用意想不到的物体和图像装饰了医院的复苏室，其中一些物体和图像隐藏在只有靠近天花板的人才能看到的地方。病人在抢救室时，包括意识清醒时，研究小组每分钟播放一次各种词语和动物叫声的音频片段。他们将在对幸存参与者的随访中测试他们对任何图像或声音的回忆，他们还将使用视频录像将人们的记忆与现实进行比较。

研究濒死体验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安全的替代方法，如催眠、诱导昏厥和迷幻药。虽然这些方法都不能产生真正的濒死体验，但它们引发的状态可能与濒死大脑有一些重叠。2018年，蒂默曼、马歇和他们的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比较了濒死体验和N,N-二甲基色胺（DMT）的效果，DMT是一种存在于南美植物来源的迷幻饮料死藤水中的精神活性成分。在人体内也会自然产生微量的DMT。蒂默曼说：“有人猜测这可能是濒死体验的基础，即使只有初步证据。”

在这项研究中，13名志愿者在实验室环境下接受了静脉注射的DMT，并根据1983年由精神病学家布鲁斯·莱尔森（Bruce Greyson）开发的一种常用于测量濒死体验的量表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评分。研究人员将DMT组的评分和主观描述与马歇及其同事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编制的濒死体验数据库中的其他人进行了比较。马歇表示，他们发现DMT组和濒死体验组之间有“显著重叠”，两组人都描述了进入一个超自然领域、与身体分离、遇见神秘生物和看到亮光的感觉。两组人还报告了平静、统一与喜悦的感受。但只有一个显著差异：濒死体验组的人更频繁地触碰到了那个越过即无归途的分界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罗兰德·格莱芬斯（Roland Griffiths）在去年10月去世，他开创了对裸盖菇素（Psilocybin）的研究，并在2022年与同事们报道了类似的发现。作者们比较了3192名经历过濒死体验、迷幻药物旅行或非药物引发的神秘体验的人。研究团队发现所有三组受试者的长期结果“非常相似”，包括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洞察力带来的持久积极影响。

在另一项正在接受同行评审的研究中，马歇、蒂默曼及其同事采访了31名经历过濒死体验并尝试过迷幻药物（LSD、裸盖菇素、死藤水、DMT或麦司卡林）的人，了解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看法。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濒死体验中感觉到更强烈的感官效应，包括身体离脱的感觉，但在药物旅行中视觉意象更强。他们在两者中都报告了精神性、连通性和更深层意义的感觉。

这些神秘体验比较下来，“让我印象深刻的共同点在于深刻而强烈的爱的感觉——一切都是爱，意识即是爱，”研究裸盖菇素对终末期癌症患者影响的博西斯说道，他专注于缓解临终痛苦、增强灵性、以及给人们提供更大的生活意义与满足感。“当我们解开更多对生命和死亡的谜题时，有一种超越我们所知时间的感觉。”

对于布鲁塞尔的一位退休政府官员盖·凡德·林登（Guy Vander Linden）来说，他的濒死体验仍然是一份“礼物”。1990年在一次严重的自行车事故后，他被一种压倒性的爱和深刻的 “与宗教无关的灵性”所包围。他还感到一种自我的延伸，即：“我既是万物，也是虚无”。

凡德·林登出院后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的死亡恐惧消失了，因为他现在知道“死亡是件美妙的事情”。他不再看重物质东西，卖掉了他的车和两套额外的房子。他还觉得有必要通过书籍和会议与他人分享他的濒死体验。这些变化影响了他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他的妻子，他们已经离婚了。凡德·林登回忆道：“她说我疯了。带着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体验回来，这会造成冲突。”多年后，他仍然能够清晰回忆起当他沐浴在他认为的总体意识的明朗光芒中时，那份他感受到的爱。

无论人们如何理解濒死体验，研究它们或许都会扩展急救复苏的边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灵和大脑，并为揭示最深刻的秘密——“何为存在”——带来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