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7日，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
这一天，在新疆，86岁的周映芝忙着张罗搬家，她开的餐馆“湘春园”宾客盈门；87岁的胡爱群腿脚不便没有出门，待在家里看电视；89岁的谢树仁因心脏不适，住院治疗……3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八千湘女”。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维护新疆长期稳定发展，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大量招募女兵。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时代感召下，先后有大量湖南籍女性参军前往新疆。这一历史事件，后来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然而，“八千湘女”一度被误读，甚至被历史虚无主义者用抽象人性论进行“超阶级”重评，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评判前人，打着“揭秘”“还原”“女权”等各色旗号，肆意扭曲“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真相。唯物史观强调：应该把历史人物活动的目的及意义置于“既定的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去评判。也唯有秉持唯物史观，才能追溯到70多年前“八千湘女”进疆的真相。
“天山芙蓉·八千湘女上天山”历史陈列展里展出的湘女们和丈夫的结婚照。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肖春飞摄
“八千湘女”为何愿意“上天山”？
“八千湘女”为何要“上天山”？
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1949年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12月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共有近20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当时部队性别严重失调，不少官兵都是光棍，情绪较大。
新疆古称西域，从公元前60年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有效治理西域的重要方式，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究其原因，最重要一点，是因为屯垦兵卒人心不定，远离家人孤身一人的客观事实，让士兵们无法真正在边疆大漠安下家、扎下根。时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当时有句精辟的话：“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
如何破解“一代而终”的局面、走向长期稳定繁荣？唯有人心思定！为此，王震积极向党中央请示并向湖南等地写信求援，要求招收女兵进疆，为新疆补充劳动力和更多专业人才，还能创造与官兵组成家庭的机会，扎根新疆。
大规模招募女兵，首先在王震将军的家乡湖南开始。1950年秋，《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湖南招聘团招聘女兵的启事，征招初小以上文化程度、17岁至25岁的未婚女青年参军进疆。负责在湖南征兵的熊晃将军如此描绘进疆蓝图：
“你们被录取后，将是毛主席家乡第一代进疆的女兵，是亘古荒原第一代开拓者。我们要在那里盖工厂、办大学、建新城、办机械化农业……你们是军队的女儿，新疆需要有知识、有作为的女青年去参加绘制最新最美的画图。”
长沙城一时沸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询问、探听征招情况的湘妹子，更多人闻讯从外地赶来。从湘女回忆和当时史料可以看出，广大湘女就是怀着报效祖国、建设边疆和保护边疆的愿望参军进疆的。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的主旋律，边陲新疆，更寄托着当时年轻人奉献报国的豪情。
长沙籍湘女肖迪军回忆说：“招聘考试时，我欣然在考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我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更是一个毛主席故乡的青年，支援边疆、建设边疆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不应该，也不愿平淡地享受革命之福，而应该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我决心扎根边疆，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当兵，也是当时最好的职业选择之一。1951年5月，14岁的谢树仁步行200里路，从在深山里的宁乡老家走到长沙城报名参军，她回忆说：“当兵光荣，军人地位高，能够穿上军装，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报名的女青年从城市、从乡村、从遥远的大山深处赶到报名点，身高不达标，她们往鞋子里面垫鞋垫和棉花增高；体重不达标，她们在裤兜里装石头、装铁锁来增加体重……一时间，遥远的新疆成了众多湘女向往的地方。一旦被录取，领到军装，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着并不合身的军装，到照相馆留影纪念。
