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这三位学者获奖应该在很多人的预料之中。尤其Acemoglu，涉猎经济增长、技术演进、制度演进、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社会网络、契约理论等多个领域，在各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常常让我感叹，同为碳基生物，为何Acemoglu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哈佛大学教授曼昆曾经在博客中开玩笑：“Acemoglu一定有一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
关于此次获奖的制度研究，早在2001年，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就在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这篇论文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如何在殖民地建立不同的制度，从而影响殖民地的长期经济增长。
“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想法并不新鲜，从亚当斯密到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历代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而Acemoglu等人的主要贡献，是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工具变量，从因果关系上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什么找工具变量这么重要？因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内生性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很明显是相互影响的，那么，到底是好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呢？还是经济发达国家更容易建立好的制度呢？也就是说，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谁也说不清。
Acemoglu等（2001）的做法是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如果早期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较低，他们就倾向于向该地区移民，从而建立起仿效母国的制度。反之，如果死亡率较高，他们则倾向于在该地区建立掠夺性的殖民政府，尽可能将该地区的资源转移到母国。因此，各殖民地的死亡率对于制度建设有很强影响，而且即使这些殖民地陆续获得了独立，但由于制度的持续性，独立后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原先的制度。但是几百年前的死亡率，很难影响当前的各殖民地经济增长。因此用这个工具变量，可以比较干净地厘清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估计，制度上的差异大约占到了前殖民地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四分之三。
后来，Acemoglu和Robinson合著了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讲述制度的演变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定义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所谓包容性制度是指，政治上，人民能够广泛参与政治活动；经济上，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人们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因此，包容性制度可以促进长期经济繁荣。
而汲取性制度是指，当权者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在汲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但是往往只能维持短期经济增长。长期内，生产者与汲取者会产生冲突，生产者的激励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中断。Acemoglu举的例子是前苏联，前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计划经济内工人们的生产激励越来越弱，生产效率下降，同时爆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
Acemoglu近年来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AI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可以说，Acemoglu是AI技术的怀疑派。他曾经发表论文，预估今后十年AI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限不超过0.55%。但同时，他也在担心，最近的AI技术变革过于偏向于自动化，即替代人类劳动，但没有充分创造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新工作任务。这种技术倾向的后果是劳动力需求停滞、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不平等加剧和生产率增长放缓。与此同时，AI技术还会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转载与诺奖得主Acemoglu的专访，介绍更多他对技术与经济的学术主张：
技术与社会：最大的资产是人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涵盖了政治经济学、技术变革、不平等等多个领域。在怎样的背景和契机之下，您开始关注技术发展对不平等的作用？您最初对技术发展的看法是什么，又如何演变为现在所主张的“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民主”？
阿西莫格鲁：我的许多研究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塑造我们能力和成长机遇的两大力量，同时也在影响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选择。
AI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一方面因为它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投资，另一方面因为它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进步，尤其是随着GPU性能的提高。还有部分原因是AI无处不在的影响。这些因素促使我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随着我越深入研究AI的能力和发展方向，越确信它当前的发展轨迹正在重复并加剧过去几十年最糟糕的一些技术性错误——过分强调自动化，就像我们优先考虑自动化和其他数字技术，而没有为创造新任务进行充足的投资；以及社交平台试图利用人们的数据和兴趣盈利，因此犯下的所有错误。
我还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AI领域的大多数头部玩家都是由不切实际且危险的梦想驱动，即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梦想，这是将机器和算法置于人类之上，也通常是这些头部玩家凌驾于其他人的一种方式。
澎湃新闻：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让许多富翁实现了财富转移，并使科技巨头空前强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接受这样的技术革新，因为它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技术变革有利有弊，从历史来看社会总能找到适应新技术的方式。新一轮科技浪潮席卷而来，您为什么认为不平等问题特别令人担忧？
阿西莫格鲁：当谈及社交平台和人工智能时，我同意上述说法，但是涉及互联网情况就不同了，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互联网在某些方面使用不当，当然也不否认互联网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技术，在达成人与人的联通、向人们提供信息以及为创造新服务和平台方面，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人工智能，我非常担心它成为将财富和权力从普通人转移到一小群科技企业家的方式。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的控制机制以确保普通人从AI中获利，比如强有力的监管、工人参与、公民社会和民主监督。我们看到的“不平等”是“煤矿里的金丝雀”，意味着更糟糕的事即将到来。
