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加沙地区前政府官员，巴勒斯坦政治家穆罕默德·库德瓦(Muhammad al-Qudwa)曾经写诗怀念以色列的一座城市，海法(Haifa)。他写道：“我等待诺亚的奇迹，让海水和我一起流动……当海浪也许降落在海法的岸边，然后我在那里重新生根。”
海法，这座西濒地中海的以色列城市出乎意料地存留着大量巴勒斯坦民族的文化空间，以至于被称为“巴勒斯坦文化之都”。海法的巴勒斯坦民族元素如何在1948年至今的多轮冲突中延续下来？这种罕见的城市文化飞地如何通过艺术和文化活动保存它的民族性？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如何想象和再现他们的民族空间以及共同体？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将跟随海法大学讲师纳迪姆·卡尔卡比(Nadeem Karkabi)的这篇论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文章将分为两篇推送。本篇概述了大浩劫前后海法巴勒斯坦文化的历史，阐述了当下第二代政治化的巴勒斯坦城市中产阶级反对国家对巴勒斯坦身份的压制，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文化机构，在海法找回、再现、占有和想象巴勒斯坦民族空间的实践。在下一篇中，通过将海法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作者将会解释为什么巴勒斯坦文化的复兴会发生在犹太人占多数的海法，讨论海法作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文化之都的意义，以及艺术和文化生产对该市巴勒斯坦居民的民族想象的重要性。
图为海法市风貌
2016年3月，我去海法的陈影院（Cinema Chen）看了一场电影，影片主讲人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巴勒斯坦文化之都”，而这种说法在艺术家和文化活动组织者中非常普遍。过去十年间，海法产生了大量由巴勒斯坦人开办的文化与艺术机构，形成了该市日益壮大的文化氛围。它们都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独立经营的巴勒斯坦场所，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资助。
鉴于海法的巴勒斯坦社会与文化生活在1948年的大浩劫（Nakba）中完全崩溃，这一发展确实令人意外。由于巴勒斯坦人仅占这座城市总人口的11%，我们可能会质疑将海法重建为巴勒斯坦城市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将其作为“文化之都”了。几十年来，海法一直处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座城市的巴勒斯坦文化也一直停滞不前。那么，海法是如何崛起并雄心勃勃地宣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文化之都”的呢？为何能取得这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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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浩劫”前后海法的巴勒斯坦文化生活
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得益于铁路和军港的兴建，海法的城市商业得以发展并吸引大量农村阿拉伯人进城谋生，使其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法形成了新的巴勒斯坦城市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站在以现代自由价值观为基础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前沿。各种巴勒斯坦俱乐部、剧院和咖啡馆竞相为当地艺术家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著名歌手提供舞台，形成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和公民关系。到1946年，海法成为了“混合城市”（mixed-city），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人数几乎持平。这一现实不仅有助于在两个民族之间形成友好互助关系，还有助于在大浩劫之后建立起这座城市对剩余的少数巴勒斯坦人相对宽容的性格。
在大浩劫中，海法失去了约95%的巴勒斯坦居民，包括该市的大部分金融和文化精英。尽管剩余的三千多巴勒斯坦人最终获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但在近二十年的军事统治中，他们基本上被当作殖民地的子民对待，其行动受到严格控制，文化生活也受到无情的审查。海法以及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摧毁，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巴勒斯坦市民社会的明确计划：他们认为，为了根除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必须将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居住的城市作为主要目标，将巴勒斯坦的城市生活边缘化。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将巴勒斯坦描述为农村、传统和落后的社会，巴勒斯坦难民和流亡历史学家则将巴勒斯坦村庄浪漫化为家园和归宿，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对巴勒斯坦城市的抹杀。
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因失去同胞、土地和生计而变得软弱无力，在军事统治下进一步被驯服。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大浩劫中幸存下来的政治组织，这主要是因其原则上承认犹太国家。然而，该党越来越多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家园，他们聚集在该党位于海法的总部，组织了阿拉伯诗歌、文学和音乐等文化活动。在军事统治下，诗歌是文化表达的主要媒介，因为它能够抵御审查：“相对自由地传播、朗诵、记忆和散播”。除了在全国各地成功举办诗歌节，共产党还负责在海法印刷的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并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rab Intellectuals）于1960年在海法成立。
1966年军事统治结束后，巴勒斯坦人被允许在国内自由行动，出现了从乡村涌入海法的移民潮。1967年阿拉伯国家战败后，巴勒斯坦公民的以色列化进程加快：因为他们认识到，以色列国将继续存在，他们进步的希望在于融入而非民族分离，其中教育是关键。早在1952年，海法就成立了正统阿拉伯学院（Orthodox Arab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完整中学教育的学校。1972-1974年，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国家为阿拉伯人开办了30所新的中学。学校系统的扩大，加上相对的行动自由，使得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高等教育中的人数有所增加，从1956年的46名学生增加到1979年的1634名学生。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也开始在以色列机构中学习艺术并接受培训，但他们缺乏可以自由表达民族情感的场所，戏剧领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矛盾。复兴剧院（The Revival Theatre）于1967年在海法成立，四年之后，在阿拉伯犹太文化中心（Beit Hagefen）和以色列教育与文化事务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的赞助成为专业剧团。但仅仅两年后，大多数演员谴责阿拉伯犹太文化中心的管理部门拒绝接受原创的民族主义剧目，而倾向于非政治化的埃及戏剧和外国戏剧，最终导致二者合作破裂。