当然，当时新疆招兵不讲“成分”、不论“出身”，也是湘女积极报名的重要因素。宁乡籍湘女周建琴，父亲是地主，常在村里被批斗，她听说招兵信息后，穿了双草鞋走到长沙参军了；18岁入疆的长沙姑娘谭曼君，也是出身不好，她回忆说：“那时候没有其他出路，但有参军这条路。”正因为“出身不好”，她们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1959年，勤奋工作、成绩突出的谢树仁在新疆光荣入党，当时她非常激动，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能够这么快入党，殊为不易。
当时不少父母支持女儿参军，由湖南援疆策划建设的“天山芙蓉·八千湘女上天山”历史陈列展，收藏了一位名叫黄志杰的亲笔信：“本人同意我的女儿黄念青参加你处招聘考试前往西北学习。”也有不少父母舍不得孩子远行，1951年，15岁的岳阳姑娘殷倜君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报名入疆，母亲一直追到武汉，也没能将她劝回。还有不少湘女，是瞒着父母参军离乡的，此后通过书信，父母才知道女儿去了新疆。
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勇在其所著《湘鲁女兵在新疆》一书中，记录了多个“木兰”从军的经过：出生在长沙一个书香门第的张振颖，1949年两个姐姐都参军离家，因为父亲去世，正在上高小的张振颖因家中穷困只能被迫离校。从在外上学的哥哥那里得到新疆招聘女兵的消息后，13岁的张振颖就想参军入疆，由于年龄身高都不达标，招聘团起初并不愿意招收她。年少的张振颖就找到招聘团领导软磨硬泡，最终说服领导同意了她的参军要求。1950年，正在读初二的郑瑞阳，瞒着父母和家人进城，找到招聘团驻地要求报名参军。她初中还没毕业，不够条件。怎么办？她想起堂姐郑端阳，于是便央求堂姐把学历证书借给她，她拿毛笔轻轻将偏旁描了描，将“端”改成了“瑞”，招聘的工作人员并未发现破绽，郑瑞阳顺利参了军。
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统计，在进疆的八千多名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这样一群花样年华的少女，怀着青春的梦想和对祖国的热爱，踏上了西行之路。第一次穿上军装的姑娘们格外兴奋，从湖南坐火车到西安。彼时铁路还未修到新疆，在西安，她们乘坐运输卡车，翻越险峻峡谷，穿行茫茫戈壁，击退残余土匪，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才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已近，家乡渐远，年轻的姑娘们并没有想到，这一次远行，许多人的一生再未跟新疆分离。
“为什么是我们湖南人？”姚勇在做湘女进疆课题时，一个湖南籍学生曾如此发问。姚勇的回答是：近代以来，湖南人敢为人先，此外，湖南人与新疆也有不解之缘，从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到彭德怀解放西北，王震挥师进疆，率军起义的陶峙岳将军也是湖南人。
“天山芙蓉·八千湘女上天山”历史陈列展里展出的老照片。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肖春飞摄
湘女都是“指派”婚姻？
“八千湘女”的婚姻，是被误读最深的，甚至被抹黑为“分配丈夫”，这也成了“八千湘女上天山”一度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
真相如何？
在湘女的回忆和史料中，恋爱婚姻是重要内容。
当年，新疆部队一下来了这么多年轻女兵，自然备受欢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描述了战士们发生的积极变化：湘女们到后，战士们穿得整整齐齐，“泥猴”一个也不见了，连说话都文明了许多。女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歌，战士们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嘹亮；女护士要给大家打防疫针，战士们一个个把手臂洗得干干净净；分配给女兵们干的活，战士们一个个抢着干，就连盖地窝子，女兵们也只有当小工的资格。