澎湃新闻：您指出自动化造成的不平等是“企业和社会在选择如何使用技术后导致的结果”。随着科技巨头市场能力和影响力壮大甚至可能失控，我们应对的关键是什么？如果您担任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CEO，会如何利用AI来管理这家公司？
阿西莫格鲁：我对CEO们的建议是，要意识到他们最大的资产是工人，与其专注于削减成本，应该寻找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能力和影响力的方法。这表明要使用新技术为工人创造新的任务、开拓新的能力。当然，自动化是有益的，我们也必然会在未来更多地应用自动化，但这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所唯一能做的，自动化也不应该是CEO们唯一追求和优先考虑的事情。
OpenAI、微软。IC 资料图
澎湃新闻：美国反垄断执法者已经公开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担忧，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据称达成了一项协议，为微软、OpenAI和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铺平了道路。这种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行动是否能真正地增加市场竞争并避免AI发展被少数公司所主导？
阿西莫格鲁：绝对能够起到作用，反垄断很重要，科技行业一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缺乏反垄断执法。五大科技公司都在他们所在的领域确立了牢固的垄断地位，因为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收购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为了巩固垄断地位，购买并停用了可能与他们构成竞争的技术，我们绝对需要反垄断，以打破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过去三十年变得非常强大。
但我也想强调，仅仅反垄断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将技术重新引导到对社会有益的方向。如果仅仅将Meta拆分为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是不可能实现（增加市场竞争和避免少数公司主导AI发展）。在AI领域，如果担心AI技术被用于操纵、监视或其他恶意目的，反垄断本身不会是解决方案，反垄断必须与更广泛的监管议程相结合。
技术与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澎湃新闻：您一直强调“机器有用性”（machine usefulness），即 “试图让机器对人类更有利”。您认为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无法达成这样的目标会出现什么后果？
阿西莫格鲁：这与上述给CEO们的建议有关。我们想要的是能够拓展人类能力的机器，就AI而言，有很大的可能性达成这一点。AI是一种信息技术，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样的AI工具可以为人类决策者提供有用、情境依赖的即时信息，可以利用AI工具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能够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不仅仅是针对创意工作者、学者或记者，对于蓝领工人、电工、水管工、医疗保健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职业都是如此。更好地获取信息可以推动产生更明智的决策和执行更高层次的任务，这就是机器有用性的意义所在。
澎湃新闻：您建议对工人劳动给予公平的税收待遇。对设备和软件像对待人类雇员一样征税，或者进行税收改革以鼓励就业而不是自动化，这些是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吗？
阿西莫格鲁：是的，我与西蒙·约翰逊在《权力与进步》中共同提出，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可以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美国，在企业雇佣劳动力时面临的边际税率超过30%。当他们使用计算机设备或其他机械执行相同任务时，税率不到5%，这就为自动化提供了过度的激励，同时阻碍了就业和对培训及人力资本的投资。将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税率统一到相同水平是一个合理的政策想法。
澎湃新闻：您提议进行税收改革，以奖励就业而不是自动化。这样的改革将如何影响企业对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和投资？
阿西莫格鲁：在这方面必须要谨慎，不要打击投资，特别是在许多国家需要快速增长，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技术等领域注入新的投资。但如果我们能鼓励技术以正确的方式发展，这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我的提议是消除对自动化的过度激励，并希望它能以一种不会普遍打击商业投资的方式实现。
英伟达 IC。资料图
澎湃新闻：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信息泡沫和错误信息的传播。您认为我们如何避免在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中重复同样的错误？
阿西莫格鲁：有三个原则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1）优先考虑机器有用性，正如我主张的那样；（2）赋予工人和公民权力，而不是试图操纵他们；（3）引入一个更好的监管框架，让科技公司承担责任。
技术与行业：数字广告税让行业更具竞争力
澎湃新闻：技术专家贾伦·拉尼尔强调互联网用户的数据所有权问题。您认为在政策上，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应该如何得到更好的保护？
阿西莫格鲁：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首先，我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高质量数据，而生产这些数据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奖励创造高质量数据的人，数据市场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二，数据目前正被科技公司掠夺，这不公平也不高效。
然而，关键在于数据市场并不像水果市场那样，我的数据通常可以高度替代你的数据，所以如果科技公司可以与个人谈判购买他们的数据，就会出现“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这样做的行政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我认为，运行良好的数据市场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数据所有权，可以是数据工会或数据行业协会，或其他集体组织的形式。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引入数字广告税以限制由算法驱动的错误信息进行盈利？这样的税收政策可能对数字广告行业和信息传播产生什么影响？
阿西莫格鲁：我支持数字广告税，因为基于数字广告的商业模式极具操纵性，它们与创造情感愤怒、数字成瘾、极端嫉妒和信息茧房的策略是协同的。它们也能与利用个人数据的商业模式相协同，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民主公民减少等负面后果。
更糟糕的是，如果要像我建议的那样重新制定AI的发展方向，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商业模式和新平台，但如今基于数字广告的商业模式使之失去了可能性。你无法基于用户订阅启动一个新的社交平台，无法复制维基百科的成功，因为你反对那种提供免费服务并拥有大量客户基础的公司。所以，我将数字广告税视为使科技行业更具竞争力的一种方式：获取用户数据并通过数字广告盈利的“低级手段”如果能够被遏制，就会涌现新的商业模式和更多样化的产品。
澎湃新闻：能否分享一些您所认为的未来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并推动这些变化？
阿西莫格鲁：如果我们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各行各业工人的职业技能，也可以改进科学发现的过程。我还认为有一些方法能够民主地使用AI。
专访来自 公众号澎湃新闻
xiang s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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