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出现了第一支巴勒斯坦摇滚乐队“海岸”（The Shore），其成员都是来自海法的青少年。90年代初，他们在以色列俱乐部“第二城市”（The Second City）举办了首场演出，演唱了后来备受欢迎的《我们将建造一座城市》（We Will Build a City）：“我们将建造一座没有压迫或剥夺的城市”。歌词清楚地反映了一种冲动，即重建失去的巴勒斯坦城市，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自由表达和社会交往的个人主义空间。乐队曾在其他几个阿拉伯城镇演出，但由于当时缺乏基础设施和观众，最终被迫解散。其建立巴勒斯坦城市的梦想被录制在两张磁带专辑中，等待未来的实现。
No.2
海法独立文化圈的崛起
以色列工党（MAPAI）在1977年选举中的落败，标志着以色列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开始，并促进了新的巴勒斯坦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进，以色列出现了私有化与就业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大学毕业生融入到劳动力市场，改善了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状况。此外，随着更多巴勒斯坦妇女进入就业市场，双职工家庭增加，出生率下降，社会福利也得到了改善。虽然并非所有巴勒斯坦公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但这种有选择性的变化导致了巴勒斯坦中上层阶级的出现。
到90年代末，海法的这些巴勒斯坦中产阶级的第二代开始积极在该市的文化领域寻求发展。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一代人在更加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会为了生存而在十几岁时就进入就业市场，也不会将自己的高等教育理想局限于医学、法律和工程学等能带来直接经济回报的专业。许多人接受了艺术方面的补充教育，并形成了城市文化资本和偏好，且有很多人前往以色列和国外学习艺术。
此时，组织巴勒斯坦文化生活的主体，转变为民间社会组织和私人机构。1997年，阿拉伯民主民族党（Arab Democratic National Party）领导人阿兹米·比沙拉（Azmi Bishara）在以色列议会提议巴勒斯坦公民应享有文化自治权，这是在巴勒斯坦建国谈判之际提出的新要求。这一提议遭到以色列议会的拒绝，但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内部讨论中掀起波澜。199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81.5%）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支持文化自治的主张。鉴于这一趋势，以色列做出了一些促进阿拉伯文化发展的姿态，例如1995年在海法建立了阿拉伯民族剧院（Arab national theater）。然而，由于国家长期忽视为巴勒斯坦公民提供社会和文化服务，“默认文化自治”（default cultural autonomy）应运而生，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据此建立了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自治文化机构。
如今，海法接纳了许多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组织，如阿拉伯文化协会（Arab Cultural Association）。此外，许多设在海法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文化活动作为其议程的一部分，如巴勒斯坦女同性恋组织“声音”（Voices），该组织每年举办一次同性恋电影节。同时，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的咖啡馆和酒吧也为国内外的巴勒斯坦艺术家提供了小型表演和展览的场所。新的娱乐场所吸引了来自附近城镇和村庄的巴勒斯坦民众，为他们提供了私密性、都市感和巴勒斯坦归属感，使他们远离其家庭空间的监视。
海法已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避风港，他们的生活选择可能不被家乡或村庄社区所接受，但他们仍然希望居住于巴勒斯坦的环境。许多艺术家在这座城市建立基地，寻求自由、世俗和个性化的城市生活，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和关系推广自己的作品。单身女性也被海法的自由所吸引，尤其是可以在不结婚的情况下远离家人独自生活。同时，海法存在着大量的跨宗教和/或非婚恋爱关系，且往往瞒着家人。在海法，巴勒斯坦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群体（LGBT）也找到了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基本上不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或骚扰，也不会被以色列的LGBT组织收编，或被迫加入以色列安全部门。
政治局势也促成了海法的变化。2000年第二次起义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示威，导致13名公民被警察开枪打死。虽然海法的示威活动相对温和，但流血事件表明，他们不仅不是犹太国家的平等公民，而且必须保护自己不受犹太国家的伤害。2015年，以色列文化和教育部长米莉·雷格夫（Miri Regev）禁止巴沙尔·穆尔库斯（Bashar Murkus）的戏剧《平行时间》（A Parallel Time）上演，该剧讲述了巴勒斯坦政治犯每天经历的苦难，同时她还下令停止政府对剧院的补贴。事实上，创建独立的巴勒斯坦文化机构并脱离以色列国家控制的必要性，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与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接触也鼓励了当地艺术家摆脱以色列的制约。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以及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签订的和平协定，为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社区接触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媒体和传播的进步也激发了当地文化创作者的想象力，巴勒斯坦青年虽然主要在以色列艺术机构中学习技能，但他们已开始在更广阔的阿拉伯和西方艺术舞台上寻求对其民族身份和原创作品的认可。
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美国白宫草坪会面，中为美国总统克林顿
互联网使得创作者和消费者能够绕过以色列的干预和审查，相对自由地参与地区和国际文化活动。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廉价的数字生产和艺术传播技术带来了能够摆脱国家机构限制的民主化和自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网络空间，利用自制的录音系统，巴勒斯坦说唱歌手能够明确表达对以色列及其占领的抗议，而不必面对官方的审查，也不必面对犹太裔以色列音乐制作人的缄默（之前他们一直依赖这些人）。多年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一直被动地收看黎巴嫩和约旦的电视节目，而互联网终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积极参与国际艺术传播的媒介。通过网络空间，巴勒斯坦人不仅能够吸收外国音乐的风格，同时也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民族歧视、政治边缘化和社会劣势。
编辑 | 陈悦薇
排版 | 刘依林
审核 | 杨清怡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