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活到了2022年

两千多年前,周平王东迁时,黄土高原森林密布,万物生灵竞自由。

《三秦记》记载,当时,有一只白鹿从林中窜出,来到周天子面前。这是难得一见的异象,周平王经过的这片塬地,从此被称为“白鹿原”。

在古人看来,白鹿是吉祥的征兆。《瑞立图》曰:“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

但那时的周朝,刚刚经历一场使天下分崩离析的巨变。于是,后世在记述此事时,将这次白鹿现身视为“秦运”的象征。周王室已然日落西山,白鹿在关中出现,说明多年后秦人将在此崛起。这有点儿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鹿文化经历了从自然物到人格化,再到神化,直到进入产业化、科学化的演进过程。

鹿,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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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鹿”,一般为鹿科动物的通称。

鹿出现在远古先民的视野中,最初是作为被捕猎的对象。从渔猎时代到农耕时代初期,先民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学会了食用鹿肉、使用鹿骨。考古学家在一些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鹿角、鹿骨制作的骨角器。

古人将这段缺乏文字记载的远古记忆称为“茹毛饮血”的时代,此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来,先民懂得用火来烹饪肉食,鹿脯(肉干)、鹿醢(肉酱)、鹿舌、鹿筋、鹿尾等美食相继被搬上餐桌。

在农耕时代,鹿有时也是农民耕作的好伙伴。

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有些地方“多麋兽,千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民人随此而略,种稻不耕而获其利,所收百倍”。

这是说,古时候,麋鹿常常成群出动,挖草根为食,在其繁衍生息之地,土地因为被鹿蹄踏过而变得松软,适合耕种。农民在这些烂泥土上播种,往往事半功倍,收获颇丰。

鹿虽不属于六畜之内,但也是古代重要的肉食来源,可满足古人的口腹之欲,且一身都是宝。

春秋时期,有个孝子叫郯子。孔子访问郯国时,仰慕郯子的仁孝,曾拜他为师。韩愈《师说》中提及的“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便是出自于此。

郯子为人熟知的还有一个“鹿乳奉亲”的典故。

据说,郯子“性至孝”,其父母年老,双目失明,想要喝鹿乳却无处寻找。当地没有驯养鹿的牧场,而山中的野鹿生性机警,只要一有人靠近就会迅速逃跑,消失在林间。郯子思来想去,只好找来一张鹿皮,披上后办成鹿的模样,模仿鹿的动作,混到深林的鹿群中挤鹿奶。

郯子正在专心地挤鹿乳时,正巧有几名猎人从远处经过,他们将郯子看成鹿,张弓搭箭,准备将其猎杀。幸好郯子及时发现了猎人们,他赶紧起身,拱手作揖,说明情况。猎人们也被郯子的孝顺打动。这个故事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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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子鹿乳奉亲。图源:网络

鹿,成就了贤者的孝心,也是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佳肴。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史料所载,汉代的鹿肉美食就有鹿肉鲍鱼笋白羹、小菽鹿胁白羹(羹为肉汤)、鹿炙(烤鹿肉)、鹿脍(切成薄片的鹿肉)等。

《西京杂记》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汉高祖刘邦最喜欢吃鹿肚,曾将其作为下酒菜。

当年,刘邦还叫刘季的时候,担任泗水亭长,有一次负责送本地的刑徒到骊山服苦役。刑徒们不满秦朝暴政,走到半路上,人已经逃走了一多半,到骊山估计就要跑光了。刘邦自知难以交差,就对剩下的刑徒说,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我也要远走高飞了。

刑徒们见刘邦如此仗义,搜罗来酒两壶,鹿肚、牛肝各一个,众人饮酒食肉,大快朵颐后各自离去。有十几个壮士不愿独自逃走,誓死追随刘邦,跟着他逃到芒砀山落草为寇。不久后,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聚集了数百人之众,构成刘邦起兵前的创业团队。

