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获得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获奖理由是：
（三位学者）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国家的繁荣”这个问题上，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与见解。他们通过理论工具，从社会制度的持续性差异，解释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富，并解释了社会制度确立后，为什么差异会持续存在，以及未来会发生何种变化。
打个通俗的比方，Acemoglu- Robinson的系列文章中，研究的问题大致是：
工业革命/现代企业制度/金融创新…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或者伊斯兰国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致辞中，对于这项研究的意义不吝溢美之词，例如最后的总结部分提到：
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法治薄弱、制度剥削民众的社会不会带来增长或改善，而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深刻原因。
毫无疑问，三名诺奖得主中最核心的成员，是现年57岁的达伦·阿西莫格鲁。这位高产的学者基于发表的论文，与其他两位学者合著了两本书：
与詹姆斯·A·罗宾逊合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与西蒙·约翰逊合作《权力和进步》。
14日下午，正在希腊度假的达龙·阿西莫格鲁兴奋地向记者表示：
这是一个大惊喜、大荣誉…我梦想有一个好的职业生涯，但现在一切到头了，到顶了。
预感自身职业生涯到头了的阿西莫格鲁总算松了一口气，而全世界众多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士，也同时松了一口气。因为每年十月，大家经常会互相八卦：
今年，阿西莫格鲁会得奖吗？
没错，阿西莫格鲁就是这样的人——所有业内人士都感觉他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没人知道何时会轮到他获奖。
这种期待而纠结的情绪，像极了苏文茂的相声《扔靴子》：
二楼上夜班的年轻人回家后，习惯于发泄性地甩开靴子，咚咚两声总是惊醒一楼的房东。有一天，年轻人在扔第二只靴子的时候，想起了房东前几天的抗议，于是轻轻放下。 是夜，老房东静等第二只靴子落地，一夜都没睡着。
现在，尘埃落定。祝贺阿西莫格鲁圆梦，也祝贺广大经济学同仁可以睡个好觉。
❷ 国家兴衰的密码
当智人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组建部落、城邦，建立文明以来，地球上存在过大大小小的各种国家，它们“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令无数吃瓜群众扼腕长叹。
然后，问题来了：
从时间维度看，先天条件类似的两个国家，兴衰走向迥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卫星拍摄到的，东北亚的两个宇宙强国，夜晚的灯光对比图）
经济学中，有无数牛人提出了国家实体的经济发展规律模型，包括地理决定论（杰弗里·萨克斯）、文化决定论（马克斯·韦伯）、人种决定论（由于政治不正确，代表人物无法显示），以及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其基本出发点是，社会经济制度嵌入在经济体中，决定了实体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例如制度经济学普遍认为，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
1997年，著名的LLSV组合（即经济学家拉波塔、洛配兹·西拉内斯、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四位学者）通过量化数据的分析，对法律与金融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随后，阿西莫格鲁把这种研究方法扩展到经济史，成为历史经济学（Historical Economics）中有关持久效应（Persistence）问题的权威专家。
（一）基本的研究方法
阿西莫格鲁的“持久效应研究”，即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将很远时期的某些特征或事件与当今的经济社会结果联系起来。
我们以一个例子进行介绍。
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资本主义发生于西欧是因为受到 “新教改革”的影响。但由于思想局限与条件限制，韦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明。
如果我们模仿阿西莫格鲁，用“持久效应研究”对韦伯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提出理论假设。例如根据韦伯等大牛的论述，16 世纪新教改革前，天主教主导的欧洲社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助是教徒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例如《圣经》中描述：
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
由于教会认为，天下信教之人都是兄弟姐妹，所以相互之间的无偿帮助才是天主愿意看到的 “义” 和 “礼”，因而对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和金融放贷存在严格的规制。例如《教会法》就明文规定：
严禁神职人员自己或替别人从事批发交易或经商，即使是为第三者谋利也不可原谅。
