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肚子。”从古代社会饿殍遍野、易子相食诱发的民怨喧嚣，再到日本核污染事件后爆发的东亚沿海爆发的“渔获恐慌”，食物也可以很政治。被视作前现代元素的食物不仅没有湮灭在政治舞台上，反以多元化的形式在由古至今的各种政治场域粉墨登场，以不同的意象塑造政治格局，在风云激荡中创造新的神话。
食物是身份与权力的显示器。一个最浅白的说法在于稀缺性彰显价值，奢侈品消费过程中的权力与身份隐喻使得无数文人饕客对一碟珍馐趋之若鹜。而蔗糖的消费历程恰能揭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间的权力关系，在英属巴贝多群岛所产的第一批蔗糖运抵英国前，糖一直作为奢侈品而存在，成为富人权贵展现身份地位的外显工具。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蔗糖的“头号粉丝”，可谁曾想，女王因为过分喜甜所致的龋齿却成为贵族淑女争相模仿的对象，无力购买蔗糖的平民妇女则选择用煤炭等材料将牙齿涂黑以满足虚荣之心。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女王的甜牙齿
“在坎特伯雷的英国淑女们，挤在格子窗外偷看放在桌上的甜食：小糖果、包裹着糖衣的坚果或果干、糕点等等……任何东西不加糖她们就不吃，连饮酒也要在酒里放糖，煮肉也要放糖。”
试想贵族们用舌尖卷过裹满混合甜酱的各类肉食，略呲黑齿将骨刺啐出，再对眼前余下的甜食的大动干戈，油脂的醇香、酒品的甘美被腻人的甜所掩盖，再酌一口糖浆甜酒，食客们才舍得滚动喉结，将食物吞吃入腹。对于将“不甜”视为对甜品的最高评价的国人而言，想必看到这里大家不禁困惑——如此吃法果真味美吗？并不尽然，这种炫耀性消费的逻辑或可用典型的凡勃仑效应解释：饕客们吃的是食物背后的面子、地位，是阶级沟壑与权力隐喻。
人类的口腹之欲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恰如对古人肉食的喜爱敦促了刀具的革新。欲壑难填，英国运营臭名昭著的美洲种植园、从西非进口黑奴、与来自印度的劳工签订契约输入大量劳动力生产着来自旧世界的作物，也通过糖税敛财无数。糖形塑了新大陆土地上的自然景观和农业系统，也改变了各大洲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旧世界的食品发生交换，西方殖民者们通过血与火的征服重塑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餐桌，编织了一张具有初步全球性系统样态的食品网络。十九世纪中后期，蔗糖的消费性质和消费规模显著跃迁，其广泛流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味日常必需品，并逐渐取代了蜂蜜成为欧洲各国甜味的主要构成。毋庸置疑的是，尽管蔗糖的消费阶层有所异动，但其美食地位始终如一。如今，蔗糖已然是欧洲和北美地区饮食中卡路里的主要来源，其通过工业化、劳动力迁徙和饮食改造孕育了新的整体性文化，也湮灭旧制陈规。
关于政治权力更直观、更学理性的分析角度落于斯科特的《反谷》（又译“作茧自缚”）一书。谷物是食粮还是政权工具？人类又为农耕社会付出何种代价？人对人的暴力征服催生了栽培谷物的集体性行动，国家，动荡、掠夺、奴役、杀戮由此铺陈展开。为什么是谷物？因为稻米、小米、小麦和大麦由于看得见、能分割、好估算、易储存，是能够被纳入征税标准的集权主义作物，而不是像狩猎采集、刀耕火种、靠海吃海的部族获取跨域多食物链的生存资源那般难以计量。尽管斯科特“谷物立国”的一些核心论证环节缺乏充分证据支持，但依然能为我们思考食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思路与镜鉴。
饮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性条件，而食物作为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料和政治资源，自然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分配的重要载体。在封建社会，如何对食物资源分配加以充分利用以达成政治目的是一门复杂的帝王统治术。《战国策·中山君飨都士》就记录了中山君治下无道，因一杯羊羹亡国的真实血案。“陇馔有熊腊，秦烹唯羊羹。”羊羹原是一种将羊肉简单熬煮成胶，冷却成冻的佐餐茶点，在战国时期是西北国家国君宴请臣下时约定俗成的礼仪之必须。而不知何故，由于中山君大宴群臣羹汤分配不周，导致没喝到羊羹的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后教唆楚国国君攻打中山国而导致中山亡国。讽刺的是，中山君在流亡途中遇见了因一壶熟食的恩情而义无反顾追随于他的两名勇士。因羊羹亡国、也因壶餐得士，唏嘘之余，不由感叹食物资源分配对政治统治的影响力之关要，印证了食物对本身物质意义与价值的超越。
“玉米晓夫”和他的玉米棒子
（摄于1959年赫鲁晓夫受邀访美期间）