刘邦称帝后,每天的膳食中都有烤鹿肚、烤牛肝这两样,并且一定要备上两壶老酒,这也算是老刘的“忆苦饭”了。

汉高祖对鹿的喜爱,影响了其后世子孙。

汉武帝在位时,广开上林苑,驯养百兽,其中就有大量的鹿。汉朝为上林苑配置了“分诸苑养狗马禽兽”的官奴婢,每逢对泰一、五帝诸神祭祀时,他们要选出品相出众的鹿作为祭品。

上林苑中的鹿作为皇家私产,只供朝廷使用,不允许私自盗猎,其带来的收益也收归国有。

于是,汉武帝采纳大臣张汤的建议,利用苑中的鹿想出了一个削弱宗室诸侯的计策,即“白鹿皮币”

所谓“白鹿皮币”,主要材料就是一张方尺宽的鹿皮,饰以紫色花纹,朝廷规定其价值40万钱。由于其鹿皮只能出自上林苑的鹿,“白鹿皮币”实际上是只有汉武帝才有权力发行的超级货币。

“白鹿皮币”推出后,汉武帝下诏,命令以后诸侯朝觐皇帝或祭祀祖先时,要花费巨资买白鹿皮币作为进贡玉璧的垫子。这将鹿皮的货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本质上却是对王侯的经济掠夺,借此将地方的大量现实货币无条件地收归国库。

《汉官旧仪》记载,到汉元帝时,上林苑中养鹿带来的收入“得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

汉高祖钟情于鹿肚,汉武帝善于用鹿皮,而至迟到汉代,鹿产品已被广泛用于中医药。

从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历代本草典籍都提及了鹿的药用价值。鹿茸、鹿角胶、鹿血、鹿髓、鹿筋、麝香等,各有其疗效,如鹿茸“补阳益血之功多”,麝香(一些鹿科动物雄体腺囊中的干燥分泌物)主治中风不醒、偏正头痛等。

由于鹿的药用价值高,在中国本草著作中,鹿也被称为“斑龙”

《述异记》称,鹿“千岁为苍,又五百岁为白,又五百岁为玄”,号称“仙兽”,这是古人的神异之说,但也说明,鹿在古代不仅带来丰厚的经济价值,还拥有丰富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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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有趣的例子,“丽”的繁体字写作“麗”。这个字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认为,甲骨文中的“麗”是“以鹿之特饰双角为丽之异构”,意思是,先民看到长长的鹿角交叉盘在鹿的头顶上,格外好看,于是就以鹿为原型,发明了一个形容美丽的文字。

鹿的温驯美好,使其成为爱情的象征。古代结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中往往有一种叫“俪皮”的礼物,其实就是两张鹿皮,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这首创作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描写了一个青年猎手在林中求爱,用洁白的白茅包裹猎得的小鹿,送给他那位美如玉的心上人。

鹿象征爱情与婚姻,不仅是因为它的美,还因为它的生活习性,与古代的生殖崇拜相契合。古人认为,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数牝,谓之聚”,可象征多子多孙。

茂密的山林中,时时传来鹿的叫声,这也引起了古人的关注。鹿喜欢群聚,有食相招,绝不排斥同类,这是君子之风。呦呦鹿鸣,亦是“仁兽”的仁德之音。

因此,古代宴饮时要奏《鹿鸣》之曲,表明主人待客的诚意,所谓“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到了科举时代,衍生出州县官员礼遇考官、祝贺中举学子的“鹿鸣宴”,这是无数科举考生梦寐以求的荣耀。

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欲望变得愈发复杂,也掩盖了最初的美好意象。

当初,先民从鹿的形态中想象出了“麗”字。后来,因为“鹿”与“禄”字谐音,象征仁的鹿反而用来寓意升官发财。

福禄寿,是中国常见的吉祥图案。其中,福是福运,与蝙蝠的谐音相同,禄即俸禄,用鹿来比喻,寿乃长命,与其相关的艺术形象是寿星、寿桃、松、鹤等。

鹿的文化意义不断衍生,甚至走向神化,成为帝王统治权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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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佚名:《仙岩寿鹿图》。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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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奸臣赵高弄权。

为了打压异己,有一日,赵高命人牵着一只鹿到大殿上,献给皇帝秦二世。

赵高指着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臣花重金买来,献给陛下。”

秦二世一看,这明明就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指赵高)说错了吧,怎么连鹿和马都分不清?”

