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奥克佳布尔斯卡娅地铁站，一座高大的列宁青铜雕像朝着高尔基公园的方向，注视着克里姆斯基瓦尔大道。在列宁脚下的一群无产阶级的雕像中，一位女性雕像高举着一只手臂，象征着团结，她露出腋下，胜利而自豪。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毕竟，我正前往一个气味约会活动，在那里，俄罗斯人将评判我的腋下气味是否具有吸引力。
每年人们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试图避免这种评判。对许多人来说，体味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他们用香水、除臭剂和止汗剂来掩盖它。但是，如果我们对阻止体味的痴迷，实际上干扰了气味传递的重要信息呢？这些气味可能传递关于焦虑、疾病，甚至浪漫的信息。当我们喷洒或涂抹产品时，是否在无意中阻碍了找到爱的机会，阻碍了找到那些可能因为我们气味而更喜欢我们的人？
在这个左滑右滑寻找伴侣的时代，气味约会依赖于更为原始的方式。没有滑动，取而代之的是擦拭：即将一个人的汗液擦到棉垫上。原理很简单：参与者通过高强度运动出汗，含有汗液的棉垫被收集并放入匿名容器中，所有人依次嗅闻这些气味样本。参与者秘密地评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样本，然后将选择提交给组织者，组织者揭示匹配结果。与Tinder类似，只有当两个人都选中了对方的气味时，才算成功匹配。
浪漫匹配的唯一标准是气味，这与其他任何约会筛选条件一样合理。我是说，谁在乎你们是否都喜欢动物标本，或者都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最终，你会闻到伴侣的体味，那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一刻。气味约会直接跳过所有步骤（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完全跳过了那些步骤），将体味作为选择伴侣的首轮淘汰赛——或者至少是选择约会对象的初步筛选。
嗅觉的社会意义
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依赖嗅觉来学习辨认那些我们挚爱或依赖之人的体味。即使是一个无助、无法移动的新生儿，当四个不同母亲的母乳垫分别放在摇篮的四个角落时，婴儿也会偏向亲生母亲的气味。同样，母亲在产后几小时内也能通过气味辨认出自己的孩子（没有亲自分娩的父母在72小时后也能做到）。很多人喜欢深吸新生儿头部的气味。当研究人员从两天大的新生儿身上采集体味并让女性（包括母亲和非母亲）嗅闻时，气味会激活她们大脑的奖励中枢。有人猜测，我们的大脑通过嗅闻策略来帮助我们记住社区中最新成员的气味。
这种对所爱之人的嗅闻，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贯穿了我们的整个生活。兄弟姐妹和夫妻可以正确辨认出与他们同住的人的气味。即便是成年后多年未见（或未闻）彼此的兄弟姐妹，也能准确识别出彼此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由从他们身体上散发出来的化学物质混合物组成的独特“气味指纹”。
气味对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或许在那些失去嗅觉的人群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嗅觉丧失症（即无法闻到气味的人）常常面临关系问题：没有嗅觉的男性往往性伴侣较少，而失去嗅觉的女性则对她们的关系缺乏安全感。两者都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同时，有研究表明，富有同理心的人更有可能记住他人的气味。
我们对嗅觉及其在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的认识，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这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人类的嗅觉不屑一顾：超验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曾认为，如果我们能捂住鼻子不闻外界气味，生活会更好。“哪个感官最不讨喜，也似乎是最不必要的？嗅觉。培养或精炼它都无益……因为令人厌恶的气味远多于令人愉快的气味（尤其是在拥挤的地方），即使我们遇到一些香气，这种愉快的感觉也只是短暂的。”
