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联合主席在获奖后表示，核武永远不会带来和平。他为了强调核武的破坏性，将加沙儿童目前的处境与二战末期日本儿童的处境做了比拟。
显然，此次颁奖存在着模糊战争责任的危险。
发动并实施战争的是人，不是武器。二战后，一个尖锐的问题由战而生：为什么侵略者在战争中会“裸露”出如此残暴的本性？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持久和平的。
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是为了鼓励那些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这些在核爆中幸存下来的日本人选择了宽恕而非报复，选择了和平而非仇恨，也是值得鼓励的。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里德内斯(Jorgen Watne Frydnes)在奥斯陆表示，这个成立于1956年的组织“因其为实现无核武世界所做的努力”而获此殊荣。
将诺贝尔和平奖发给日本的这一组织，还有两个用意。
一是环顾当今世界，核威胁的阴影依然在加重。弗里德内斯说：“今天的核武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它们可以杀死数百万人，并对气候造成灾难性影响。”他并警告：“核战可能会摧毁我们的文明。”
二是明年是广岛和长崎原爆80周年。诺贝尔委员会指出，美国当年投下的2枚原子弹造成广岛和长崎约12万居民丧生，以及后来有相当数量的人死于烧伤和辐射相关疾病。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要扔这两颗原子弹？究竟谁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这也是为什么加沙的孩子与日本在二战中死去的孩子很难比较的原因。
日本人在战争中杀死了多少中国孩子、朝鲜孩子、菲律宾孩子……如果没有美国投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还会有多少孩子死去？
当所有的罪责都被推到冰冷的武器上时，那些发动战争、制造杀戮的双手是否就能轻易洗脱？
历史不该被简化，更不该被遗忘。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这种笼统而模糊反核武的态度，有可能会帮助战争制造者卸下战争罪的包袱，进而摇身变为纯粹的战争受害者。
并不是所有的核爆幸存者都有同样的心灵洗涤的经历。如果帮助那些缺少反思的人卸下战争责任的包袱，无疑会助长他们内心深处的野蛮与残暴复生。
下面这篇文章是作者的旧文，结合该事件现整理后重新发表。
在联合国工作的三年里，我常常会从那座石雕前走过。那是天主教圣女安格尼斯的雕像，她右臂折断，浑身伤痕累累，后背布满深深的划痕。联合国大楼里为何会出现如此残破的雕像呢？
让我们来看看说明牌上的那段文字吧：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座雕塑就竖立在高大明亮的落地窗旁。窗外是一个日本花园，花园一侧古色古香的亭子中央，悬挂着一口“和平钟”。站在石雕前向庭院里望去，不难体会到日本人送给联合国这一组礼物的良苦用心。
这些年来，我接触的日本人虽不算多，但每每谈起二战，总觉得他们最愿讲的就是日本人受到的戕害。60年前的那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话没有错，但对于遭受过日本侵略军侵略的亚洲人民来说，却只讲对了一半，因为日本更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几百万日本鬼子在亚太地区烧杀抢掠，他们是法西斯残暴的实施者。
没有日本挑起战争，也不会有美国人投放原子弹。联合国里的场景组合其实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已，许多亚洲国家的记者与我谈起那座圣女雕像，也都深有同感。
英国作家布鲁马曾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态度与德国人做过一个对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时刻不在于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柏林之战，而是在于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于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广岛的原子弹。有朋友告诉我，他看到的日本教科书上没有日本军人残杀中国人的照片，却有广岛遭原子弹炸毁的照片。近年来，在另一个二战的轴心国――德国国内也出现了要说出当年老百姓苦难的呼声，并得到了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理解。为什么已经自称是作过反思的日本人却很难得到这样的理解呢？
对照一下德国，就不难找到答案。几年前，我有机会去纽伦堡访问。在新建的“纳粹党集会地文献中心”里，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经常组织专家为学生讲述当年纳粹的组织和宣传方式。在中心的小册子上写着这样的话：“组织讨论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小学生认清纳粹蛊惑人心的手段。”为了告诉人们纳粹是怎样迷惑普通老百姓，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法西斯恐怖分子，当地政府还在齐伯林阅兵场的接待大厅里举办了“迷惑与恐怖”的永久性展览。展览中说，当年来纽伦堡参加集会游行的就有不少纳粹青年团的代表。让未成年的孩子参加如此疯狂的集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来说，无疑是一次彻底的洗涤。
战后，纽伦堡成了清算纳粹罪行的“审判之城”。这场审判让全世界，也让德国人看清了纳粹十恶不赦的罪恶面目。但现在看来，那只是反思的第一个层面。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百姓会自觉地成为纳粹的追随者，会主动地参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呢？“迷惑与恐怖”，这个主题本身就是一个回答。它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纳粹不仅因为有恐怖的一面，也有着一种足以让你神魂颠倒的吸引力，而恐怖的力量恰恰是通过这种迷惑力而得到的。
对比之下，日本人的战后反思就远未触及到如此深刻的层面。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比起德国纳粹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种令普通日本人神魂颠倒的迷惑力也并不比德国纳粹差多少。
当年在日本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孩子们用充满稚气的嗓音呼喊着“为天皇而死！”当恶贯满盈的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传回日本时，竟有十多万人站在东京街头默哀致敬。
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情：日本本州北部山区的一个小学生在被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老师就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并教训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以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法西斯鼓惑下的疯狂与残暴固然十分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在二战结束那么多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施暴者对产生疯狂与残暴的原因仍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可能从自己心灵深处去追寻残暴的动机。
原子弹的爆炸代替了日本人对“迷惑与恐怖”的反省，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转换了角色，也使新一代淡忘了父辈们有过的内心的疯狂。这也正是一些日本人为何今天仍敢恬不知耻地为战犯歌功颂德的原因。
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之所以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不只是因为右翼分子仍然把自己视为亚洲的解放者，更因为他们也利用了日本民众中的这种受害者心态，后者同时也是前者能够日益猖獗的社会基础。没有那样的反思，也就不可能清除极右翼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