而新教则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皆源于上帝的恩赐，其中就包括了个人拥有的天赋（个人的才能与能力）与资源（个人财富的多寡），既然上帝鼓励个人发挥自身才华（例如接受教育），也会鼓励财富在流动中创造价值，并允许收取合理的回报（利息）。
由此提出论文的假设：
从较长的历史窗口看，在同等条件下，新教国家相比天主教国家，其国民受教育水平更高，经济更发达。
第二步是搜集样本数据。例如寻找两个历史渊源相同、资源禀赋类似的天主教/新教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但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新教国家，因而只能量化处理。例如把新教徒比例超过60%的国家称为新教国家（这个比例是我胡诌的，可以更改）。
第三步是寻找工具变量。例如要衡量16世纪国民的受教育水平，需要找到一个普遍存在的、符合逻辑的历史数据。显然，它不可能是大学学生档案（当时的大学稀少，不能反映普通人的受教育程度），因而需要另辟蹊径…
当时欧洲人们结婚必须到教会登记，因而教会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婚书档案。档案结尾需要新婚夫妇签名，而不会写字的人以签字画押代替（一般是画一个“十”字， 类似于阿Q画个圆）。因此就可以根据签名与否，判断其接受教育的水平。
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婚书签字率超过50%，说明该国受教育程度达到了“开化”。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如果统计每个国家达到签字率超过50%的年度，既可以得到欧洲各国“进入文明的时间版图”。
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中，就列出了这样一张“欧洲国家进入文明时间点的分布图”。从中可以直观地发现：
新教为主的国家（瑞典、丹麦、荷兰、德国、英国）普通在1700年就完成了半数公民受教育，而天主教国家（意大利、 西班牙、法国）则普遍在1850年之后才达成这个目标。两者相差150年以上！
（欧洲各国受教育程度普及的时间进度图，引用自佩雷菲特所著的《信任社会》）
第四步是跑回归，寻求统计规律。也就是检验国民经济变量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验证“不同教义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影响”。
至此，这个阿西莫格鲁式的“持久效应研究”基本完成了，剩下的是各种稳健性检验。
（二）国家的失败
当然，阿西莫格鲁的研究远比上述例子复杂，研究范围也更广，但他的所有学术故事都遵循一个基本的范式：
1，国家和地区的兴衰成败，不是由资源禀赋与地理位置决定，而是源于其内嵌的制度结构。
2，制度结构可以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攫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承认人们参与经济及政治活动的权力，并提供产权、创新、公平竞争等方面的保护；攫取性制度是权力垄断主导的社会运作模式，少数人控制着国家资源和决策权，剥削大多数人，这个模式下，人们是没有动机去创新的，最终将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无法实现长期的繁荣。
3，制度结构一旦确立，其影响是长期的。例如殖民地独立后，殖民者建立的基本制度长期存在，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2001年，这三位经济学家牛刀小试，在顶级期刊QJE上发表了该领域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殖民地起源的发展比较：一项经验研究》，阿西莫格鲁提出：
我们利用欧洲死亡率的差异来评估研究制度对经济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欧洲人在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殖民政策，有着不同的相关制度——在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的殖民地区域，由于无法定居，他们更有可能建立掠夺性制度，这些制度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利用欧洲死亡率的差异作为现有制度的工具变量，我们估计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巨大影响。但制度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被引入后，非洲国家（或者热带地区的国家）的收入并不低于其他国家。
这篇文章的大致思路是说，美国和墨西哥都位于北美，各方面都比较接近，但它们分别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路径。
具体说来，西班牙人占据的墨西哥资源禀赋优异（盛产黄金和白银），当地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贵金属，为此建立了复杂的垄断与贸易规则。
与此同时，很多历史资料表明，墨西哥位于热带，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尤其是疟疾与黄热病的存在，对欧洲移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资源禀赋优异+移民死亡率畸高的现实条件，使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把移民当耗材用，尽可能地进行掠夺性开发。因为谁也不知道移民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讨论长期产出毫无意义。