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为视觉是体验世界的更文明方式，而用鼻子嗅闻则显得动物化、粗俗、落后。如果人类像狗一样互相嗅闻，我们怎么能认为自己优越于它们？又如何自称“开明”呢？
19世纪，西方文化将对嗅觉的厌恶转化为一种信念，认为人类的嗅觉平庸而多余。为了否定人类可能是不文明的“嗅觉动物”的可能性，我们接受了一个方便的谎言：人类的嗅觉不怎么样。近年来，罗格斯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约翰·麦甘恩（John McGann）在权威期刊《科学》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进行事实核查：“人类嗅觉差的说法是19世纪的一个迷思。”麦甘恩特别指责了神经解剖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布罗卡将人类归类为“无嗅觉者”，不是基于感官测试，而是基于他毫无根据的信念，即人类的大脑在演化出自由意志时牺牲了嗅觉系统。每个人都见过狗被气味吸引而不顾一切地追逐某个极具吸引力的气味目标。我们当然要比这更高级吧？
然而，这两种特质（嗅觉和自我控制）并不相互排斥。我们不需要抛弃嗅觉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事实上，人类的嗅觉非常优秀。麦甘恩写道：“我们的嗅球（负责检测气味的部位）在绝对意义上相当大，且包含的神经元数量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我们能够检测和区分出大量的气味，对于某些气味来说，我们的灵敏度甚至超过啮齿动物和狗。我们也能够追踪气味踪迹，且我们的行为和情绪状态都受到嗅觉的影响。”
其中一个更有趣的证明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群本科生。2007年，神经科学家诺姆·索贝尔（Noam Sobel）让学生们蒙住眼睛，放在一片草地上，告诉他们像猎犬追踪野兔一样，嗅着巧克力的气味找到线索。索贝尔和他的同事们证明，人类（或者至少是饥饿的学生）能够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追踪气味，并且他们是通过比较进入左右鼻孔的气味来做到这一点的。
但识别熟悉的气味和从陌生人的体味中推断出新的信息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要准确直觉地从一个人的气味中推测出隐藏的事实，要么我们已经学会了气味X与特征Y相对应，要么人类具备某种内在的、基因编码的知识，知道气味X与特征Y相关。此外，要从别人的体味中推断出任何信息，还需要我们靠近并嗅闻，这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下被认为既尴尬又怪异。
或者，真的如此吗？
大多数人类的问候礼仪中，确实涉及到短暂的靠近，这样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闻到对方的气味。拥抱和亲脸颊显然提供了彼此嗅闻的机会，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如欧洲和中东，亲脸颊涉及多次来回贴面。（科西嘉岛的人在打招呼时甚至要连亲五次脸颊。）
像日本人和韩国人鞠躬一样的动作，也让两个人处于可嗅距离。而握手则是另一种方式，虽然不会直接将鼻子靠近对方，但会通过手接触到对方的汗液和气味分子，我们可以在稍后自行嗅闻，至少在COVID-19之前是这样的。
索贝尔还与他的研究生伊丹·弗鲁明（Idan Frumin）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观察人们在握手后的反应。他们的团队秘密拍摄了实验对象在与一个新认识的人握手后做了什么。他们的惊人发现是：握手后几秒钟内，实验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嗅自己的手，获取一些关于这个新人的气味信息。
“当我们给他们看这些录像时，很多受试者都非常震惊，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做。”弗鲁明告诉我，“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篡改了视频——但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技术能力。”
