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2024
适逢中山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谷河青年特别推出“全球校友”系列策划。在中山大学的百年历程中，无数校友奔赴世界各地，发扬中大精神，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搭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桥梁。本系列报道将讲述中大学子海外奋斗的峥嵘岁月和激荡风云，共同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煌煌篇章。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消散近八十年，那些曾经翱翔天际的飞虎队雄鹰，如今安在？本文追忆了1939级兼1942级校友何永道与中山大学的跨世纪往事。这不仅是一人一校的奋斗史，更是波澜壮阔的现代全球史的缩影。
文 | 卢诗纯
新加坡唐人街川菜馆最深处的餐桌上，摆满黑白照片和旧证书，四周充盈的麻辣香气与资料尘封的味道交融。六七位青年围坐在旁，聆听正中一位银发长者讲述泛黄照片中的往事。他浓重的粤语口音穿越了时间的长河，带领青年们的神思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2010年1月，何永道与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理事合影
（图源：刘逸）
这位长者就是飞虎队老将何永道，也是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1939级校友与中山大学1942级校友。这群青年是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的理事会成员。这次聚餐是他们与何永道的首次会面。2009年底，《联合早报》刊登了关于何永道的报道，理事会得知他曾是中山大学的一员，向他发出了见面邀请。何永道老人欣然赴约。2010年1月，在这家距离中山大学两千多公里的中餐馆里，鲐背之年的何永道接过了印有怀士堂和鱼尾狮图案的校友会纪念T恤，与母校遥遥相拥。
何永道从理事手中接过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纪念T恤
（图源：刘逸）
辗转粤港：战火中觅书桌
“自日本占领香港以来一直牢牢困住我的深刻恐惧与焦虑，此刻彻底解脱释放了。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先辈的故土，那片我从童年时代就被教导为我的祖国的土地。”
1920年，何永道出生于马来亚（现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其父从顺德“下南洋”讨生活，从“英国殖民地属下的中国劳役”打拼成生意红火的鞋业商人，将10个子女拉拔长大，并尽可能给予孩子们最好的教育条件。何永道记得儿时常听父亲讲述孔子和孙中山的思想，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但对儒家思想有深刻体悟，并通过言传身教向子女传授。何永道根据其父言行，逐渐构建起对远方故土的文化认知。
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何永道自幼便向往求知，年少时就立志当工程师。鉴于马来亚教育资源有限，他选择出国深造，将香港大学工程系作为求学目标。1939年抵港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还未达到港大的入学门槛，只得自习备考。期间，何永道首先报读了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本在广州，1888年由美国传教士创立，1904年在康乐村（今中山大学南校园）建立永久校园。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学术传统亦得以承续发展，成为今天中山大学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即1938年，岭南大学为避战火迁至香港，何永道这才在港与之结缘。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他，在此进修工程学和为海外侨生开办的中文基础课程。
1940年，何永道入读香港大学，充满希望的求学生涯却于次年年底被日军占领香港的炮火轰塌。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资助和特工的引导下，他和二十多位港大同学踏上了前往中国大陆的逃亡之路。学生们藏在卡车中，从九龙到粉岭，穿过日本军事基地的重重关卡，再徒步至沙头角，躲过了发现端倪的日本追兵，用保护费打发了土匪，终于在码头坐上驶向大陆的船。
