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影响的研究”。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
其中，阿西莫格鲁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讲席教授。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曾合著畅销书《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也曾与约翰逊共同撰写《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一书。
阿西莫格鲁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技术、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人力资源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等。在由他撰写的《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阿西莫格鲁介绍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展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模型，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沿领域，包括人力资本、内生技术变革、技术转移、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因素等，他将这些理论分析和数据相结合，说明了理论方法如何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和国富国穷的原因。
以下内容选自《现代经济增长导论》，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现代经济增长导论》，[美]达龙·阿西莫格鲁 著，唐志军 徐浩庆 谌莹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版。
为什么西欧在1800年前后实现了经济起飞？
劳动分工（为亚当·斯密所强调）和资本积累总是能给社会带来增长机会。进一步说，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人类都有足够强大的聪明才智实现重要的技术突破，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增长的动力。虽然如此，由于增长必须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背景，因此这种增长动力的存在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制度不能促进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些制度不能提供合理的报酬结构，因此对创新给予惩罚而不是奖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测，增长动力此时不能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正如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和其他帝国在其历史的某个阶段出现的情况。但这种短暂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充分利用增长的动力；相反，这种增长发生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之下，就其本质而言，这些体制必须控制增长动力，因为这种动力最终会瓦解这些体制。
始于18世纪末期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则有所不同，这是因为西欧国家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经历了三种重要的结构转型。这些结构转型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在此环境之下，潜在的增长动力得以转变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第一种结构转型是旧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瓦解了，即西欧封建关系的衰落。从13世纪开始，尤其是经历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之后，西欧许多地区的封建经济关系崩溃。农奴从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或者是默许的（因为封建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是逃离到规模正在扩大的城市中心而使自己获得自由。这种解放预示了一种重要社会转型的到来：城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改变。但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导致了在工商业部门中工作的低工资劳动力的出现。这也消除了当前精英阶层和新兴企业家阶层之间最重要的矛盾根源，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封建秩序的衰落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威权体制的权力基础（Pirenne，1937）。
第二种结构转型与第一种密切相关。伴随着14世纪人口的下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收入上升，同时许多城市都为商人进口新商品、企业家销售新产品创造了足够广阔的市场。在中世纪，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如冶金技术、武器制造技术、农业以及基础工业（比如纺织业）等技术都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欧洲经济此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成熟度，为众多经济领域里的企业家活动搭建了平台，同时收入水平也足以支持对物质资本和技术的投资，进而引领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转型是政治上的变化。中世纪晚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专制君主政权的瓦解，以及宪政体制崛起的政治过程。16—17世纪出现在西欧的宪政政体是最早的参与型政体，因为在宪政政体下，之前没有获得政治权力的群体此时大部分都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这些群体包括绅士阶层、小商人、最初的实业家以及海外贸易商和金融家。这些政体向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产权保护并建立了促进增长的制度。这些制度变化为新投资、技术变化以及持续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这种情况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革命以及18世纪末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达到了高潮。到了19世纪，工商业发展已经扩展到了西欧大部分地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民主制。因为此时不存在一人一票原则，同时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界线可以说是泾渭分明。虽然如此，这种体制的出现也是为了回应商人和实业家的诉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宪政政体不仅改革了西欧的政治制度，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增长的经济改革，内部关税和管制被废除，大大促进了国内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例如，伴随着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和其他金融改革的推行，英国开始了金融发展的过程。
这些宪政政体首先出现在英国和荷兰，然后扩展到法国和西欧其他地区，这为经济持续增长铺平了道路，而这种增长基于对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产权保护、合同执行、法治和自由进入现有商业活动和新型商业活动。根据前面章节中的理论观点，这些条件的改进将导致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更多投资，而这也确实发生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由此启动。此时的经济关系依赖于对新型工商业活动的投资，以及复杂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增长并没有马上提速，17—18世纪时虽然存在着经济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但这些制度变化为即将到来的更高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金融制度得到了发展，城市地区进一步扩张，新技术不断出现，市场成为交易和竞争的主要舞台。到19世纪，技术变化过程和投资活动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因此被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更新型的技术，更加复杂的组织机构，生产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人力资本，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水平。
为什么西欧国家在1800年左右开始了经济起飞过程？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完整回答很自然地需要解释如下问题，即宪政政体为什么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在西欧国家开始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如此重要。这些制度源于中世纪晚期在欧洲出现的贵族议会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是根本性改革的结果，而这些改革又源于欧洲从16世纪开始的政治权力平衡的变化。
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航海可以绕过好望角，国际贸易出现了增长，欧洲随之在16世纪经历了重要的经济转型。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增长，欧洲的商业活动也更为活跃。这些变化导致生活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更重要的是导致新的商人、国际贸易商和实业家阶层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新阶层不再是欧洲君主的传统盟友。因此他们要求政治制度发生改变，同时往往也具备足够的力量实现这一点，以使其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并促使政府采取有利于其经济活动的措施。此时，随着封建秩序的瓦解，中世纪威权政体的基础已经慢慢萎缩。虽然如此，导致宪政政体出现的那些变化却来之不易。
为了获得独立并成立共和国，德国人要同哈布斯堡王室的君主进行斗争。英国需要经历内战的洗礼并爆发了光荣革命。法国则需要进行1789年革命。但此时的旧制度无一例外都让位于能代表更多阶层的制度，对绝对权力施加更强的约束，同时伴随着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更多地参与政治过程。关键在于社会变化导致的是一套新政治制度的产生，而不是旧制度简单的让步。这种区别与第23章第23.3节强调的理论观点有关：新兴群体要求对其产权保护提供长期的保证，并能够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这种保证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轻易实现，而不是通过短期的让步实现。
这些变革创造了使上述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政治制度。威权政治体制的瓦解和初级参与型政体的出现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门。
原文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
摘编/何也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