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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但在当年5月，就有一位河北籍将军被提前4个月确定授予中将军衔，并任中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官，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佩戴军衔最高的驻外武官。
他就是韩振纪。
这位从高邑走出的开国中将戎马一生，跨行业、跨地区、跨军地，在不同领域打开新局面，为党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在我军璀璨夺目的将星之中，韩振纪以文武双全的卓越才能著称，格外耀眼。
韩振纪。武春霞供图
精谋善战，驰骋疆场的优秀“谋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首次大捷。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争中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斗即将结束，日军残存的十余名士兵围成一圈，手持长枪刺刀负隅顽抗。
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有人果断地对战士们喊：“把几枚手榴弹绑在一起。”这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把集束手榴弹投向日军。
喊话的人就是六八七团副团长、政委韩振纪。
战斗结束，六八七团歼敌数百人，缴获汽车二十余辆。战士们都说：“若不是韩副团长在，我们还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他一招就制服了敌人！”
韩振纪，河北高邑县人，1905年农历十月出生。1924年，他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次年，韩振纪在国民军第二军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此后，韩振纪结识了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在赵博生的领导和影响下，韩振纪参与了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前的大量准备工作。起义成功后，韩振纪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血战黄狮渡及扼守长源庙战斗中都有突出表现。
1933年春，韩振纪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中，韩振纪先后担任中革军委干部团（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长，表现英勇。
干部团由原中央苏区四所红军学校合编而成，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装备较好，战斗力强，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为政委。
1935年5月初，红军巧渡金沙江，就是干部团先成功夺取皎平渡口，又乘胜攻占金沙江北的通安州，掩护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船从容渡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从皎平渡口至通安州要爬15里的山路，且地形险要——山的一侧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韩振纪协助陈赓，率领部队英勇冲锋，苦战争夺，成功突进中武山。
面对敌人疯狂扫射，韩振纪带领一个连迅速抢占战略制高点，指定十余名优等射手射杀冲在最前边的敌兵和指挥官。当发现敌人龟缩在一起的时候，韩振纪又立即命令机枪手扫射，击退敌人。陈赓说这是“立体式”狙击，作战效率高。
思维缜密的韩振纪，在战场上善谋划、精筹策，被称为我军优秀的“谋将”。
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命韩振纪为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参谋长。此后，韩振纪协助我军多名著名将领转战南北，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
他先后协助徐海东、黄克诚、左权，指挥町店战斗，配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进行冀南、太行山区反“扫荡”斗争和邯长战役等。此外，他还参与领导开辟、巩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力量，粉碎日伪“伪化”计划，在此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
1938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部部分首长合影。后排左一为旅政委黄克诚，后排左二为旅参谋长韩振纪。武春霞供图
遇事有法，把军事教学搞得有声有色
在毛泽东“治军必先治校”思想指导下，1932年底，韩振纪被调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任军事教员。红军学校第四期开学后，韩振纪任该期政治营营长。
据曾在红军学校任过教员的孙毅回忆：韩振纪是有名的“飞毛腿”，走路很快，他带的政治营，更是红军中的急先锋，以英勇善战著称。特别是在追击战中，他们穷追不舍，令国民党军叫苦连天。
在对学员严格施教的同时，韩振纪还深谙爱兵之道，他常用古代吴起吮疽自勉，对部下平易近人，嘘寒问暖。
1933年12月，韩振纪被任命为驻雩都（今江西省于都县）的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训练主任。
在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办学条件异常艰苦，连基本的教员、教材都极度缺乏，也无校舍可住。韩振纪在参与组织和领导教学中，充分发挥自己文化基础好，又有实战经验的优势，把教学搞得有声有色。
在编写教材和备课时，韩振纪不仅注重总结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还深入剖析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战术，力求达到知己知彼。
