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与经济学教授Patrick Bolton。受访者供图
尽管研究兴趣转向气候议题已经有14年之久，但Patrick Bolton仍觉得自己关注气候议题太晚，整个世界的行动也晚。
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Oliver Hart，Bolton是微观经济学家，著作《合同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他在2009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3年当选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15年当选美国金融学会主席，2016年当选美国金融学会会士。
2010年，Bolton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气候。彼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筹办一次长期投资和主权财富基金的会议中，他发现，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长期投资时，“无法逃避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投资、金融也成为他的研究兴趣，2018年出版了书籍《应对气候危机：减缓政策与全球协作》。他也感受到《巴黎协定》、气候变化正影响着所有经济部门。观察人类对于气候的适应，比如南欧人的午休是为了躲避最热的中午，等到晚上再工作。
尽管全球行动较晚，但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也发现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没有沉重的“棕色资产”，可以一开始就拥有“绿色资产”，而发达国家可以从绿色投资中获益——更低的碳排放和更少的损失。
Bolton现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与经济学教授。2024年7月，他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会议期间，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气候融资对发达国家有吸引力
南方周末：根据全球能源智库Ember的报告，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球发电量中的占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0%。你认为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拐点到了吗？
Bolton：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成本已经下降到可以与化石燃料竞争。在中东地区，用太阳能发电比用天然气发电更便宜。但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远远不够。为了实现《巴黎协定》1.5℃的温控目标，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要增加三倍。
只剩下6年时间，我认为可能完不成目标，一方面投资速度不够快。另一方面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思路是增加容量，但应该是取代化石燃料。比如中国可再生能源已经大大增加，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燃煤发电厂。
目前对2050年的预测是，大部分新增能源需求将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但化石燃料仍将燃烧，没有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南方周末：但也许煤电厂可作为备用，以应对突发事件。
Bolton：确实需要备用，而煤炭不是最好的备用能源，天然气更好，最好的是通过电池储存电力。
南方周末：目前储能非常昂贵。
Bolton：储能的价格在下降。目前绿氢、水力用于发电，但也可用作储能，存储太阳能和风能的多余电量，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技术之一。
南方周末：你刚刚提到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速度不够快，目前大部分风光发电集中在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如何推进其他国家的能源转型？
Bolton：我们刚刚为Bruegel（专注于经济和公共政策的学术期刊）写了一篇文章，不包括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简称EMDEs），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太高了。主要是设施的固定成本太高。
我们的文章提到，为了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2℃之间，必须加快EMDEs的去碳化进程，他们目前占全球碳排放的近70%，并且这一比例预计还会增长。如果发达国家（欧洲，七国集团）进行大规模气候融资，有助于EMDEs去碳化。
南方周末：发达国家没有得到任何能源，为什么要去投资呢？
Bolton：他们受益的是更低的碳排放，因为这是全球性的利益。全球范围内淘汰煤炭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超过成本。这些利益包括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如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损失、海平面上升）、减少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等。
发达国家通常更富裕，因此从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中获得的利益也更大。这些净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学习效应导致投资成本下降。
资助EMDEs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促进清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还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新的市场机会。
南方周末：有没有例子？
Bolton：南非、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已在实践的公平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JETP）就是案例，JETP于2021年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6）上成立。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没有完成。不只是投资可再生能源，也要关闭煤炭业务。
尽管这些项目的设计存在一些弱点，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这是为发展中国家构建气候融资的一种有效方式。根据我们的论文，这是一笔经济上有吸引力的交易。为EMDEs的煤炭退出提供融资的财政成本对于欧洲+G7七国集团来说是适中的，大约占其GDP的0.3%。
漂绿需要加强监管
南方周末：你一直重视金融市场在可持续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如何看待ESG基金很火，而美国又开始反对ESG的现状？
Bolton：ESG基金从2005年的接近于零，到2021年的COP26，占所有管理资产的30%，为什么上涨了这么多？
主要原因是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也有原因是ESG基金营销。业界常说，“如果你投资ESG基金，你会获得更好的财务回报”，“你会通过做好事而做得更好”。这些话一开始会起到作用，但很难起到规模效应。在ESG运动的后期，适得其反。
在美国，一些ESG基金投资流出，但这只是一个小的逆转，不是大的下降。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在美国是不是长期趋势？会不会逆转？也没有人能下定论。
但基本面是，在欧洲和亚洲，ESG很受欢迎，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者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议题。他们将继续投资更多的绿色资产和更少的棕色资产。这种趋势不会消失。
南方周末：除了上面提到的投资者，你认为还有哪些动力驱使企业采取低碳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危机？
