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我搜集到的几个案例，其中案例一最为典型：
案例一：小圆今年15岁，苏北人，在无锡打工，工作是美容美发。小圆说自己从生下来，父亲就拿自己当仇人，又打又骂。小圆一直都很困惑为什么父亲如此讨厌自己。小圆的父亲在外面跑货运，但是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因此她从心里也不喜欢父亲。而且父亲一生气就会对自己下死手，有一次，她的父亲直接用绳子勒住小圆的脖子，一边勒一边用手扇小圆耳光，小圆当时的脸上被扇的青一块紫一块。要不是她的爷爷护着她，小圆说当时能直接被父亲勒死过去。
小圆的父亲在外面有了小三，一直持续到现在。每次她的父亲回家，一有不顺心就会家暴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小圆的妈妈。小圆的妈妈因此犯上了精神分裂症。有的时候，父亲殴打妈妈的时候，小圆会去护着，换来的就是父亲对母女俩的殴打。
小圆说，整个家里最疼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爷爷。每次自己被父亲打，就会哭着去找爷爷。有的时候爷爷看到自己被打，会来护着自己，但是父亲连爷爷都打。在这样的家庭里，小圆曾好几次尝试过自杀的念头，但是均被自己的表姐给劝消了。
后来，小圆决定要逃离这个家庭。她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决定也要和小圆一起逃离，因为她的朋友的家庭和小圆差不多。结果两个女孩因为年龄太小，走到半路就被交警拦下来，然后送回了家。结果换来的是朋友父亲对自己的殴打，觉得是小圆带坏了自己的女儿，小圆说当时她的父亲就在旁边冷眼旁观，过了一会儿，也和朋友的父亲一起殴打自己。小圆说自己当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去了爷爷家，爷爷既心疼又生气，嚷着要报警。小圆拦下了，她说自己已经想通了，生活没什么意义，她跑到了一条河边，然后跳了下去。但所幸自己的表姐跟在自己的后面，及时将她拉了出来，才避免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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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小圆辍学出去打工。她说自己总是会不由得想起在家里那段日子，那种无力感总是会折磨自己。自己谈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因为异地，男朋友要跟自己分手，小圆觉得生活又陷入了无意义感，因为她说男朋友在她每次被父亲打骂的时候都安慰她，她第一次感受到外人的关心。她在出租屋内用小刀划伤了自己的手腕企图自杀，但是后来想到自己的爷爷，她最终还是把手腕包了起来终止了自杀。
现在的小圆还是会经常性自残，她说情绪上来的时候，只有让自己感到痛，才会把情绪发泄出去。
案例二：三年前，上六年级的小清从教学楼三楼跳楼自杀。起因是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在办公室对小清家长数落小清，结果小清家长非常生气，从办公室出来把小清从班里揪出来，然后直接在走廊上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扇小清的耳光，结果小清爬到三楼，爬上栏杆，从栏杆上一跃而下，在送去医院的路上断了气。
案例三：两年前，上六年级的小尚在家上吊自杀。原因是家长没收了小尚手机，想让小尚做作业。小尚去要，结果家长不给，还批评了小尚一顿。小尚用鞋带在自家楼梯扶手上面上吊自杀。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小尚身体都已经僵了。
案例四：上初二的小梦和同学闹矛盾，同学就用语言攻击了小梦。小梦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就写：以后我要是当法官，就判你们死刑，把你们都枪毙了。结果这个被同学知道后，同学就去报告老师。老师把小梦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再加上小梦当时刚和男朋友分手。出了办公室，小梦就想爬上栏杆然后从楼上跳下去，幸好被班主任及时拉住，然后打电话叫来了小梦的家长，在多方的劝导下，小梦才放弃了要自杀的念头。
从以上四个案例，我们尝试分析出一种适合概括乡镇青少年的自杀类型。小圆想要自杀的根源是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伤害，以及象征外界温暖的男朋友选择切断和自己的联系，这种情感上面的突然断联使得小圆陷入一种生活的无意义感中，感觉世上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事物，遂动了自杀的念头。这种情感上断联引起的自杀也在案例四小梦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在和同班同学产生矛盾，被老师批评以及和对象分手的三重情感冲击下，小梦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我们给这种因为社会关系上情感流动的断裂所导致无意义感从而产生的自杀叫做“情感失落型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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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案例二和案例三，看似是一种赌气自杀，是在一些事件的刺激下产生的自杀行为，但往内里剖析，是这些孩子的需求未能满足的结果。对于生活在新时代文明浸染、网络文化渗透的当下的孩子来说，他们过于看重自我的需求，主张表达自我的感受。这对于乡镇孩子来说更为明显。他们崇尚手机网络里的城市话语面向的文化，高喊自由与权利，但是又要面向乡镇传统乡土文化所代表的规矩与内敛，两种文化的张力使得这些孩子更容易滋生出一种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社会的亚文化——他们会比城里的孩子更叛逆，更注重自我需求的满足，同时他们的抗压能力却会下降。当家长用带有羞辱性质的惩罚手段——比如扇耳光让自己的面子在同学们面前丢尽时，这种对于好面子，或者说对面子资本有很强需求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同样，乡镇孩子“手机器官化”现象也极其严重，当自己玩手机的需求被家长无情掐灭且没有转圜的余地时，他们就会在一瞬间觉得生活失去意义，从而选择自杀。这种因为自己的强烈需求没能满足或者是被外界力量强制性打断所造成无意义感从而产生的自杀我们可以称作“需求受阻型自杀”。
这两种自杀正好对应现在乡镇孩子的生活重心——社会关系和自我需求。他们社会化还未完全，不用考虑就业、成家立业等更为现实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环境使得他们最为关注的就是自己关系的建构以及自己的需求能否被满足。而社会关系网上流动的是情感，因此社会关系建构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情感流动的断裂，也就会产生“情感失落型自杀”。而且现在乡镇的孩子因为外界文化的影响加上家庭规训和关注的缺失，就会发展出越来越追求一种过度但又不成熟的自我需求，比如过于看重面子，过于依赖手机，过于把自己放在中心等等，而当这种自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需求受阻型自杀”。
