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 柏林墙倒塌35周年 – 35个相关回忆 III

柏林墙倒塌35 周年 – 35 个相关回忆

见证历史

莱比锡周一示威

1981年起,和平、环境和人权团体定期在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聚集并进行和平祈祷。1989年9月4日和平祈祷后,人们首次走上街头。这是著名的周一示威活动的起始,该示威活动成为 1989年秋季和平革命的象征。起初只有大约 1000 名示威者,但此后每周都会有更多的示威者参加。直到十月初,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仍控制着局势。他们包围了示威者,对他们使用暴力,并逮捕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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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无所畏惧。1989年10月9日,7万人走上街头。他们高喊“我们是人民”和“不要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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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东柏林电影制作人用从西柏林偷运来的摄像机秘密拍摄了这次示威活动。他们将录像偷运出境。同一天晚上,这些影像在西德电视台的新闻中播出——东德数百万观众也看到了。国家权力第一次显得如此无力,这另很多人备受鼓舞。此后一周,16万人参加了莱比锡举行的周一示威活动,许多其他城市的人们也纷纷走上街头争取自由。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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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此前的时间轴中向你们所阐述的那样,从1989年夏天开始东德的氛围就被不满和渴望变革的情绪所主导。到秋天时这种情绪已蔓延至和平示威中,并最终对东德的和平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一示威游行的发起地在莱比锡,从1989年9月4日开始那里每周都会有人群聚集。莱比锡的示威者们高呼“我们是人民”,这也是此次和平革命的口号。游行示威者们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的呼吁中首要的要求是:东德实行民主化。与此同时,10月初德累斯顿的市民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原由为一辆装载东德难民从布拉格开往联邦共和国的火车,在经停德累斯顿时,当地的市民企图跳上火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德累斯顿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多次以逮捕示威者和安保人员驱散示威者而告终。但这些都无法吓退示威游行者。10月9日转折点到来,这一天,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未做干预的情况下,第一次大型示威游行顺利结束。由七万人组成的示威游行和平结束,这极大的鼓舞了市民:一周后, 12万人参加了在莱比锡的周一示威游行,再一周后,人数甚至达到32万人。在示威游行继续蔓延的同时,埃贡·克伦茨于10月底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他于1989年10月26日与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通了电话。科尔在通话中提到,除了其他事项外, 他对旅行自由和释放被逮捕的示威游行者非常重视。克伦茨暗示了一项新的旅行规定,该规定应在圣诞节前生效。科尔和克伦茨最终一致决定,将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起电话与对方进行通话”。通话后的两天,第一次官方批准的示威游行在格赖茨举行。此次游行的顺利结束, 为接下来的示威游行的批准铺平了道路。其中也包括东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于11月4日在东柏林举行, 吸引了超过50万人参加——其中包括艺术家和民权活动家——他们来自多个城市。尽管统一社会党试图利用这次示威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此次游行示威整个过程未受到安保人员的干预,这至今被认为是和平革命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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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作为历史性的一天被载入史册: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尽管早在11月9日之前的几个月,东德的局势就日益紧张,但柏林墙的倒塌最终仍然出乎意料,绝不是计划中的事件。

1989年11月6日,东德社会统一党的领导层公布了这一法律的草案,规定了东德公民出国旅行的要求。这虽然代表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对于大多数东德公民来说,这远远不够,因此不满情绪仍然高涨。

接下来的几天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例如,东德部长会议全体辞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请求东德让其公民通过联邦德国出境,而不是通过他们的领土。局势变得愈加紧张。

1989年11月9日早上,东德内政部和国家安全部官员起草了新的出境规定。申请限制应被取消。此规定本应稳定边境局势,并控制逃亡潮。这是挽救东德免于崩溃的最后尝试之一。

计划是在1989年11月10日正式实施这一新规定。这样可以有时间通知当局和边境口岸,让他们有时间做好准备。国家安全部门预计将会有大量人涌向申请机构,但并没有预见到边境上的人潮。

政治局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计划在当晚的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宣读这些变化。
但发生了一个错误:
一位记者问道:“这什么时候生效?”
沙博夫斯基回答说:“据我所知,这将立即发生,不会拖延。”

这一错误在当晚引发了严重后果。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边境口岸,要求履行出境承诺。人潮如此之大,以至所有管制都被迫停止——边境开放。

抓拍

(一)

政治局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在当晚的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新规定。该法案原定于11月10日生效,但没有人为沙博夫斯基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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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沙博夫斯基于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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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沙博夫斯基的笔记

一位记者问道:“这什么时候生效?”