在组织教学中，他常带学员野外实地教学，哪座山头易防守，哪个方向易突破，怎样在不同地形上部署兵力，通过现场讲解使复杂问题一目了然。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韩振纪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早期仅有的3位专职军事主任教员之一。在这期间，为了缓解学校纸张极度匮乏的困境，韩振纪拾起少年时期学会的修补旧书、装订书籍手艺，对前线部队搜集到的敌方传单背面进行改造，精心制作成笔记本，供学员们使用。
1937年1月，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需要，中革军委决定把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8月初，韩振纪任抗大第一大队（军事大队）大队长。
随着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奔向延安，抗大除培养红军干部外，同时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面对有些青年身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习气，韩振纪非常耐心地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
有个学员是国民党官僚的侄子，刚来延安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吃小米饭。韩振纪找他聊天：“要抗日，吃不惯小米可不行。你每天饿肚子，怎么有力气抗日？延安的小米干饭最有营养！”在韩振纪的鼓励下，这个学员克服了许多困难，进步很快。后来，这位学员到太行山打游击，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吃苦、奋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当上了抗日县长和专员。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他曾说：“是延安的小米和辣椒把我这个官僚的侄子改造成了人民干部！”
1941年10月，韩振纪任抗大第五分校校长。1942年6月，韩振纪任华中抗大总分校副校长、校委副书记，协助陈毅（兼校长）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
1946年冬，韩振纪在位于珲春的东北军工总部基地军工厂。武春霞供图
勇闯新路，人民兵器工业的主要开拓者
长征初期，毛泽东曾随中革军委干部团行军，在这期间得知韩振纪曾接受过四年机械工业的专业教育，这为日后让韩振纪担任人民军工领导职务埋下了伏笔。
韩振纪少年时学习优异，1920年考入位于保定的直隶甲种工业学校，这是当时直隶唯一的一所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师从著名机械工程教育家刘仙洲，有了一段宝贵的学习经历。
1938年，韩振纪创建并领导八路军三四四旅修械所，这是八路军总部黄崖洞兵工厂的基础之一。
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央有关指示，新四军军工部于1941年1月成立，韩振纪为军直党委委员、首任军工部部长。
白手起家的新四军军工部在韩振纪的领导下勇闯新路，仅用8个月时间就构建起新四军较大规模军工事业的基础。韩振纪为军工部制定总体规划，成立3个业务科，1个月就扩建7个工厂，生产出大批武器弹药供新四军将士杀敌。
1943年2月，韩振纪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后，直接领导第二师的军工。在新四军7个师及浙东游击队的军工中，二师军工部兵工厂规模最大，产品较多，质量也较好。
新四军的许多“新式武器”，如八二迫击炮及炮弹、高爆手榴弹、延时地雷等都是在韩振纪的领导下仿制、研制成功的。那时，前线战士们把二师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叫作“淮南式”，“淮南式”因性能好声名远扬。
1945年11月初，韩振纪率领4个架子团（干部团）从华中到达沈阳后接到中央新的命令，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军事工业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韩振纪坚决执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指示，组织接收、建设兵工厂。
当时，国民党军步步紧逼，我方处于被动的局面。韩振纪领导了异常艰难的军工大转移，从沈阳、鞍山、抚顺、辑安（今集安）、辽阳、本溪六地，先转至通化，再转至吉东，甚至一度转移到了朝鲜境内。他们边转移，边建厂，边生产大批武器弹药，创造了我军军工史上的奇迹。
经过艰苦辗转，韩振纪于1946年8月中旬到达珲春。在这里，他领导东北军工的同志们艰苦奋斗，创建了以珲春为中心的四大军工基地，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还领导制造出我军在东北的第一门后膛炮，有力支援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
1949年春，韩振纪转到地方工作，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后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器管理局局长。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大发展，他的很多老部下当上了军长，甚至兵团一级职务，而他却毫不计较自己的职务高低。他说：“我是脱了皮鞋换草鞋的，要当官，当初就不参加红军了！”
1962年11月，韩振纪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在他主管军械工作期间，我国自行设计、新建和扩建了规模较大的兵工厂，逐渐改变了仿制苏式轻武器的局面，轻武器的国产化为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第二次换装创造了条件。
1924年冬，韩振纪在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期间留影。武春霞供图
