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厌食症患者的审美观念，主要来自媒体。农健｜插画
2024年春节，随着电影《热辣滚烫》的上映，一个比电影本身更劲爆的噱头冲上热搜：该片导演兼主演贾玲为了演好角色，在一年多时间减了100斤，成为减肥圈的励志榜样。
看到这条消息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精卫”）临床心理科主任、进食障碍中心负责人陈珏的第一反应是：“糟糕，搞不好又有一波厌食症孩子要来住院了！”
同样是今年年初，陈珏和她的团队在国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认为新媒体通过塑造社会的审美标准，不仅直接影响了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还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同伴和家庭关系加剧青少年对身材的不满，进而提高了进食障碍的患病率。
“现代版的缠足”
陈珏很早就关注过媒体对进食障碍的影响。2004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访学期间，她的导师Anne Becker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和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80年代，Anne Becker曾到太平洋岛国斐济做田野研究，当时发现那里的女性身材普遍偏胖，进食障碍患病率很低。然而10年以后她再去时，发现进食障碍患病率增加了好几倍。
Anne Becker注意到，在那10年间，当地的一大变化是普及了电视。女孩子们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影星、明星都很瘦，就觉得瘦才是好看的，以前她们那么胖是不好看的。Anne Becker由此认为，媒体对进食障碍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并就此发表了论文。该论文后来在进食障碍学界被广泛引用。
近年来，陈珏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很多患厌食症的女孩都在追求“筷子腿”“蝴蝶背”“A4腰”，声称“好女不过百”。“我就好奇她们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发现主要来自媒体。”陈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陈珏看来，随着媒体不断强化“以瘦为美”观念，当下社会对于瘦的过度追求，已堪称“现代版的缠足”。
美国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也曾被演艺圈苛刻的审美标准所困扰，并为此节食。她曾在自己的纪录片中吐槽：“如果你足够瘦，就不会拥有所有人渴望的那种屁股；可如果你拥有了理想的屁股，你的肚子就不够平……根本不可能！”
上海精卫一名进食障碍患者告诉医生，她最初减肥是因为觉得腿有些粗，可是减下来后，却发现腿反而更难看了。
厌食症患者姜楠之所以减肥，是源于父亲的压力。（家庭对厌食症患者的影响，详见相关报道《“妖精”小孩》）而她父亲之所以让她减肥，是源于社会压力——担心她太胖将来不好找对象。
姜楠研究生毕业后，回中部地区的老家做了一名公务员。当时她年龄已不小，父母开始操心她的婚事。几次相亲失败之后，父母发现，在男方眼中，女儿学历、才华、人品都不及身材和容貌重要。当时姜楠由于长期催吐，其实已经不是很胖，只是脸有些大。母亲为此曾劝姜楠去打“瘦脸针”。这让姜楠更加自卑，她恢复了过度运动，还用上了催吐管，病情更加严重。
在姜楠的心理治疗师范晓看来，越来越多的孩子热衷于减肥，与社会的价值体系有关。“社会越来越物化，成年人都在相互比较，孩子自然也是一样，女生就比好看不好看，男生就比谁家钱多，孩子没有了自我，就会不自觉地卷入进去，这是社会的悲剧。”
张沁文是进食障碍领域最知名的科普博主之一。她认为，在社交媒体不断强化“以瘦为美”观念的同时，主流媒体在进食障碍科普方面做得仍很有限。5年前，她首次通过视频公开了自己患厌食症的经历，在进食障碍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她看来，直到现在，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对进食障碍仍有很强的“病耻感”。尽管患者越来越多，尽管很多人做了大量科普工作，但公众对进食障碍仍知之甚少。
“青少年更容易被带节奏”
上海精卫进食障碍中心护士徐荣静注意到，新冠疫情期间，有些厌食症孩子在家里曾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减肥，“结果爸爸妈妈没减下来，孩子减下来了。”
为什么与成人相比，孩子更容易患上厌食症？上海精卫心理治疗师高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小孩希望从同学那里获得赞美，而体型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她会发现只要在（减肥）这方面努力一下，就会获得肯定。”
上海精卫进食障碍中心医生彭素芳则认为，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审美偏差，“青少年这个阶段，是要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阶段，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能够做什么，正是在慢慢形成自我认知的时候。这个时候媒体如果不断给她灌输（以瘦为美）这样的信息，她就会很认同。孩子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某些健身博主的照片是P过图的，有些甚至是整过形的，她会认为她们就是这样（的身材），我也要练成这样的身材。”彭素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恰好她的性格里面又有过度自律、完美主义、刻板的特点，就可能把自己减出病来。”