当时，各级组织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做媒当“红娘”，成人之美，甚至王震将军的母亲，也当了“媒婆”，介绍湘女周正月和郝正元结成伴侣。许多夫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而后结婚的。“和对象虽说没拉个手，也没点个头、摇个头，但我们对婚姻还是很满意的。基本上都是自愿结婚，然后生儿育女。”湘女郑佩兰和丈夫王绍壁的婚姻就是组织介绍的，丈夫比她大8岁，是一名起义军官，为人正直，一表人才。1957年，他俩同其他9对新人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郑佩兰说。湘女胡爱群也是经组织介绍，嫁给了比自己年长12岁的丈夫。丈夫患病卧床后，她一直不离不弃照顾长达18年之久，直到丈夫94岁去世。如今，胡爱群的子女都留在了新疆，她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就叫“湘女”。
但是，并非所有组织介绍都是成功的。《湘鲁女兵在新疆》里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长沙籍女兵黄干事，是湘女中少有的大学生，已有心上人，是大学同学，两人非常相爱。组织给她介绍对象，都被她坚决拒绝，最终她跑回湖南寻找自己的幸福，留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当然，这是个案。
更多的湘女，在新疆通过自由恋爱找到了另一半。
湘女曹玉琪，17岁参军进疆当护士，2年后，她在玛纳斯河畔恋爱了，对象张文蔚，大她1岁，西安人，调干进疆，也在医院工作。曹玉琪回忆说：“当时我扎着两根齐腰的麻花辫，张文蔚夸我是一群护士中笑容最甜最灿烂的那个，就鼓起勇气找我……”两人恋爱3年，于1957年1月在医院小礼堂举办了婚礼。
1951年参军进疆的湘女欧阳慧，不怕苦、不怕累，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多次被领导表扬，组织上两次给她牵线介绍对象，都被她拒绝了。后来，欧阳慧看上了大她6岁的陈才德，最终与这位三五九旅战斗英雄喜结连理。湘女郑瑞阳回忆，当时有个“特别大的官儿”要和她处对象，拒了，后来选了一个普通战士，当时一起来的姐妹都说她傻，她说：“好歹是我自己选的对象。”姐妹们没话了。陶先运，陶峙岳将军的侄孙女，参军入疆当护士，认识了山东汉子刘清琦，陶先运回忆说：“他是山东汉子，爱慕南国女子的娇小玲珑，而我又渴望一个宽厚的臂膀，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吸引。”
湘女王爱珍1951年进疆后到了阿勒泰，遇到比她大8岁的甘肃青年吕吉。吕吉在宣教科，王爱珍在宣传队，经常一起开会、学习，王爱珍回忆说：“吕吉看我的眼神格外不同，我察觉之后，也对这个高大聪明的男子有了期待和喜悦。现在想来，最神奇的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我们互未表白，却互相懂得，从不曾约会，从不曾送过一份礼物，只是在开会之后同时离开，一路上聊上几句，然后满心欢喜地告别。”两人谈恋爱几年，别人都不知道，直到1955年，组织上安排吕吉去新疆八一农学院（现新疆农业大学）上大学，临行前，组织询问吕吉的个人情况，他才坦承正与王爱珍恋爱，组织上便提议“先结婚再去上学”。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而又激情燃烧的年代，梳理回顾湘女们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少浪漫成分的爱情，却时时有怦然心动之感。
来自湘潭的郑丽奇，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工作非常努力，被称作“假小子”。她遇到的另一半是个技术员，高中文化，来自山东，退伍军人，模样清秀，郑丽奇后来用诗性语言形容说：“在他身上有一种隐隐的孤独感，他热情地对待每一个人，却又明确把每一个人都拒之门外，我知道他心里有一个地方没人能够进去，而我也一样，后来我们认识了，再后来他对一个‘假小子’也有孤独感而不感到惊奇后，我们结婚了。”
湘女肖泽纯，二十出头，心高气傲，指导员多次介绍对象，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推掉，她最终与一个战友相识相恋，1957年，在哈密的二道湖，两人和其他两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是在晚上八点开始的，而肖泽纯在卫生队一直工作到九点才下班，心急火燎地赶过去时，刚到门口，婚礼已经结束了，她在人群中找到新郎，手拉手一起回家了。许多年后，她回忆说：“遇到丈夫，是一段上天注定的姻缘。”
姚勇调查了大量湘女的婚姻情况，大多数女兵称自己的婚姻为“半包办半自愿”：“包办”，是指婚配的范围被指定在组织介绍的范围内；“自愿”，是指虽为组织介绍，但最终还是经过个人同意的。
湘女郭齐思的丈夫1949年随王震部队进疆，大她1岁，医院院长亲自做媒，郭齐思不同意，认为小伙子14岁就当兵，没什么文化，大老粗，她看不上。医院特意让小伙子去补了文化课，还送他去军医大学深造，郭齐思总算满意了。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并不是来了以后给你分配，姓张的嫁个姓李的，没有这样。”湘女涂敏回忆说，当时双方都是在自然环境里创造条件、培养感情，很多都是美满婚姻，“我的家庭很幸福，自己认识，自由恋爱，完全是一种自然结合。”