赵高坚持说,这是马,秦二世只好问满朝大臣。一些精明的大臣知道赵高的意思,纷纷迎合他,也把鹿说成马,有些大臣害怕赵高的威势,又不愿胡说,就默不作声,还有一些大臣看不惯赵高胡作非为,挺身而出说实话,这是鹿,不是马。

事后,赵高捏造罪名,除掉了那些不愿跟着他指鹿为马的大臣。

史书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写了秦二世对此事的态度。当赵高和他的党羽纷纷指鹿为马时,秦二世的表现是“自以为惑”,然后找来太卜卜卦。算了一卦后,太卜告诉秦二世,他是“斋戒不明,故至于此”,所以要去皇家苑囿斋戒祭神。

为何赵高人为导演的一场闹剧,会让秦二世如此惊慌失措?有一部分原因出在鹿身上。

如前文所述,鹿在古人看来是“仙兽”,是一种有通天神性的动物。当鹿非鹿时,秦二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统治是不是出了问题,皇权是否已经出现动摇。赵高找来一只鹿做试探,可能也在暗示自己夺权的野心。

与赵高同时代的谋士蒯通,也以鹿作为皇权的象征。

蒯通曾经游说刘邦的大将韩信,为其献上灭齐之计,又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劝说韩信脱离刘邦势力,拥兵自立,三分天下。

汉朝建立后,功臣韩信被杀,汉高祖刘邦得知蒯通当年如此煽动韩信,于是将蒯通抓了起来。

蒯通被押到京城后,刘邦问他,你为什么要唆使韩信造反?

蒯通回答道:“确有其事,但他不听我的计策,不然陛下怎么能诛灭他?”

刘邦大怒,下令要把蒯通烹杀。

蒯通大呼,冤枉啊!秦朝统治崩溃时,崤山以东大乱,英雄豪杰纷纷起兵,“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有才能的人捷足先登,“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我当时只知有韩信,不知有陛下,况且天下厉兵秣马、想要像陛下干一样事业的人太多了,只是力量不足罢了,陛下能将他们全部杀光吗?

刘邦一听,好像挺有道理,就把蒯通赦免了。蒯通后来成为汉朝开国功臣曹参的宾客。

在这个故事里,“秦失其鹿”指秦朝政权崩溃,天下大乱。此后,“逐鹿”一般用来表示乱世中群雄并起,争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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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马远:《松荫观鹿图》。图源:网络

鹿的王权象征,不仅影响中原,也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流传。

鲜卑人,兴起于大兴安岭,后迁徙至蒙古高原。从两汉到魏晋,鲜卑人不断南迁,与中原汉人冲突、融合,于南北朝时期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北魏政权。

在鲜卑人早期的游牧生活中,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鲜卑人的神话中,其祖先走出大兴安岭,就是在一只驯鹿的引导下。

《魏书》记载,鲜卑先民居于大兴安岭时,“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蒙古高原)”。一些学者认为,这只“神兽”的形态与驯鹿相似,说明驯鹿在鲜卑人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作用,或是出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是对驯鹿驮负重物的感恩。

鲜卑人入主中原后,依旧以鹿为祥瑞之兽。北魏太祖拓跋珪在位时,有一年外出打猎,亲自捕获了一只一角鹿。拓跋珪回朝后,召问群臣,这是什么征兆?

大臣们告诉他,鹿本来有两个角,如今仅有一角,这是一统天下的吉兆啊!