当与同性握手时（在这项研究和许多关于人类气味信号的研究中，科学家主要研究异性恋个体，且未涉及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个体），受试者闻自己握手的那只手的次数是之前的两倍。而在跨性别握手之后，受试者更频繁地嗅闻自己未握手的那只手。科学家推测，嗅闻带有同性交往者残留气味的手，可能是在获取关于潜在性竞争者的信息。在动物界，许多物种对性竞争者的气味与对潜在伴侣的气味同样感兴趣。“握手是一种将信息传递到手掌中，供你随时嗅闻的方式。”弗鲁明说，“在一些会议上，我有时会站在一旁，观察人们无意识地嗅自己的手。有时我自己也会这样做。人们告诉我，我毁了握手礼，尤其是和我握手时，他们会变得非常自觉。”
嗅闻的遗传基础
如今，我们期望生活伴侣能够满足我们的智力、情感和生理需求。但从演化角度看，为了物种的繁衍，人类所需要的只是一位基因足够兼容的伴侣，让后代有足够的生存机会，至少能活到自己繁殖的年龄，这样我们的DNA就能传给未来的世代。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1995年克劳斯·韦德金德（Claus Wedekind）发表的一项研究。当时他还是研究生，现在是洛桑大学的教授。韦德金德的研究表明，女性能够通过气味找到与自己基因兼容的伴侣，或者至少是免疫系统兼容的伴侣。实验中，女性受试者被要求根据从匿名男性穿了两天的T恤上散发出的气味，评判其吸引力。同时，研究人员从所有人那里采集了血样，分析他们的DNA，特别是与免疫系统相关的一组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
这些基因参与帮助免疫细胞识别病原体入侵。结果表明，女性更偏爱那些MHC基因与自己不同的男性气味，因为这样的基因组合能让他们的后代拥有更健康的免疫系统。
韦德金德开始这项研究时，研究人员已经知道一些动物也会根据类似的基因选择配偶。研究发现，老鼠通过嗅闻对方的尿液可以辨别对方的性别和交配状态。基于尿液气味，啮齿动物更倾向于与那些MHC基因不同的个体交配。
“如果你有可能与一位不认识的近亲交配，比如像老鼠那样，社会关系不密切，那么一个可以帮助你辨别对方亲缘关系的线索会帮助你避免近亲繁殖，从而避免一切不良后果。”韦德金德说。
“人类过去在小群体中生活了几代人，因此可供选择的配偶数量有限，有可能是亲戚。母亲是谁很清楚，但父亲未必清楚。所以，总有可能和近亲生育，而有一个线索帮助避免这种情况，在演化中会占据优势。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初发展这些偏好的原因。”韦德金德解释道，“但现在这种理由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现在人类的配偶选择范围非常广泛，大多数人也都清楚自己的家族谱系。随后的一些研究大致证实了韦德金德的最初发现，但试图探究细微差别，或证明MHC基因在现代人类配偶选择中的重大影响的研究，大多不尽如人意。
MHC研究仍然存在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如何嗅闻这些深藏在细胞核中的免疫系统基因？有人可能会提出假设，认为MHC基因编码的MHC蛋白会通过汗液从身体散发出来，被他人嗅闻到。如果这是事实（没人确认过这一点），那么会有一个大问题：这些MHC蛋白非常巨大，比自汗液中自发飘散的气味分子大得多，就像从撒哈拉湖中蒸发出一只河马一样，不太可能自然地从人体上飘散出来。
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MHC科学的最终结果：我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的性偏好可能受到潜在伴侣免疫系统的影响。但需要记住的是，科学家还没有搞清楚这一信息是如何具体传达的。韦德金德自己也对这一部分感到困惑。他坦言：“我们还没有找到具体的机制，这确实让我很困扰。”
然而，还有其他证据表明，我们的汗液携带的信息可能滋润了通往爱情和性的道路。一项被大众广泛引用的研究发生在脱衣舞俱乐部。新墨西哥的科学家想要研究女性在其月经周期的最具生育力阶段（称为发情期）是否对（异性）男性更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对其他雌性动物来说确实存在。
这项研究通过追踪脱衣舞女郎的表演小费和她们的生育状况，发现舞者在月经周期的发情期（即最具生育力的窗口期）获得的小费最多。虽然研究人员并没有测试舞者的体味，但他们推测某种气味信号在传递舞者的生育力。每位舞者的穿着、舞蹈动作以及赚取小费的动机在整个月份中都是相同的，然而，某些生物化学信息似乎通过舞者体内的黄体生成素（该激素刺激卵巢释放卵子）传达了出去，并且这一信息被男性客户（可能是无意识地）感知到。
“好了，大家，开始流汗吧！”在高尔基公园的一片草地上，阿兰娜·林奇（Alanna Lynch）拿着扩音器，扎着绿色发带，深棕色的卷发被束在脑后。她穿着棕色背心、黑色瑜伽裤，脚上是一双明亮的粉红色运动鞋。她原地跑动，调动人群的气氛。那些准备参加气味约会的人停止了闲逛，围成一个半圆站在草地上。她提醒大家确保擦掉所有的除臭剂、香水和止汗剂后，激励道：“让我们开始吧！”随后带领大家进行了一段“保证让你们出汗”的徒手体操。
