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纪念王运熙先生逝世十周年、顾易生先生诞辰百年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研讨会。我们在此转发这篇旧文，以志纪念。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王运熙（1926—2014）
王运熙先生早年专注于研治六朝乐府诗，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因为要接替罹患癌症的刘大杰先生继续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段内容，其研究领域才开始逐渐拓展。然而受到时代风会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此刻正日渐成为严厉批判甚至近乎全盘否弃的对象。正如同处一校的朱东润先生在晚年回忆里所说的那样，这段文学史在当时的课堂上往往遭到刻意的贬斥，“有时拖在先秦两汉后面，成为无足轻重的尾巴；有时搁在唐宋前面，成为视同弁髦的废物”（《〈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读后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朱东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就在这样一种让人动辄得咎、噤若寒蝉的氛围中，王先生却能够不趋时风，坚持独立思考，撰写了不少旨在厘清史实、匡正讹谬的论文，虽然立论平实，却饶有余韵，值得细细寻绎。
魏晋南北朝文学尽管已饱受诟病，但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生活在晋宋之际，以躬耕自资而显得特立独行的陶渊明，免不了令人颇费踌躇。《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围绕这一议题，组织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激烈讨论，仅从1958年12月至1960年3月期间，就相继收到二百五十一篇来稿，约计一百二十四万余字。编辑部从中精心遴选出二十六篇代表性论文，又附录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三篇文章，最终汇编为《陶渊明讨论集》（中华书局1961年），集中展现了陶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惜统观全书，绝大部分作者都热衷于探讨诸如陶渊明到底算不算“现实主义诗人”、弃官归隐究竟是积极反抗还是消极逃避这样的问题，为此兴致勃勃而无暇旁顾。以至于编者在该书《前言》中不得不特意指出，其实还有不少重要问题未及深入研讨，“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他在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等等。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编《陶渊明讨论集》
王运熙先生显然有感于此，当即撰写了一篇《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载1961年5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后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全文撇开阶级出身、政治立场、思想成分之类当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着重辨析陶诗的语言风貌及其形成背景。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并非无人问津，王先生在文中就列举出三种，包括高等教育部审定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余冠英编注的《汉魏六朝诗选》以及谭丕模撰著的《中国文学史纲》。三者性质各异却又殊途同归，都认定“陶诗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相对立，表现出独创性”。这三家著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除供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写的依据外，并在教科书出版前供各校讲述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见该书《说明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余冠英先生长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汉魏六朝诗歌，《汉魏六朝诗选》凝聚了不少授课心得，而且在选录时也多有侧重，“东晋的重点是陶渊明的诗”（见该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谭丕模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学校、民国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院、湖南大学、北京师大教授中国文学史”，教学经历格外丰富，《中国文学史纲》即根据多年来的讲义不断修订而成（见该书《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对于刚开始讲授文学史课程的王先生而言，《教学大纲》固然必须遵奉依循，余、谭两家意见也足资采摭借鉴。不过在他看来，这些著述中的评论并不符合事实。他钩稽排比了钟嵘《诗品》、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刘勰《文心雕龙》、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文献记载，证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值玄言诗盛行之际，而玄言诗并不追求文辞绮靡。所谓“崇尚骈俪和辞藻的风气”其实要迟至年辈稍晚的谢灵运等人登上诗坛以后才逐渐兴起，陶渊明怎么可能未卜先知地去抵抗尚未出现的创作风气呢？各家率然判定“陶诗语言特色与当时形式主义诗风对立”，混淆了先后时序，显然是无的放矢之举。
王先生在文中还进一步梳理了陶诗与玄言诗之间的离合异同，反复提到“陶诗的语言风格，还是在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对于当时流行的玄言诗，陶诗是受到它的影响的”，可知即便是对同时代盛行的玄言诗，陶渊明其实也绝无对抗立异的自觉意识。玄言诗因为喜好谈论哲理，以至“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遒丽之辞，无闻焉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历代以来本就多受苛责，在当时更成为六朝文学腐朽没落的重要罪证。在《陶渊明讨论集》里收录了一篇署名为“复旦大学中文系56级陶渊明专题小组”（盛宗健、王崧、姚国华执笔）的《谈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与刘大杰先生商榷》，开篇便气势汹汹地指摘刘先生所撰《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于“从主观的兴趣和偏见出发”，导致“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为此尤其强调：“当时的文坛上，充斥着逃避现实的‘玄言诗’，和骈词俪句的形式主义作品，而陶渊明以清新自然的诗句，歌颂了农村淳朴的生活。这是带有革命精神的。”矛头所指虽是刘先生，可接替其教席的王先生，在课堂上需要面对的也正是这批年轻学子。不难想见其文中针对陶诗濡染玄风所作的评议看似寻常，然而要公开主张，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
王先生在文中逐一商榷的诸位学者——除了余冠英和谭丕模两位以外，还有参与起草《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游国恩、刘大杰、冯沅君、王瑶等先生——都是成名已久且术有专攻的名家，在陶渊明生平及创作方面也多有研讨，如游国恩撰作的《陶潜年纪辨疑》（载《国学月报汇刊》第一期，1928年，收入《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王瑶编注的《陶渊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都不乏深湛精彩的意见。但在评述陶诗风貌时，或许是受到若干教条观念滋扰的缘故，以致各家都难免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未能平心静气地检核文献，最终得出背离事实的结论，这是令人深感意外和惋惜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运熙先生和余冠英先生的交流其实还颇为密切。据他在《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5期，后收入《王运熙文集》第五卷《望海楼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追忆，此前他就曾致信余先生，指出其《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和《〈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收入《汉魏六朝诗论丛》，棠棣出版社1952年）中的个别舛讹；当他将刚完稿的《说黄门鼓吹乐》一文寄呈请益时，余先生主动推荐其发表在1954年5月10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而他稍后结集的第一部书稿《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也同样通过余先生的大力举荐得以迅速出版；为了集中精力做专题研究，他一度计划调动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依然得到过余先生的热情支持和悉心帮助。尽管如此，王先生对余先生笔下的疏失还是直言不讳，毫无徇私回护之意，并且显然也预料到余先生对此必然虚怀若谷而不以为忤，从中也足以窥见老辈学人在学术面前实事求是、平等相待的卓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