后来,北魏逐鹿中原,统一北方,在中原的呦呦鹿鸣中,不断吸收融合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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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中原的野鹿越来越少,但边疆地区依然是这些生灵繁衍生息的乐土。

崛起于唐代的契丹人,在东北的草原和森林中以游牧、渔猎为生,坐拥大量的鹿类资源。

辽朝建立后,契丹人保持了猎鹿、驯鹿的习惯,建立围场,对鹿进行放牧式的喂养,并设有监鹿详稳司一职,专门看管围场中的鹿。入冬时,契丹人用鹿皮衣御寒;宴会时,契丹人常将鹿肉做成鹿脯,或生吃鹿舌酱。

辽朝皇帝的猎鹿活动,有时长达数月,每次都会有专门的“鹿人”跟随。鹿人在狩猎时要模仿鹿的叫声,把鹿引来供皇帝射猎。

与契丹同样擅长渔猎的女真人也会“唤鹿”的绝技。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就做过辽朝皇帝的“鹿人”,还因为跟随皇帝猎鹿得到了赏赐。《辽史》记载,“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

那时,女真人依附于辽朝。契丹贵族想不到,这些被他们视为小跟班的女真人有一天会夺取他们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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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耶律倍:《射鹿图》。图源:网络

在契丹、女真之后纵横北方的蒙古人,也与鹿结下不解之缘。

《蒙古秘史》在追溯蒙古族的起源时,讲述了一个狼鹿相配生子的神话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成吉思汗的祖先叫做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父母则是渡过大湖来到斡难河源头栖息的苍狼和白鹿。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写道:“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生存所依靠的东西,对人来说就是神。”

苍狼和白鹿生子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蒙古族早期历史中,以狼为图腾的部族与以鹿为图腾的部族之间的结合。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源自蒙古人祖先的狩猎与游牧生活,也将鹿推向了神坛。

到了清代,东北地区鹿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盛京(今辽宁沈阳)等地每年都需进贡鹿产品。每年小雪前后进贡的称为“初次鲜”,此后的称为“二次鲜”“三次鲜”,进贡的物品包括新鲜的鹿尾、鹿舌、鹿肉、鹿大肠、鹿肺、鹿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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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粉彩百鹿尊。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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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在中国各民族的史册中留下了活泼跳跃的身影,有的民族却始终把鹿当作朝夕相处的同伴,他们远离人间的喧嚣,归于大自然的宁静。

“传统的鄂温克族只养鹿,不杀鹿,更不吃鹿,因为驯鹿对我们来说就是朋友。”使鹿鄂温克部落的酋长玛利亚·索说。这位与鹿相伴的世纪老人,生前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著名作家迟子建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历史上,鄂温克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其中有一支使鹿鄂温克人于17世纪追随野生驯鹿到达贝加尔湖西北的勒拿河支流,后又沿着河流迁徙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在大兴安岭的茂密森林中驯养驯鹿,过起了放牧与狩猎的生活。

驯鹿性情温顺,是一种可用于使役的鹿科动物,可以骑乘、驮重、拉雪橇,堪称使鹿鄂温克人在林间的好搭档。驯鹿死后,其毛皮可以制成皮衣和鞋帽,帮助使鹿鄂温克人隔潮防寒。

使鹿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度过了数百年的时光。迈入现代社会后,很多年轻人放下猎枪,走向城市,融入到现代化生活。

随着老一辈族人逐渐凋零,世代驯养的驯鹿也渐渐减少。2003年,当地政府进行“生态移民”,仅剩的200多名部落居民,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到位于根河市郊的新址,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生见证百年沧桑的玛利亚·索被族人看作是“活着的图腾”。当人们劝说她下山到养老院居住时,她仍然选择坚守在山林中,与驯鹿相伴。她对山林外的人们说:“我只想回到驯鹿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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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卧息的驯鹿。图源:摄图网

老酋长重回山川、河流与森林的怀抱,孤独地传承着几近消亡的使鹿鄂温克文化,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个驯鹿部落的存在。

2022年,“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玛利亚·索去世,享年101岁。

玛利亚·索常说,没有驯鹿,也就没有这个民族。她生前希望,鹿能在山林里自由自在地栖息。

呦呦鹿鸣声中,仁者的懿德高风长留人间。万古山河,鹿的传说还在不断续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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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刘歆撰,[东晋]葛洪辑:《西京杂记》,中华书局,2022年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7年

[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0年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2002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