前苏联总统赫鲁晓夫的“疯狂玉米”也算是一个典型例证，不同的是比起中山君无心之失的惋惜，玉米运动实在是精打细算下轰轰烈烈的“翻车”。这位斯大林接班人出身农村、熟悉农业，他结合主政乌克兰期间当地农民的玉米种植经验,创新出“方形穴播法”，此法让当地农民一次性扩种200万公顷玉米并大获丰收，玉米种植的小规模胜利让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随之水涨船高。1949年底，赫鲁晓夫即调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第一书记，而他在莫斯科州农场推广玉米种植再次取得成功。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冤家美国又恰是玉米种植好手，而“一生要强”的赫鲁晓夫又势要和它一争高下。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他便不厌其烦地向官员灌输玉米推广在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及解决粮食危机上的种种可行性和可及性。虽说赫鲁晓夫其人未必专断至此，玉米运动也必然是耦合影响因素下综合考量的慎重决策。但从该视角看，他极可能将玉米作为巩固政绩、攫取政治筹码、打造个人形象与执政名片而意在名垂青史的放手一搏（起码单从这一点来看挺成功的）。
同“玉米”不同命，玉米在美索美洲文明与玛雅文明中被视为圣物，玉米崇拜则构成了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之一。可以说，玉米早已超越了种植作物的世俗意味而上升到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根脉，如今的一些墨西哥土著部落仍在崇拜阿兹特克神话中保佑收成的玉米神——森特奥特尔。从种植玉米、收割玉米，再到加工各式塔可和玉米脆片，墨西哥人最早驯化了玉米，后者反又塑造了独特的餐饮风格，墨西哥人民在与玉米生命周期相伴的过程中乐此不疲。因此，当2010年墨西哥政府正式取消转基因作物种植禁令、并批准实行基因接合玉米的实验时，舆论风暴迅速酝酿反噬——“传统可以是激进主义重要的来源”，玉米在墨西哥人民心目中崇高的象征性地位为“玉米抗争”凝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不隶属于任何政治组织的独立示威者比例远高于以往。愤怒的群众声讨转基因玉米侵犯了农民和消费者的人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他们走上街头，高呼着“没有玉米就没有国家”。如今虽迫于畜牧业和工业化生产的需要，虽无法完全阻碍转基因玉米进口，但墨西哥仍颁布法令宣布取消进口转基因玉米用
于人类食品生产。民族信仰与文化传统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将这种抗议行为视为一种单纯的“全球化恐怖”？
玛雅彩绘陶盘上描绘的玉米神复活场景
“没有人能把一个拥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凝聚起来。”戴高乐的嗟叹除了表现与“治大国若烹小鲜”同向的治国之道，也足以证明饮食对国家多元分歧关系之折射。回首中国历史，满汉全席同颇具相似的政治旨趣。久居中原的满清统治者通过恪守传统、强调特权等形式维护族群认同，彰显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中心尊位。清军入关后仿照汉制，设立了专门掌管饮食宴会的机构，清宫菜得以发展，而当时光禄寺举办的各种宴席，已有满席、汉席之区别。得益于满族权贵的精英地位，作为满族饮食习性的代表的“满席”被赋予政治功能意味并列位于“汉席”之上，构成帝国统治阶级的象征符号。“汉席”的保留则更多地出于对中原汉族情绪的必要维护，以维系复杂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秩序，尽可能达成少数控制多数条件下的政治稳定。从这个维度看，满汉全席既是两族文化交融的有机表达，又是为适应满汉两族权力分配状态，受制于政治统治秩序的、具有仪式性的政治筵席。
满清宫廷最高贵规格的满汉全席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食物是地域风俗文化的重要媒介，食物记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众记忆中的地域印象。而在现代经济模式与传统食材激烈博弈的当下，我们仍格外苛求味蕾感受的“正宗”。我们常见人们因地域饮食差异掀起讨论热潮，如关于“甜辣豆花”，“咸甜粽子”的正统性刍议，我们凭借生活经验先入为主地接受其中一者，似乎就很难再想象迥然相异的另一种，植根于地域文化的食物信仰与口味偏好似乎与我们相伴一生。而现当代不少文学创作多将饮食与文化图腾、政治权力、性别区隔等相挂钩，赋予食物复杂的社会政治意涵与某种象征性隐喻，并通过透视特定历史真实或编织文艺幻梦，以达到针砭时弊或引以为鉴的警示性效果。
现今，我们对食物的诉求已然超脱了“吃得饱”的基础物欲范畴，对食物风味、搭配、营养价值及用餐环境的追求甚嚣尘上。人类围绕着餐桌展开新一轮博弈，或为扩张食物腹地不断掌控与攫取那些尚待开发的、甚至是已有所属的资源要素，或将食物视作某种政治权柄以期达到统治目的，或为捍卫饮食背后的文化信仰而殊死抗争——我们手握铜铁铸造的刀剑与犁耙，指向远方的原野地，又挥向新的黎明。
编辑 | 陈晴好
审核 | 康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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