结束了林奇的运动之后，我们被发放了小棉片。“记得擦胸部和腋下的汗液，”林奇通过扩音器说道。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的湿棉片放进一个单独编号的玻璃罐中。“别忘了自己的号码。”林奇继续说，“这样你才能知道是否有匹配。”我看到那个害羞的年轻人阿列克在把棉片放入罐子之前嗅了一下。“闻起来像你自己吗？”我问道。他点点头，带着一丝得意的微笑说：“当然。”
当大家交上装有汗液棉片的罐子后，组织者把这些罐子排放在桌子上。接着，参与者蜂拥而上，开始嗅闻这些样本，这些样本并未按性别或性取向分类。
我闻了一个罐子，气味刺鼻，金属味浓烈，还带有山羊味，像是一个青春期荷尔蒙旺盛的青少年刚刚运动过后的气味。我毫无兴趣再次嗅闻这个罐子。下一个罐子的气味几乎闻不到，或者可能是我的嗅觉受到了强烈气味的打击暂时罢工了。我离开人群，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几秒钟后再次回到这个罐子，发现它散发着淡淡的洋葱、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像是夏日午后躺在田野里，非常愉悦。我记下了这个罐子的编号：23号。
继续闻下去时，样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几乎闻不到气味的，另一类是可以闻到气味但并不让人觉得特别愉快的。也不是特别难闻，只是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很多罐子散发出强烈的洋葱和山羊味——这是人类腋下气味中最常见的两种气味。一些罐子闻起来像咖喱，还有一些像白菜汤。
我犹豫地记下了一些我感觉难以判断的样本编号，因为我需要向组织者提交我最喜欢的五个样本。然后，我闻到了15号罐子。它闻起来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性的化身。当我再次仔细嗅闻，试图分辨出气味成分时，我可以察觉到与其他样本相似的标准山羊味和洋葱味，但某种混合气味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闻到它。它没有让我产生强烈的性冲动，但却非常吸引我：让我立刻想到一种叫做“性”的愉快活动。
在我的笔记本里，我写下了“15号！！！！！”，整整一页只写了这个信息。我也把这个号码写在我交给组织者的选票上，放在我最喜欢的气味样本名单的首位。当我交上选票时，突然有一种青少年般的不安感掠过：我选中的人会不会也选中我？我能否找到匹配对象并获得通往VIP鸡尾酒会的入场手环，与我潜在的伴侣共度时光？
正是像我对15号罐子这种强烈的反应，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性费洛蒙的信念，即那些能激发性行为的气味化学物质。昆虫有费洛蒙，两栖动物也有，哺乳动物也有，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费洛蒙存在于人类之中吗？
人类费洛蒙常常暗示着空气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但科学家们几十年来苦苦追寻，始终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有诱惑性的间接证据，但至今没有人能够从成千上万种从人体散发出的分子中提取出一种确切的人类费洛蒙。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只是还没人找到像在其他动物（如猪或飞蛾）身上发现的化学物质。
举个例子，1959年在家蚕蛾中发现的第一种费洛蒙——Bombykol。这种费洛蒙是性即时满足的经典例子。当一只雌蛾想要吸引求偶者时，只需朝心仪的“罗密欧”释放Bombykol，雄蛾就会飞过来与她交配。
另一种典型的费洛蒙由公猪产生，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化学物质存在于它的唾液中。当这些毛茸茸的公猪走近一只发情的母猪时，只需向她重重地呼吸，她闻到这种费洛蒙后，就会立刻转过身来抬起尾巴，将臀部展示给公猪，以便它进行交配。
即使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中曾经也产生过这种费洛蒙，如今其效力显然被各种相互竞争的冲动削弱了。我们已经成为极其依赖视觉的生物：一个潜在的性伴侣的外貌在我们是否想与其发生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演化出了性决策中的自主能力。虽然有时这种能力受到挑战，但由于道德规范、社会压力以及对法律后果的恐惧，人类通常能够在性方面保持自我控制。
