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怪社交媒体？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元凶”是谁？

原文作者：Candice L. Odgers

读完《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一书后，有两件事不吐不快。首先，这本书肯定会很畅销，因为Jonathan Haidt讲述了一个关于儿童成长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而许多家长已经准备好相信这件事。其次，书中反复出现的数字科技正在重塑儿童大脑，并导致精神疾病高发的言论缺乏科学支持。更糟的是，把责任推给社交媒体可能会妨碍我们找到这代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机的真正原因。

Haidt宣称，这种对儿童大脑的重塑源于我们设计出了一个向儿童眼睛和耳朵输入成瘾内容的“水管”。通过“取代运动玩耍和线下社交，这些公司重新定义了童年，以不可思议的程度改变着人类成长”。这种严肃指责需要非常严肃的证据。

Haidt 在书中罗列了很多图表，试图证明数字科技使用率与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是一起上升的。我在本科生统计学的第一节课上，会在黑板上画出类似曲线，看起来好像能把两件毫不相关的事联系起来，我问学生他们认为这后面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学生就会娓娓道来这两件事如何相关，甚至开始描述是哪个现象导致了另一个。本书中的各种图表很适合用来教我的学生关于因果推断的基本概念，以及如何避免只看几条趋势线就异想天开。

数百名的研究人员，包括我自己，都寻找过Haidt提到的这种巨大影响。我们最后发现没有、只有很少，或是混合的关联。大部分数据都是相关性。当我们发现随时间流逝的关联，这些关联不是关于社交媒体使用能预测或导致抑郁症，而是很多已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青少年会更多地使用这些平台，或是使用方式有别于其他健康的同龄人[1]。

这不仅仅只是我们的数据或我本人的观点。多个荟萃分析和系统性综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2–5]。在72个国家开展的一项分析显示，幸福感与全球社交媒体普及之间没有一致或显著的相关性[6]。此外，美国最大规模的青少年脑发育长期研究——青少年脑认知发展数据集（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研究——没有发现与数字技术使用相关的大脑显著性改变的证据[7]。纽约大学心理学家Haidt显然是讲故事的高手，但他的故事眼下还缺少证据。

当然，我们目前的认识肯定是不完整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作为已经研究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20年并一直在追踪他们幸福感与数字科技使用的心理学家，我理解人们渴望一个简单的答案。作为青少年的家长，我也希望能为这代人经历的悲伤和痛苦找到一个源头。

但不幸的是，没有什么简单的答案。焦虑和抑郁这类精神疾病的出现和发展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导致的。过去20年里，美国大多数年龄段的自杀率稳步上升。研究人员认为主要原因包括枪支使用、接触暴力、结构性歧视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性侮辱，阿片类物质流行、经济困难和社交隔离[8]。

这一代青少年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成长起来的。Haidt认为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源剥夺不是作用因素，因为失业率已经下降了。然而，对经济冲击差异性影响的分析显示，收入分配最底层的20%的家庭仍是受害者[9]。在美国，将近1/6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成长的时代还要面对阿片类危机、校园枪杀案，以及种族性别歧视和暴力导致的社会动乱。

好消息是，更多青少年愿意公开谈论他们的症状以及精神健康问题。坏消息是，当前没有足够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需求。美国中小学生与心理学家的平均比例为1119：1[10]。

Haidt关于情绪、文化和道德的研究很有影响力，但他也承认自己不是临床心理学、儿童发育或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他借用大象和骑大象的人类比本能反应（大象）会如何左右我们的理性思考（骑大象的人）。之后的研究显示，为我们的本能反应寻找支持证据是很容易的。而Haidt在他的书中教会我们，一定要小心质疑我们认为正确的判断。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地球是平的。通过数据检验推翻之前的判断，能防止我们成为被大象拖着走的人。

有两件关于社交媒体的事可以独立为真。第一，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使用社交媒体正在重塑儿童大脑或导致精神疾病高发。第二，考虑到青少年的使用时长，这些平台需要一次彻底改革。Haidt给家长、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大型科技公司的许多建议都是合理的，包括更严格的内容适度政策，并要求公司在设计平台和算法时考虑用户年龄。其他建议，如对移动设备附加基于年龄的限制和禁令，在实践中难以奏效，甚至会适得其反——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青少年行为。

第三个真相是这代青少年正处于危机中，迫切需要科学和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指一条明路。无奈的是，我们的时间都用来讲述没有研究支持的故事，而没有努力为这些孩子提供他们最需要也最值得获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