靠岸后，一众学生继续往内陆跋涉，来到了广东省东南部一个名为“淡水”的小村落。何永道毕生难忘当时的心情，他在自传《飞虎情缘》中回忆道，“自日本占领香港以来一直牢牢困住我的深刻恐惧与焦虑，我此刻彻底解脱释放了。而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先辈的故土，那片我从童年时代就被教导为我的祖国的土地。”
1942年，一众香港大学学生逃往广东曲江。
圈中人物为何永道（图源：《飞虎情缘》）
1942年，何永道辗转至广东战时首府曲江（现韶关），向香港大学救灾委员会求助，希望恢复学业，从香港来的学生主要送往中山大学继续上课，与中大再度结缘。抗日战争的战火迫使中大数次迁徙，彼时暂居坪石镇（位于韶关乐昌）。
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中山大学因地制宜艰苦办学，校本部设于主干道坪石老街的广同会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等各学院散落于武江两岸的村落中，较大的民居改建为教室，较小的民宅改建为办公室，处理入学手续和行政事务，讲师只能分配到一些可用于讨论的房间。
抗日战争期间，中山大学校本部在韶关坪石的旧址广同会馆
（图源：网络）
由于战事逼近和生活费所剩无几，何永道一边抵抗小镇随时可能失守的焦虑情绪，一边维持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晚餐的酱油拌饭都已是一天中的犒赏，饥饿感的折磨从未停歇。这是学生难民普遍面临的困境，在生计面前学业只能往后靠，有些人不得不找工作谋生，何永道也急需找份兼职来养活自己，但经济因战争而颓靡，求职也并非易事。他不打算停学，但每天在种种磨难中载沉载浮，让他感觉自己坠入了人生谷底。
就在此时，何永道在当地报纸上偶然看到一则广告，招募年轻人加入中国国民党政府空军部队当学员。成为飞行员，在中国投入抗日战争，这个想法顿时在他的脑海中生根发芽。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长辈们一再给我灌输一股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意识。我一直希望有机会以某种方式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投考空军会是个让我发挥爱国精神，展现热爱祖国的机会，如果有必要，我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身边人笑他个子矮，他也知道自己录取的机会很渺茫，但回头是山重水复的坪石苦读，向前或许是柳暗花明的为国出征，他想“还有什么是我输不起的？”
22岁的青年毅然提交了申请。在此之前，他甚至连飞机都没见过。
鹰击长空：再难也要“捱”过去
父亲的座右铭“捱”，这个粤语中常用的字代表了忍耐、承受、奋斗。“如果我也为他人捱苦奋斗，多少人会因此而获益？”
几天后，中国空军部队来电，邀请何永道前往桂林的招募中心接受考试和体检，并寄来一张火车票和一小笔旅费。他和朋友们都大感意外，人生拐点已在一步之遥。
笔试科目共有三门，分别是中国历史和政治哲学；通用航空、科学和数学；英语和综合知识，考试内容正好都是何永道曾经学过的知识。
命运冥冥中为他引路，但路上的每块砖石都由他自己铺就。“要是父亲没让我从小在教会学校上课，我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应付英语和综合知识考试；要是当年没报读岭南大学，我就不可能掌握‘三民主义’等孙中山的政治理念；要是我在港大的第一年没选修理科，我就不可能通过通用航空、科学、数学考试；要是我没去坪石，我就不会看到中国空军部队的招聘广告。”
考核通过后，何永道加入了位于昆明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了第16届学员。学员共120人，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和军校毕业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侨。
飞行前培训分为理论课程、基本军训和体能锻炼。作为大学生，前者对何永道来说轻松自如，后者则是莫大的挑战，但除了成功，他别无选择。“成为飞行员是我生存下来的单程票。”退学参军使他已无回头路，一旦退出空军，就只能成为在寒冬中苟延残喘的难民。
何永道想起父亲的座右铭“捱”，这个粤语中常用的字代表了忍耐、承受、奋斗，即使看不到苦难的尽头，也要咬紧牙关熬过一切。这是他深知的道理，也是他离乡后的精神支柱。父亲的“捱”让他获益颇多，能享受良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如果我也效仿父亲，为他人捱苦奋斗，多少人会因此而获益？”在自传中，何永道扪心自问，并用一生去求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完成飞行前培训后，学员必须前往印度和美国接受飞行训练，需要确保所持护照可往返这些国家。何永道这时才发现，由于出生在怡保，他的护照上根本没有公民身份，只有“马来联邦受英国保护者”的字样，入境其他国家受到巨大限制。几位军官非常理解他的难处，为保证他能正常完成飞行训练，悄悄向当局申请了一本中华民国护照。