鉴于性费洛蒙通常是分子，能激发同一物种成员像“繁殖机器”那样自动做出交配行为，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性费洛蒙，与人类使用体味来相互了解并产生偏好的间接证据之间存在脱节。许多研究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在谈论他们的研究时，避免使用“人类费洛蒙”这个词。那些毕生致力于研究人类化学信号的研究人员更倾向于使用“化学信号”或“社会化学信号”这样的术语。因为人体通过空气向外散发并传递到我们鼻子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但它不会支配我们的行为。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家都同意在人类身上确实存在某种东西，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准确命名它。”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约翰·伦德斯特罗姆（Johan Lundström）说道。“好的一点是，当你提到‘费洛蒙’时，人们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他们都听说过费洛蒙这个词。但它在商业上被严重滥用了，大众也常把它与性交配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其他动物的费洛蒙很少与交配直接相关。它们可能在交配中起到辅助和提示作用，但并不会直接激发性欲。‘费洛蒙’这个词已经被性玷污了。” 伦德斯特罗姆解释道，了解真正的性费洛蒙的作用后，很难将人类中的类似现象称为同一个名词。
“我们有匹配了！”在气味约会活动上，另一位组织者正宣布匹配结果。我掏出了我的号码：22号。
随着匹配号码的公布，形形色色的人开始成对出现。
“22号……”那是我！我走上前，屏住呼吸。“你和23号匹配！”我看了看我的笔记。该死，不是15号——那让我联想到性本能的人。23号是那个有着淡淡青草味的样本，闻起来令人愉快、舒适。
我四处张望，发现了她：一头金色长发，榛绿色的眼睛，穿着紧身牛仔裤和一件时髦的驼色皮夹克。我与她匹配了。她无疑是个美人。谁在乎我并不倾向于女性？我感觉自己赢得了这场气味约会比赛。我高兴地笑了，走过去，尴尬地说：“我们好像匹配了？我是22号。”她对我露出一个大方友好的微笑，说道：“你好，我是安娜斯塔西娅（Anastasia）。”她告诉我，她在时尚行业工作，主要做手袋进口，此外还兼职写餐馆评论。
“等等，”我说，“你是美食评论家？一个有着挑剔鼻子和味觉的人居然选中了我的体味？”她大笑，我们开始聊起了在科学节上看到的其他东西。就在这时，我从眼角余光中看到一个穿着钮扣衬衫的高个男子走近。他的名牌上写着伊万，他对安娜斯塔西娅投以略带担忧的眼神。她温柔地笑了笑。“哦，你是我的另一个匹配对象吧？”
什么？我有竞争者了？安娜斯塔西娅与我们两人都匹配了，但我和伊万只匹配了她。“看来我得和你争了，”我笑着说，举起拳头。
“好吧，”他说，“但我们还是先去VIP休息室喝一杯，然后再说。”
VIP帐篷里人满为患。白色帆布墙随着重低音震动不止。几十个人靠在高高的白桌旁，另一些人则懒散地躺在帐篷四周的沙发上。
那个高高瘦瘦、金发飘逸、几乎没有约会经验的阿列克，正试图与一个穿着印有爱心图案T恤的邻家女孩搭讪。“我们都是学生！”阿列克兴奋地说道，仿佛这是天作之合。他笑得如此灿烂，以至于我担心他会失去平衡。女孩也热情地点头回应。这里才是真正的化学反应。我不想打扰他们的进展，微笑着举起我的杯子向他们致意，然后回到自己的小圈子。
我的竞争者伊万正讲述他在狗舍做志愿者的工作。“我认输。”我笑着说，向他鞠躬，“我没办法与这么高尚的爱好竞争。”
“别太早放弃。”安娜斯塔西娅调情般地回应道，“至少等我老公来接我再说。”
伊万的脸色瞬间暗了下来。我心想，哥们，我们都从来没真正有机会。
我喝完了我的鸡尾酒，祝伊万和安娜斯塔西娅在人生和爱情中好运，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出VIP帐篷，去找点吃的。谢尔盖和安雅，这对老情侣，出现在我面前，也正准备离开公园。“等等，你们不去VIP休息室吗？”我问他们。
“我们不能去。”谢尔盖无奈地说，“没有VIP手环，因为我们没匹配上。我认出了她的气味，选了她，但是……”他转身瞪了女朋友一眼，“她没选我！”
作者：SARAH EVERTS
编译：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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