不出意外地，西班牙人的掠夺性战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墨西哥的贵金属让西班牙国内经济空前繁荣，这也刺激到了英国的北美殖民政府。
英国殖民政府试图复制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先进经验”，但却尴尬地发现，英属北美殖民地资源禀赋并不突出（除了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煤铁资源，其他地区基本都是产粮区，尚未探明大型贵金属矿场），想掠夺而不得。
不过，英属北美殖民地有个优点，它位于温带大平原上，蚊虫导致的传染病较少，且当地水热条件较好，适合人类居住与耕种。因此英国官员改变了思维，开始奉行长期主义，即鼓励欧洲人来殖民地定居、开发，希望以税收的方式充盈殖民政府的财政。
自然资源不足+移民存活率较高的现实条件下，北美殖民地政府鼓吹“新欧洲人”的包容性政策，他们允许移民复制欧洲母国的制度。例如特别强调移民垦荒后形成的田地、牲畜等私有财产，把当地殖民政府的权力范围大致约束在税收制度中。
在包容性更高的制度影响下，类似于“新英格兰”、“新阿姆斯特丹”的北美殖民地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旧大陆人（例如遭遇天灾的爱尔兰人，遭遇恶性通货膨胀的德国人）。
独立战争后，北美的殖民统治结束了，但延续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美国，却依然吸引着欧洲的移民与资本，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2002年，三位学者趁热打铁，发表了《贫富的逆转——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在该文中，三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核心思想框架，他们认为：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财产权保护）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一规律对旧有政府依然有效，由此形成“贫富的逆转”。
例如在殖民者进入美洲前，墨西哥地区是阿兹特克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当地经济、文化发达，是传统上的富裕地区，而北美则是相对贫困的地区。但由于制度的分野，实施掠夺性制度的墨西哥成为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而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的美国成为了发达国家。
以上述一系列论文为基础，阿西莫格鲁等人出版了一本专著，居然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该书论述了国家的发展与制度的联系，主标题是：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我认为，即使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本书也具有较高的阅读价值。
例如该书就一再暗示，美国与墨西哥的制度差异，并不来自于英国殖民者的开明与怜悯，或者西班牙殖民者的短视与贪婪。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健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长远视角”，恰恰是源于北美资源禀赋的匮乏，源于不得不实施的拉拢政策。
反之，先天条件更好的墨西哥，则陷入了资源诅咒，令人唏嘘。
在本书中，阿西莫格鲁单独开辟了一章（第四章），充满情感地把两个邻国因微小差别而形成的关键制度差异，称之为“历史的关键节点”。他进一步引申道：
以中世纪的欧洲为例，黑死病爆发后，受灾更严重的西欧因为劳动力极度短缺，封建领主不得不与农民妥协，赋予后者更多的权利，使得后续的工业革命中，雇佣工人的转换成本大为降低。
相反，在死亡率较低的东欧，领主并未受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直接冲击，但他们把农民视为更加宝贵的资产，严加控制与监管（例如不允许农民轻易脱离土地），因此在工业革命中，这些地区的进程显著落后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偶尔发生的一个事件，悄无声息地引发政治制度的细微变化，并在很久以后成为历史分岔的关键节点，反过来又验证了历史的重要性。
我看到以上论述时，第一感觉就想起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大约2014年前后，财经媒体开始广泛报道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红利”提前结束，可能引发劳动力成本的全面上升，进而削弱外贸行业的总体竞争力。
我当时只感觉专家说话怪怪的，直到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后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引发了当前社会的关键节点么？
在“人口红利”的鼓吹声中，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劳动权益就像鬼故事，人人都听说过，但从未见识过；而在适龄工作人群断崖式下降之后，劳动关系的相关事宜浮出水面，引发各方关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一个暴论——从长期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居然可能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似乎是一件…好事？
你就说，这样的奇书，值不值得一读吧？