沉甸甸的故国情怀具象化为一本薄薄的护照，身份上的归属感让何永道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空军训练中。“我如今不能放弃了。祖国在等着我奉献。我已做好了准备，为她鞠躬尽瘁。”
何永道的中华民国护照
（图源：《飞虎情缘》）
为了前往印度拉合尔（Lahore，现属巴基斯坦）继续训练，学员的首飞任务就是飞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Hump Route）。
1942年，日军切断了中国与外界较为安全的陆路通道，为了打开局面，中美两国只能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出一条运输物资的空中通道。这条航线横跨横断山脉、高黎贡山、喜马拉雅山脉等，连绵山脊从空中看像是骆驼的驼峰，且由于当时螺旋桨飞机性能不高，所以只能通过紧贴空气密度稍大的山峰飞行以换取飞行效率，而山脉起伏也造成飞机的高度轨迹经常忽高忽低，因此得名“驼峰航线”。在这条二战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飞行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上，中美共折损1500多架飞机，3000多人葬身于此。失事飞机的残骸散落在峡谷和雪峰之间，当阳光照射时，铝片会闪闪发亮，这片“铝谷”沉睡着数千名飞行员的英魂。
根据天气状况不同，驼峰航线全程需时四到六小时。对飞行员来说，这是对体力和精神的极大考验。浓雾、暴风雪是驼峰的常态，能见度与蒙眼飞行并无二致，即使是晴天也可能随时有狂风造访，风速可达200公里/小时，飞机在空中被狂风扫落叶似的被抛来抛去，哪怕能从强风中逃过一劫，也还是可能因复杂的地形和大气条件干扰无线电通讯而迷失方向，漫无目的地飞行直至燃油耗尽，最后以机舱和雪山为棺椁。
第一次飞行就面对“生死航线”，意味着学员们在赶赴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豪赌、一场“鲤鱼跃龙门”的试炼。
为照顾初学者，每位学员配备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机师，这位机师在收到天气良好的报告后，就会发出指令让学员登机起飞。何永道将自己紧紧地绑在座位上。飞机直冲高空，机头向上呈直线，越攀越高，直至空气不再流过机翼表面——升力急剧下降，飞机失速了，发动机也随之熄火了。
飞机从高空中垂直下坠，进入自由落体状态，而且陷入失控旋转。何永道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往下看只觉得地面的建筑物每一秒都变得越来越大。千钧一发之际，他将自己从惊恐的状态中拽离，开始执行停滞恢复动作，几秒后，他从乱流手中夺回了飞机的掌控权，并安全降落在拉合尔飞行训练基地的跑道上。
1943年7月，学员在拉合尔完成了三个月的飞行训练，接受了特技飞行、编队飞行等先进技术培训，共有80人获选到美国接受进一步培训，何永道是其中之一。9月，学员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为期一年的飞行训练。
1944年4月，何永道顺利完成所有培训，正式成为轰炸机飞行员，成为中国空军部队里的军官。学员们将这一年训练期称为“奇迹之年”，因为他们在整整一年内从未错过任何一天的飞行，哪怕气候恶劣、缺乏燃料、飞机维修，还是教官缺席。这些年轻人在美国的阅兵广场上高唱爱国歌曲，毕业的喜悦和即将为国征战的激动在胸膛中震荡——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将要展翅高飞。
1945年1月，何永道辗转抵达陕西汉中，被派往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第一中队，隶属于中美混合联队。每天晚饭时间，中队书记员会将第二天执行任务的名单贴出来。这是每位士兵一天中最期待的事，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就跑到公告栏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渴望证明自己，急切地想把侵略者赶出家园。
何永道身着值勤制服，与所在中队悟空中队队徽合影
（图源：《飞虎情缘》）
就这样等了几周，终于轮到何永道执行任务了。第一次任务是与一位中国资深技师搭档，侦察敌军的确切位置，这趟往返未曾引发骚扰的交火，顺利得甚至让他觉得“有些失望”。
第二次任务“来真的”了，需要沿着南阳丰城地区低空扫射敌方的地面目标，而低空飞行随时可能被敌军击落。轰炸机对准敌军骑兵总队扫射，马匹受惊逃窜，被甩下马背的骑兵慌忙寻找掩护。何永道的飞机几乎贴地飞行，甚至能看清敌军士兵惊慌的表情。每次扣动扳机，他都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的报应”。
“我完全沉浸在这次任务中，将自己可能被击落的恐惧，全然抛诸脑后。有那么一刻，轰炸机机身遭敌军的炮火擦过，可我一点都不担心。肾上腺素飙升，终于能够与入侵者正面交战的满足感充塞了我。我仿似脱胎换骨。全然无畏无惧。”透过自传的文字，仿佛能听见青年猛烈的心跳与轰炸机的轰鸣共振。