湘女的恋爱婚姻真相，基于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自一诞生起，就强调男女平等、寻求妇女解放。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律性质的法律，颁布时间比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要早。这部只有8章27条的新中国首部法律，彻底颠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纳妾、男人随意停妻休妻等封建婚姻制度的糟粕，其确立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准则。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历史虚无主义者臆想中的“湘女被分配丈夫”之类的谣言，不攻自破。
1953年12月，新疆军区生产部队政工会议专门下发《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和婚姻问题的意见》，特地强调：“首先要在男同志中进行反对歧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建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贯彻婚姻自由自主和正确的恋爱观、正确男女关系的教育……”
当然，八千湘女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婚姻不幸福的案例，一些恋爱婚姻，也不符合今天的观念。但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姚勇表示，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驻疆部队的婚姻问题单纯以今天伦理道德标准去衡量，显然是不客观、不现实的。
“天山芙蓉·八千湘女上天山”历史陈列展。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肖春飞摄
“八千湘女”就是到新疆生儿育女的？
当年，湘女们将个人的婚姻问题与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陆续建起了家庭，成为第一代戈壁母亲。她们用青春催生了亘古荒原上的“春天”，天山南北增添了一个个幸福家庭。但是，如果说“八千湘女上天山”，只是为了生儿育女，那是对她们极大的不公正。
她们同样是新疆重要的建设者。
“我们这些湘妹子，在荒原戈壁植树造林，在红柳沙滩修渠造田，追随着革命老前辈们，规划建设蓝图，盖起了高楼，修建了花园城市，付出了青春，披上了白发，留下了儿孙。”湘女吴楚云晚年回忆入疆往事，像翻阅一本人生的大书，写下了这封未寄出的信《向生我养我的湘江汇报》。
湘女李曼云，入疆第一批教师，参加创办莫索湾第一所学校，用土坯垒起课桌椅，制造各种教具，从教学生学唱“排排坐，吃果果”起，传授知识，终身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湘女易雪梅，在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情况之下，自费购置和动手制作，建成了八一钢铁厂第一个长度计量室，为产品检验提供了保障，并培养了一批新生科技人才；湘女吴梅苏，在孔雀河边修建大渠，参加背石头队伍，到石场往返2.5公里，每趟背25公斤，每天背17趟，从不叫苦，她留着美丽麻花辫的身影在孔雀河畔传为佳话……进疆的八千多名湘女，从踏上西征之路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新疆屯垦戍边大业紧紧连在一起。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军垦一代们用近乎白手起家的创业方式，开荒造田、修渠引水，在戈壁荒滩上建新城、办工厂、发展社会事业。那段艰难无悔的青春深深地印在了她们的心中。
到劳动一线，不坐机关，是当年湘女们的共同价值追求。
湘女刘玲玲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学习两年后，组织上问她愿不愿意留在机关，“我不愿意，我要到连队去，能种地，还有枪，不摸枪算什么兵。”刘玲玲回忆道。到了连队后她就去种棉花，那时候都是人工种植，她一个人种了十几亩地，产量特别高，被评为兵团二级劳动模范、兵团先进工作者，她却总觉得受之有愧，一心想做更多贡献。“生在洞庭湘江边，壮志凌云到边关。且守边疆且屯田，新疆旧貌换新颜。立下愚公移山志，戈壁荒漠变江南。莫惧屯垦一代终，后人济济满天山。”这是刘玲玲当年写下的诗。
湘女谢树仁本可以留在机关工作，她不同意，坚持要下基层，她说：“哪里艰苦去哪里！就是要干出个模样来！”她去了农六师（现第六师）农牧科。在八一气象站担任站长期间，她带领14个大学毕业生，将八一气象站的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到了全疆前列，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模范气象站；在担任农六师军事法院审判员期间，她骑着马去办案，一年办案300多件，从未出现过积案；任兵团工会副主席时的谢树仁终日奔波，走遍了兵团九成以上的团场；1993年，57岁的谢树仁成为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这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照样干得很出色。