沙博夫斯基回答说:“据我所知…这将立即发生,不会拖延。”

不久后,数千人冲向了毫无准备的边境口岸。1989 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一天被载入史册。

照片:图1君特·沙博夫斯基于新闻发布会上。图3君特·沙博夫斯基的笔记。

(二)

众多"特拉比"(东德"卫星"牌轿车)于1989年11月10日在德国部分边境通道(9号晚上)开放后,穿过鲁道夫施泰因边境口岸驶向西部。在通往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边境开放后,数百万东德公民前往西部进行短暂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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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市民将一壶咖啡递给站在柏林墙上的东德边防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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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的故事 

(一)

“虽然我还很年轻(当时16岁),但我非常清楚东德不能这样下去。我父亲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参加德累斯顿的和平游行示威,我家里人这些年来一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有批判和质疑。尽管如此,我自己作为竞技运动员还是享受到该制度的好处。无论在教育还是在体育训练方面,我都得到了最好的条件,可以毫无限制地追求我的速度滑冰梦。大转折那时候,我正在东柏林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训练营。要知道,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带有速滑道供训练的体育馆。因此,这个训练营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我们跟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一起训练。当时没有任何跟父母保持联系的机会,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因此规定这三周期间可以安排一次父母探访。我父母是在1989年11月9日前的那个周末来看我的,我们一起度过了悠闲的一天。根本不知道那是在这个制度下度过的最后一个周末,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巨变。1989年11月9日那天,我们自己没看到新闻,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餐的时候,餐厅里几乎没有几个工作人员。教练告诉我们,柏林墙倒塌了,边境开放了。我想我们当时根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从周围人的反应才感觉到,好像发生了什么将载入历史教科书的大事。到了体育馆,突然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滑冰。东德运动员根本见不到了。突然间,运动不再是大家关注的唯一焦点。到了周末,其他训练队友的父母来柏林的时候,好像只有这一个话题。大家都在想怎么去西柏林领100马克的“欢迎金”。我觉得这种表现好奇怪,我很庆幸我的父母是一个星期前来看我的,我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回想起来,我当然对“转折”感到高兴和感激。我父亲在东德算“国家公敌”,估计我永远不会被允许到“资本主义国家”参加比赛。尽管如此,我觉得,并不是一切事情都不得不这样演变。东德制度的解体导致(东德人)丧失了部分身份认同,这非常遗憾地导致现在——转折35年之后,仍有人区别对待东西部以及新旧联邦州。我希望,人们能相向而行,聆听彼此的故事,从而增进对彼此的理解。也许,我自己也能为此做出贡献。。。”

(二)

“‘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特定的旅行目的或亲属关系)。‘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unter Schabowski)如此说。姐姐和我在新闻广播里听到了,却没当回事,觉得又是一次空谈而已。没想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美国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CNN电视台在勃兰登堡门直播,那里正有大事发生,你们快去看看!‘那我们就出发了,半醒半睡的样子。在柏林西部夏洛腾堡区的街上就遇到了兴奋的路人在问:‘施潘道区怎么走?那边有亲戚。‘幸亏地铁首班车已经开了。勃兰登堡门前人山人海,高兴激动得不认东南西北。很多人,包括我们,爬上柏林墙,好拥挤,弄不清这一切是真是梦。天开始亮的时候,便看到东边站着几排穿制服的人——是军人吗?还是人民警察?咦,我们还是先撤了回家吧,不知这事会有什么下场...“

(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所以我从1988年10月到1990年初在国家人民军服役。这期间,我驻扎在莱比锡市附近一个小镇的军营里。军营四周是高墙和铁丝网,戒备森严。入口有士兵站岗,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当然也不能随便出去。请假的机会极少,与外面的联系全靠写信和偶尔打电话。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管理严格、大多时候都很不公平的狭小世界里,而且不得不接受这一切。外面的信息只能从报纸上、电视广播里或者从住在军营外的军官那里了解到。

1989年秋天,我24岁,当时发生了改写历史的游行示威。对东德状况极其不满的老百姓走上街头以和平方式要求改变。其中规模最大的游行就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莱比锡。我们对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被禁止请假,媒体报道得很少,如果有,也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我们获得的信息来自我们的军官。他们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临极大威胁,资本主义活动分子挑唆群众、煽动起义,而我们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必须出面制止。上面命令部队进入并保持警备状态。我们还被告知莱比锡预计再次发生示威游行的时间,大家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天的到来。

当然我们谁也不希望用武器对抗示威者,但是(按照我们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祖国正受到威胁,我们身为军人有义务出来阻止。幸好后来事态没有继续恶化,我们无需克服这样的内心挣扎。

有一天传来消息:警备状态解除了。人民可以继续游行示威,历史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军营的局面就很荒唐了,领导层极为不安,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待我们。大家的相处变得轻松了一点,我们得到了各种自由,几乎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然后我就从家人和朋友口中了解了城市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谢天谢地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出兵镇压示威的命令,否则我有可能基于得到的虚假信息而不得不做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回顾往事我们可以说,1989年10月我们一起见证了奇迹,一个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一个独裁的政府没做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就放弃了权力,使得和平革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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