第三次任务因编队中有轰炸机的飞行指示器故障，只能放弃任务，折返基地。第四次任务名为“双机行动”，战斗机护送至少两架轰炸机到目标区执行任务，在配合中成功摧毁了敌人在南阳地区的一个补给站。
第五次任务整个中队集体出动，计划摧毁新乡的一个铁路货仓。这是高级别轰炸行动，需要轰炸机编队飞行，战斗机在前方开路，掩护笨重的轰炸机免受敌方战斗机攻击。这个铁路货仓是敌军的重要设施，因此日军以多个高射炮巩固该地区空防。然而，行动过程中突然刮起沙尘暴，编队飞行难以实现，敌方还从地面发动密集炮火。在枪弹的罗网中，何永道眼睁睁看着附近的一架飞机被高射炮击落，却只能强压悲痛继续执行任务。
任务结束后，何永道被派去已故战友家中宣布讣告，指挥官将烈士穿过的军装交到其父母手中，向他们道歉，并讲述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经历。他看着兄弟们的家人哭倒在地，却如鲠在喉，任何安慰在死亡面前都显得苍白。
此后，何永道又从几次轰炸任务中死里逃生，他的B-25轰炸机多了几个弹孔，修补后尚能再起飞，但越来越多空落的寝室却像在心里凿开的窟窿，无法填补。前一刻还在说笑的朋友，下一秒就从此消失，连寻找完整遗体好好道别都是奢望，留下来的仅仅是照片和留在基地的零星遗物。对何永道来说，战争最难捱的是一再面对失去同袍的痛苦，但战事吃紧，故土仍陷于水深火热中，英烈未竟的事业落到他与其余幸存者的肩上，再难也要“捱”下去。
1945年7月，执行第九次任务前，何永道所在的整个联队接到指令，与全国各地的飞行员到重庆市梁山空军基地集结，准备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行动，对上海进行轰炸。但就在大家临近登机时，指挥官下令中止行动——日本正在酝酿投降，也就不必继续空袭行动了。
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苍鹰抖落满身硝烟，降落在暂得喘息的中国大陆。
“何爹地”：手植桃李壮新航
经受过西方外籍教官的歧视和责骂，何永道在自己担任飞行教官时，小心呵护每个展翅翱翔的梦想，尽力充实本地航空业的星群。他指导学员时父亲般的态度和作风，让许多初级机师和飞行学员都爱叫他“Daddy-O”，也就是“何爹地”。
战后，何永道在汉口担任空军飞行教官，但他不愿参与国共内战，“一想到要把枪口转而对准我曾经誓死保护的同胞们——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我办不到，甚至完全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何永道退出空军，加入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起初负责客运航班，将流离失所者送回家乡，或运送建材货物，协助开展战后重建。期间，他与妻子罗慧敏相识相爱，1949年5月，两人在战火纷飞的上海举行婚礼，随后一同前往香港。
何永道与妻子罗慧敏
（图源：《飞虎情缘》）
落脚香港之初，何永道在贸易公司工作，但对飞行的渴望仍在血脉中鼓动。一日，老友梁明星来信说新加坡的“马来亚航空公司”正在迅速扩张，急需招募机师，原本只由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行员担任机师，但随着业务持续扩大，公司扩大机队并第一次招募马来亚本土飞行员。何永道欣然应约，与朋友们共同加入这家公司。
然而，跻身全由白人垄断的工作环境、成为首批本地机师的荣耀背后，也有辛酸的一面。公司无视何永道及其友人在二战期间的空战经验，只给了低级别的副机长职衔，西方外籍机师也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公然表达种族歧言论，甚至连新入职的外籍机师都能任意推翻他们的决定，且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要想继续飞行生涯，只能忍辱负重。
转机在1957年来临。经过时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的多次谈判，新加坡最终获得全面内部自治权，从此不再是英国殖民地，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公民。何永道的中华民国护照已因新中国成立、政权更迭而失效，又变回了“马来联邦受英国保护者”，为了摆脱作为二等公民的限制，并使全家人取得同地护照，何永道一家决定登记注册为新加坡公民。
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本地人开始追求更大的事业发展前景，马来亚航空公司内也是如此。然而，本地机师的工资仍低于外籍机师，甚至同级职工能有整整200美元的差距，高层职务和领导责任更是免谈，甚至没有资格独立飞行，这对昔日的空军飞行员来说是最大的折辱。