不同的工作岗位，为什么都能干好？谢树仁的诀窍是：舍得出力气。舍得出力气学习，舍得出力气工作。
回忆往事，谢树仁有时会说自己当年“很傻”，不懂得爱惜身体：她个子瘦小，但能挑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一天能拾一百多斤棉花，甚至在冬天挽起裤腿光脚踩泥盖房，不知疲倦，身体也因此落下病，但她说：“不后悔！”
2024年7月30日，谢树仁在家中接受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采访。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吕伊晗摄
谢树仁进疆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正是中国人建设家园激情燃烧的年代，在新中国“男女平等”政策的感召下，女性成为光荣的劳动者。在新疆，湘女们扎根戈壁，屯田垦荒，成为新疆亘古荒原上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女医生、女教师、女农技师……
“在当年那种激情燃烧的劳动氛围里，任何人都会深深卷入和被感染，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没有人会选择休息或是退出。”湘女阳名华说。
湘女张迪源作为全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创造了10小时犁地180亩的领先成绩，1951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她作业的照片选为“特5《伟大的祖国》”邮票图案之一；
湘女何梦道编创57套民族舞教材，从1962年至2000年先后为新疆军区歌舞团培养7批演员，以及为各大专业艺术团体培养演员300余人，培养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不计其数；
湘女彭翠文为治疗少数民族群众的白内障，专程回湖南学习针拨内障法。学成后，她返回南疆，为上百名白内障患者诊治，使他们重见光明；
……
湘女马德群退休前是一名医生，她曾感慨地说：“当初招募团对我们许下的愿，要让我们学俄文、学会计、学护士，全都实现了。”
有些湘女，甘愿留在新疆，还把家人都动员到了新疆：伍君明，宁乡人，1952年3月入疆，1959年动员大妹伍筠、1962年动员二妹伍丽、1972年动员三妹伍惠明，先后来到新疆，一半家人扎根新疆；黄咏玲，1958年动员自己的弟弟和两个妹妹来到新疆，母亲作为家属也被接到新疆；刘芳，衡阳人，15岁入疆，成为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后来不仅动员父母和弟弟全家来新疆，而且动员自己的同学李光凤、张修吾也来到新疆……
“新疆对国家这么重要，必须得有人来建设啊！”谢树仁的话，令人动容。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湘女都不曾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她们当中许多人立过功受过奖，获得过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五好战士、模范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已是耄耋老人，她们竭力建设的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堪称“换了人间”。这是她们一生的骄傲。
湘女周映芝退休后，在阿克苏开了一家湘菜馆，随着儿女们陆续在乌鲁木齐安家落户，她又将餐馆开到了乌鲁木齐，起名“湘春园”，老姐妹们经常在此聚会，墙上贴满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老照片，芳华永驻。
围绕着八千湘女的纷纷扰扰，正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之下消散。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瑞来表示，在对待“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一历史壮举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一度同流合污，在他们心里、眼中和笔下，根本就没有理想，没有崇高，没有责任，没有奉献，甚至早就把2100多年前司马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人生警示抛到九霄云外了。相比“八千湘女上天山”，其言其行如此，不亦悲乎？
来源：石榴云—肖春飞 钱泳文 侯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