不辱使命，新中国外交史上佩戴最高军衔的武官
1955年5月，韩振纪任中国国防委员会代表、中国驻苏联中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正式开始于1955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韩振纪被提前4个月确定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史上两位军衔最高的驻外武官之一。
韩振纪到任后，很重视与苏军中上层人物的友好交往。他曾多次向苏军外事局局长提出，希望能邀请苏军总参谋部领导人到中国大使馆武官处做客。经多方联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夫妇被破例准许参加了他的家宴。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陆续派出一批陆、海、空军干部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这些军事留学生中，兵团、军、师、团等各级干部都有，老红军、老八路也有很多，还有战斗英雄。韩振纪对军事留学生十分关心，管理工作也抓得很紧。为了照顾留学生学习，他把武官处的休息日改在星期二，星期日改为接待留学生日。
韩振纪十分珍视这批留苏同志，说他们是一批“宝贝”。当得知来自总后勤部系统的一批杰出学者即将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并打算回国时，韩振纪及时向总后部长黄克诚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经粟裕总参谋长决定后，再次安排他们前往列宁格勒军事医学院深造。这批留苏同志学成归国后，为我国军事医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就原子弹和导弹生产技术援助及勘建导弹试验靶场等问题，与苏方举行政府间谈判。为了保障访问成功，在经办有关事务的过程中，韩振纪拟定了不同应对措施，积极活动于苏军高级将领和东欧各国驻苏武官之间，营造有利气氛，同时掌握重要动向。
1957年11月，毛泽东、宋庆龄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率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韩振纪为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团员兼顾问。这次访问规格之高，在世界外交史上十分罕见。韩振纪主要负责代表团访问、高层会见、重要活动、彭德怀有关事务及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活动的协调工作。
毛泽东访苏18天，其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韩振纪等人陪同下来到大使馆，接见大使馆及部分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人员。大使馆里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笑着对韩振纪说：“你每天还起得那样早？”这番话，让韩振纪不禁回忆起长征初期那段艰苦的日子，身为中央警卫部队的一员，他对毛泽东的感情特别深厚。
1958年8月下旬，韩振纪任届期满回国。驻苏期间，韩振纪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周密组织，完成了多项重大军事外交任务。（武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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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风骨励后人
韩振纪将军的一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
1945年，韩振纪协助粟裕指挥第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胜利后，粟裕决定留韩振纪担任苏浙军区参谋长，但手续上尚需经华中局、军部报中央军委批准。组织上事先征求韩振纪个人的意见，这让他有些为难。虽然内心希望留在粟裕麾下发挥特长，但韩振纪考虑的是，这会影响到原军区参谋长的任职。先想工作、想他人，最后想自己，是韩振纪处事的一贯原则，最终他还是主动放弃了留任苏浙军区参谋长的机会。
此事成为韩振纪军旅生涯中的一件憾事。1957年，粟裕在访问苏联期间，曾当面询问韩振纪当年为何放弃担任参谋长的机会。韩振纪只说了一句：不夺他人之功。
韩振纪革命几十年，有着不少值得称道的辉煌历史，但他既不愿提，也不愿写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1950年，韩振纪在审阅吴运铎所著《把一切献给党》的书稿时，将其中有关自己的内容，尽数删去。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根据中央安排，1956年2月，聂荣臻元帅远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北京来的同志给韩振纪带来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韩振纪认为自己履历表上没有“师”这个字，因此应授二级八一勋章，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佩戴两枚勋章参加典礼。以后一段时间，在一些重大外事场合，他也是佩戴两枚勋章，直至北京又送来一枚二级八一勋章。
1965年，韩振纪由于身体情况，主动向军委提出离休请求，他希望能将位置让给更有能力的人，这样对中国军工和党的革命事业发展更有利。经过再三考虑，军委批准了他的离休请求。
此后，韩振纪在思想、作风、生活上并未丝毫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本色。晚年，他经常教育子女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讲过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75年3月，韩振纪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文/武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