为此，公司现有的15名本地机师成立工会“马来亚航空本地机师协会”，何永道被推举为名誉秘书。但双方人数差距悬殊，仅凭自身努力无异于蚍蜉撼树，何永道决定寻求外界帮助，他想到了李光耀。这位律师是他飞往婆罗洲航班的常客，在外籍人士圈内也极负盛名。李光耀在听说本地机师的处境后，二话不说就同意帮忙。在约好谈判的那天，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坐下，公司的执行董事就同意了工会提出的要求。本地机师就此松绑展翅，工资待遇与外籍机师平起平坐。
1963年，英国殖民政府将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并入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马来亚航空公司也更名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简称“马航”）。公司继续扩大飞行版图，也急需增聘机师，希望培育更多本地人才，并由本地飞行教官承担培训职责，这在马来亚航空史上也是头一遭。
何永道曾在十多年前对自己许下承诺：只要有机会担任教官，一定毫不犹豫抓住机会，为培养本地航空业后进尽一份力。因此，他马上毛遂自荐，并邀请好友梁明星共同投入发展本地机师团队的事业。两位曾在自己的国土上备受歧视的空军飞行员，携手为后辈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与外籍教官的粗暴责骂相比，何永道和梁明星的耐心亲切如同春风化雨。年轻学员已在各地飞行俱乐部接受过初级训练，但还需要进阶培训才能驾驶DC-3型等较大的商用客机，且由于实际飞行训练较少，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常在操控飞机时脸色惨白不知所措。为缓解学员的紧张情绪，何永道会在登机前与年轻人拉拉家常，问起他们的家人，或者让他们谈谈自己的梦想，训练结束后带他们外出吃午饭。学员们逐渐卸下了心理负担，将何永道当作朋友和家人，飞行训练成为了大家每天期待的愉快体验，对学习的热情也愈发高涨。何永道被蓬勃的冲劲感染，也乐意与他们分享更多飞行经验和技巧。
担任培训队长一段时间后，何永道与学员相处几小时就能大概摸清其资质。他把学员分为三类：一类学员天赋异禀，生下来就是为了飞行，只需六小时试飞就能完全掌控飞机；另一类学员天赋尚可，按部就班稳健进步；最后一类学员则需手把手教导，何永道“总会在他们身边，握着他们的手，提高警惕地看着他们在驾驶舱里的每个动作，及时避免任何意外发生，这类学员总会显得很紧张，我得一再向他们保证，每一步都做得很好。我必须耐心地看着他们缓慢却稳健地进步，直至完全掌握DC-3型客机。”
何永道和梁明星尽可能不辜负每位学员，小心呵护每个展翅翱翔的梦想，双手托举这些新星，充实本地航空业的星群。养育三个孩子的经历和早年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何永道在指导学员时采取了父亲般的态度和作风，因此许多初级机师和飞行学员都爱叫他“Daddy-O”，也就是“何爹地”。
1965年，随着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公司更名为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1972年，两国政府合作破裂，该公司被拆分为马来西亚航空和新加坡航空。许多员工都选择加入马来西亚航空，而何永道选择留在新加坡航空。飞行员的出走潮迫使新航改革，他作为骨干成员，被提拔为波音737型客机的首席机长，负责管理B737客机的所有机组人员和整个飞行教官团队，在执飞和培训外，他还需要规划年轻机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发掘指挥官的可造之材。
1972年，马新航空分家，何永道加入新加坡航空
（图源：《飞虎情缘》）
1980年3月26日，满60岁的何永道退休了，他的飞行时长已超过两万小时，培训了三百多名飞行员，成为了新航飞行团队的主干。飞行运营部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经他培训的飞行员全来了，多年栽培的桃李已成密林，在东南亚乃至全球上空开枝散叶。有些学员也成为了飞行教官，骄傲地向自己的学员介绍何永道，说他是新航的“何爹地”，甚至开玩笑说他可谓是新航的“爷爷”了。一片欢声笑语中，何永道的传奇飞行生涯画上休止符，这架见证战火与和平的飞机终于平安降落。
今年1月6日，何永道重归蓝天，享年103岁。从抗日战争到发展新航，何永道翱翔天际近四十载，为中国空军和新加坡民航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位长寿老人常被问到，在世上活了这么久，是否已经找到什么是幸福。他借用美国作家弗兰克·克雷恩（Frank Crane）的话作答：“幸福，是大爱，是大量服务”，这也是他用一生践行的答案。
*感谢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范颂华、中山大学教务部质量处（教材处）处长张雁、2006届校友黄彦、1999届校友刘逸对本文的贡献。
参考资料：
[1]《飞虎情缘：何永道回忆录》（沈耀发著，林琬绯译）
[3] 世界顺德联谊总会视频号《顺德乐从镇良滘乡亲、飞虎队队员何永道先生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