此外，彭素芳认为，媒体还会通过影响家庭文化间接影响孩子。“有些孩子会说，我妈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多少斤，我怎么样也不能比她胖吧。”
彭素芳曾买过一种表面上与减肥无关的保健品，为此加入了一个群，发现群主在群里宣扬减肥，还把体重秤上的数字给大家看。彭素芳就私信提醒她，这个体重有点太低了，不要再往下减了。不料对方告诉她，这样是为了带货。彭素芳这才恍然大悟。“她这样带节奏，群里不明真相的人可能真的以为吃这种保健品就能瘦下来，就会去买她的产品。如果是青少年，他们的世界比较单纯，没有太多分辨能力，更容易被带节奏。”
彭素芳注意到，演艺明星对于孩子的审美影响很大。彭素芳曾根据一些明星公布的身体数据，计算过他们的BMI值，发现有的只有15左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成年人的BMI值低于18.5就属于体重过轻。
彭素芳还发现，原先的电视屏幕宽高比例是4:3，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16:9，画面压缩导致出镜者的身材比现实当中显得胖。因此明星要上镜好看的话，就必须得瘦，“他们是没办法，是一种职业上的牺牲，”彭素芳说，“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身材数据公布出来后，有些孩子就会受影响，觉得也要像她的爱豆那么瘦才好看。”
陈珏也注意到上述现象，“我们开玩笑说，将来媒体能否把镜头比例调一下，让人显得偏瘦一点，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患厌食症的孩子，除了追求完美，还大都缺乏自信，过于在意外界评价。护士徐紫琳注意到，有的孩子会在某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照片，发完之后，会特别在意跟评，“可能患者只有90斤，如果有人说她看上去像100斤，她就会觉得要再减到80斤才像90斤。”
上海精卫“600号画廊”近期举办了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图为参展作品之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供图
“洗脑非常厉害”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对社会审美观念的影响更为直接。彭素芳认为，在算法机制下，一个人只要关注减肥、健身，新媒体就会不断地向其推送这类信息，使其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导致审美观念出现偏差。
“打开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好意思往上传照片的人，全是腿也细、腰也细的。身材稍微正常一点的，都不好意思往上传。大家都朝这个方向靠。”彭素芳说，新媒体还会推送很多减肥、保持身材的办法，“现在小孩子们获取这些渠道很方便的，只要有一部手机她就能上网。所以那些追求完美、意志力又很强的小朋友，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在彭素芳看来，最近几年，社会审美逐渐变得多元化，社会对“胖子”比以前宽容了，对瘦的追求或许也不像以前那么极端。但是，一方面，“以瘦为美”的审美倾向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受社交媒体影响，有些群体反而更容易陷入审美误区，而孩子就属于这样的群体。
与上海精卫合作多年的心理治疗师钟利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乎每个厌食症孩子都会用“薄荷”软件计算食物的卡路里，“用到最后，很多孩子自己就变成了一部扫描仪加计算器，看到某些食物，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就会跳出热量值。”
钟利佳从住院的孩子身上观察到一种现象：如果某餐食物发生了变化，比如馒头的大小变了，或者面发得比以前松了，一些孩子就会变得很焦虑，“因为这意味着她的自动计算功能失效了，计算不出多少热量了。”
除了用“薄荷”计算食物热量。很多厌食症孩子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寻找减肥方法。减肥期间，上海精卫15岁的厌食症患者李昕天天刷某社交平台，后者也频繁给她推送各种减肥食谱，重点就是要“少吃”。“（这个平台）洗脑非常厉害。”查房时，她对医生这样说。
上海精卫的厌食症患者几乎人人都用该社交平台。有一次在治疗室吃饭时，姜楠听到有几个小孩子在议论：平台上说了，一口食物要嚼30下才能咽下去。
有的孩子会在该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照片，看到她们瘦弱的身体，有评论区用户反而羡慕不已，问怎么样才能得厌食症。
钟利佳发现，家长们对网络社交平台的态度不一样，“有的家长就是单方面的抨击，认为它是不良媒体，害了他们的孩子，应该禁掉。”钟利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也有家长比较客观一些，觉得在新媒体时代，谁也逃不过，就算把（这个平台）禁了，可能也有其他媒体出来做这样的引导。关键在于怎样帮助孩子培养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不再受媒体影响。”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