同时在调研时能明显的发现，现在乡镇青少年自残现象较为严重，且女生居多。她们自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分手，一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可以看见的是，现在“情感失落型自杀”的数量和比例远远大于“需求受阻型自杀”。这也暗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注重情感的心理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社会想介入乡镇青少年自杀问题时，首要要关注的是孩子的情感世界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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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肯定会有人有疑问，现在的乡镇青少年为什么感觉越来越脆弱呢？这其实是这些青少年社会化失败的结果。这些青少年一般都是小学或初中生，他们社会化的主要的几个场所——家庭、学校和村庄。在家庭，他们接受到的家庭教育都是有问题的，这其实是农村家庭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结果。通俗来解释，即农村家庭物质积累薄弱，父母一般会以家庭物质再生产为重，在外务工，或者说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很晚才回家，对孩子的关注并不会太多。文化资本薄弱所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一些家长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最后大多实践出来的就是“棍棒教育”。这就发展出农村家庭教育的两个极端，要么家长对孩子的管教过于松懈，要么过于严厉，甚至带有一些羞辱性的管教方式——比如辱骂、扇耳光等。当这种规训手段突破孩子的内心阈值，他们就容易倾向于自杀，里面既含有赌气也含有报复的意味。那家庭管教过于松懈，孩子就会把自己交付给手机或者是同辈群体。当嵌入过深，这时候家长突然掐断这些联系，比如没收手机或者不给孩子出去玩，那么他们也容易做出越轨的举动。
在学校，乡镇学校一般是以提高应试成绩为导向的，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也没有耐心去搞心灵教育、素质教育等。有些乡镇老师就直言：“有些小孩油盐不进，坏透了，跟他讲大道理就是在浪费时间”。因此，乡镇学校的教育一般简单粗暴，做错事就罚，直接跳过了问清事情缘由的步骤，这就会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调研中，被老师批评或是惩罚了就选择跳楼的很少很少，也就是说凭老师一己之力其实对孩子自杀并没有很强的驱动力。一般都是有其他事情的辅助，比如像案例二有家长的“煽风点火”，或者像案例四，正巧碰上该生刚分手，心情正处于低谷期，再加上老师的批评，孩子就会在当下产生一种很强的生活无意义感从而做出出格的行为。
对于村庄社会，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教授在《县中》一书中指出：在农村，社会教育主体是村庄。农村中小学生仍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村庄里，接受村庄的教化和熏陶。村庄是农村小孩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它作为一个整体对本村庄的中小学生的道德品行、文明礼仪、规矩规范等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但是，现在的村庄对小孩真的有用吗？
在调研中我发现，乡镇青少年群体的社会化并不完全，他们对家庭或家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并不会嵌入很深，同样对于村庄的地方规则规范认识并不深刻，甚至他们都没有被收编进地方规则和规范之中，再加之现代文明通过教育以及手机网络入侵村庄，使得现在的青少年群体其实是悬浮于村庄的集体生活的，他们根本不会参与到村庄的生活，也不会认同村庄社会的行为规范，更不会将之内化为文化惯习。在我了解的案例中就有的孩子甚至满村辱骂自己的爷爷奶奶。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对传统乡土伦理秩序和规范规则的敬畏，当然现在的村庄那种密闭性结构也正在瓦解，彼此之间越来越疏离，两相耦合之下，这些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生活在农村的城里人”，当他们脱离乡土的规训，脱嵌于乡土的人情关系，就会自然而然把自己放在生活的中心，一旦有不顺心的地方就有可能自杀。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化文明进驻村庄生活，村庄老一辈包括中年人其实受这种现代化文明的影响较小，他们一般还是遵循传统村庄的那种行为规范，但是对乡镇孩子的影响却十分巨大。所谓现代化文明是一种注重自我表达，追求自我权利的具有意识先进性的一种利己型文明，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太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会按照自己当下的意愿去行事。从网络世界或者是书本中习得这种文明文化的乡镇孩子就会以此为圭臬，他们坚定要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受到一些稍微大的冲击或者是不如意，就会产生活不下去的念头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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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只是自杀，如果把乡镇孩子的很多越轨行为比如抽烟打架、偷盗辍学等全部归咎于孩子自身“不知好歹”“难以管教”，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样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加剧孩子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脱节，刺激他们的逆反心理，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管教”，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只有从家庭、学校以及村庄社会各方面共同发力，承担好自己在孩子成长教育过程中的职责，正确引导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孩子越轨行为的发生，使得这些孩子的成长回到有序、健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