Bolton：首先，很多公司确实关心气候变化。以户外用品公司Patagonia为例，他们完全投入绿色行动，没有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
加入绿色倡议是私营部门的自愿努力，但得到了公众、监管的支持，越来越严格的碳减排法规将被强加给公司。
公共政策在改变，有一些有远见的公司明白，如果在法规出台之前提前减碳，成本会更低，他们期待着监管的到来。
我们可以看到监管的强化过程，在场外等待的公司最终将被带进来。最极端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诺，到2035年，禁止销售使用新燃油车。
南方周末：你认为绿色应该成为产品的卖点吗？消费者越来越接受绿色产品，但又担心漂绿，你觉得企业应该怎么做？
Bolton：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想要绿色。但他们并不总是获得所有或正确的信息，因为很多企业并不是真正认真对待绿色，而是通过营销来漂绿。
如果不是因为有如此多的漂绿，消费者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改变消费习惯。漂绿是个大问题，我们需要监管。
我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类比，吃药是为了健康。但我们不希望一个制药公司随意宣传：我们这个伟大的产品，将解决您所有的健康问题。
药品监管非常严格。除非药品被证明有效，否则他们不能出售药品，必须有严格的认证程序。药品的出售通常也需要检查身体、由医生批准、签名，证明药物是合适的，不能随意向公众提供。
为什么我们有这些规定？老实说，总是有坏公司试图利用消费者有限的知识，从他们背后赚钱。所以我们需要监管，需要防漂绿法规——为什么这种产品比那种产品更绿？
防漂绿监管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欧洲越来越多。这种监管可能是一个标签系统，产品标上ABCD或是从红到绿的不同颜色。
南方周末：反漂绿监管需要在全世界推广，而不仅仅是在欧洲。
Bolton：不得不这样，而最不愿意接受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对待这些监管，商业游说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比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环境保护局（EPA）的权力正在被最高法院削弱，美国的最高法院现在非常保守。2024年6月28日，最高法院推翻了有40年历史的“雪佛龙尊重原则”（Chevron Deference）。
（注：1984年，在能源公司“雪佛龙”诉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美国环保局EPA对《清洁空气法》中的术语进行解释，被称为“雪佛龙尊重原则”。意味着当国会通过的法律不明确或解读出现分歧时，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构（如环保局）对法律的合理解释。支持该原则者认为，行政机构专业技术强，在解释不明确法律时，能应对复杂问题。反对者认为，该裁决过度扩大了行政机构的权力，削弱了国会和司法机关的作用。2024年6月，推翻这一裁决被视为保守派法律运动的胜利。）
气候议题与政治分得开
南方周末：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正遇到障碍，甚至被一些人称为“产能过剩扰乱市场”，你如何看待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CBAM）”、美国对华设置的电动车关税？
Bolton：全球电动汽车的销售比例是多少？很小。2035年要禁售新燃油车，谁在谈论电动汽车产能过剩？太可笑了。产能过剩只是一种错误的定性方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从现在到100%电动汽车，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不存在容量过剩。
美国对中国的电动车施加关税，这只是为了迎合选民而采取的无耻政治行动。拜登政府正在利用贸易来掩盖失败的国内政策，但这是错误的政策，大家都知道。
2024年4月25日，江苏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码头，滚装轮正在装载新能源汽车出口。
南方周末：所以你不支持关税，那CBAM呢？
Bolton：如果CBAM做得正确，它是一种积极的措施，激励了碳减排。
我更倾向于将CBAM与气候融资相结合，如果CBAM让贫穷国家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把这些钱还给他们，将CBAM获得的收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业务中去。
南方周末：这也是一些欧洲学者的想法。你在《应对气候危机》这本书中强调了全球碳定价和对排放者征税，但关税会使发展中国家因为产品高碳增加出口成本，这是否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Bolton：贫穷国家寻求发展，是遵循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棕色道路，最终仍然脱碳；还是从一开始就发展绿色？
显然，一开始就走绿色道路，贫穷国家比富裕国家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没有很多棕色遗产资产。整个世界要实现净零排放，拥有大量棕色资产的国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棕色之路看似容易，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色发展道路就避免了CBAM这些问题，以后就不用再努力去脱碳了。
南方周末：全球经济疲软，你认为发展绿色经济是重点和核心竞争力吗？
Bolton：全球经济疲软，尤其疲软。人们想存更多的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
如何通过投资再次拉动需求？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是为了脱碳，为了绿色经济，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路。这将创造大量的内部需求，支持经济活动并逆转，创造就业机会，对经济有好处，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如此。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经济过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美国经济正在复苏，美国政府正在刺激需求，因为赤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它的支出与税收的增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美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它有400万移民，一年内，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都被移民填补了。美国进行能源转型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从一个部门拿走资源，放在另一个部门。
南方周末：这好像意味着美国不应该进行绿色投资？
Bolton：美国商界就是这么说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过得很好。我们经济快速增长，能源成本全球最低，有很多创新比如硅谷，所以我们只想继续走这条路，继续赚钱。
南方周末：2024年是大选年，新的政治格局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什么影响？如何将气候问题同其他问题分隔开来，尤其是不受到政治影响？
Bolton：美国是一个例外，其政治格局比其他国家更加复杂。但2024年的选举不只在美国，英国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工党有比保守党强大得多的气候议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是一位气候科学家，拥有能源工程博士学位。她是IPCC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因为她写了报告中的一章。
更何况，我相信气候议题能与政治分开。因为商界参与了，金融部门参与了。即使在美国，联邦层面所缺乏的东西也会被州和市层面的行动部分抵消。比如加州提出的2045年净零承诺，要求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披露碳排放量。
（感谢牛津大学欧阳书淼博士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Bolton, P., A.M. Kleinnijenhuis and J. Zettelmeyer (2024) ‘The economic case for climatefinance at scale’, Policy Brief 09/2024, Brue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