有趣的是，该书于2012年出版发行，并在2015年被翻译后引入国内，但早在2014年6月，某知名财经大学的杨教授就撰文。对该书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十年之前，杨教授举起批判的武器，向·阿西莫格鲁等“风尘三侠”虚空打靶，开了一枪。十年以后，他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隐约风声，恍惚地回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
不由得想起了杜甫的诗作：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❸ 学习毛咕噜的灌水精神
达龙·阿西莫格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因而有了Daron Acemoglu这个奇怪的名字。中国学者和学生往往亲切地音译为：
毛咕噜（Moglu）。
俗话说，只有起错了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毛咕噜”的来历，可能与阿西莫格鲁“水论文，说车轱辘话”的学术方式有关。
199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为25岁的毛咕噜举办了博士答辩，一位评审老师激动地表示：
这篇博士论文有七个章节（Chapter），每个章节都具有很高的质量，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三篇，甚至一篇，就足以获得博士学位。
这一幕似乎说明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说明了该死的才华。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ES）与牛津、剑桥一道，位列5大顶尖大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小而美”的大学，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比肩哈佛。因此，参加答辩的评审老师是见过世面的，对论文“一篇顶七篇”的评价，恰巧说明了毛咕噜的才华。
事实上，像毛咕噜这样拉风的学术奇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样的鲜明，那样的出众。
例如在通过答辩后，阿西莫格鲁旋被LES近水楼台先得月，聘为经济学讲师。
仅仅一年后，毛咕噜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挖角，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并在短短四年后转为教授。
其次是说明了恐怖的灌水能力。
明明三个章节就可以成为优秀毕业论文，但毛咕噜硬是写了七章，而且每一章都独立成章。这固然说明了他才华泛滥，但更说明了他喷薄欲出的表达欲，以及旺盛到极致的创作习惯。
众所周知，经济学期刊的鄙视链中，站在顶端的是Top 5，即A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R（Econometrica），QJ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RES（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通常说来，即使是美国顶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终生能在Top5上发表四五篇文章就足以创下诺大名号了。但阿西莫格鲁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人们的固有印象：
从博士毕业起，阿西莫格鲁在Top5上共发表了76篇论文，平均每年发表2.7篇，是最近50年以来在TOP5上发文最多的大神。
在MIT的学校主页介绍中，毛咕噜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conomy)，但他近年来发表的论文领域，却涉及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多个专业，以及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甚至还包括：
人力资源和培训。
他研究过大西洋贸易与欧洲崛起的关系，讨论贩卖黑奴死亡率对北美殖民地政策的影响，甚至还研究了中国北宋经济形态与国家命运的关联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咕噜教授的优点是兴趣爱好广泛，像一个博物学家，偏偏又头脑灵活，善于联想，另外还有一手过硬的建模能力，总能找到适当的数据与工具验证其假设。但他并不是一位理论大师，其研究框架沿袭了诺斯、布坎南，甚至是LLSV组合的理论，并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例如历史学家Vanda Wilcox就诙谐地表示：
经济学家阅读史学一定是违法的吧？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假装认为，Acemoglu从陈旧的史学中选择观点，居然可以解释2022年的经济学，并在最顶级刊物上发表。
而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更是直言：
Acemoglu-Robinson论文中对政治变化的描述，让人觉得是在对着维基百科在找解释，然后跑个回归论证，轻浮而肤浅。
这也是阿西莫格鲁长期引领诺奖赔率榜，但一直陪跑的原因吧。毕竟诺贝尔奖更愿意颁发给开创一门理论的学者。
但瑕不掩瑜，阿西莫格鲁终于圆梦，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喜欢讲故事、勤于讲故事的人。这也许是他最大的才华。
就像因《黑镜》而走红的编剧查理·布洛克，在接受采访时的解释：
在谈论成功之前，请不要谈论天赋和运气，你需要的是一个截稿日，以及一个不交稿就能打爆你狗头的人，然后，你就会被自己的才华所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