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急了，为了人口开始大把花钱

为挽救生育率，东亚各国竞相提高生育奖励，用“发钱”促生育。今年2月，韩国富荣集团宣布向2021年后生娃的员工每胎发1亿韩元（人民币约54.1万）的生育奖金。

今年9月1日起，四川攀枝花市入托0-3岁婴幼儿，可按200元/人/月标准领托育补贴券。早在2021年，攀枝花成为中国内地首个发放育儿补贴的城市。

生娃就能赚钱，看来似乎很诱人。究竟哪里在发生育补贴，哪给的多？生育补贴从何而来，如何运行，为何最近在东亚兴起？终极问题是——发钱就能促进生娃吗？

今天的文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东亚，生育长期被视为家庭责任，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之事，举全家之力抚养下一代，对子女望子成龙。而在欧洲，生育被视为社会责任，不单是家庭责任。

东亚出现的生育补贴比欧洲晚一个世纪，当然，近年在政策上也有进步。

首先，东亚各地已先后推出生育补贴政策。生育率极低的日本是最早实施生育津贴和最早有社会抚养责任意识的东亚国家。

其次，东亚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涵盖从出生到成年的不同阶段。

再次，东亚各地提供的补贴金额概括如下：

日本自1972年实施生育津贴，至今已50余年，经历了逐步发展提高的过程。

新加坡是东亚较早且系统性提供育儿补贴的国家，2001年实施婴儿奖金制（Baby Bonus），包括直接发钱和儿童发展账户两部分。生育前两胎可获1.1万新币奖金，3胎及以上1.3万。

婴儿出生后自动获得儿童发展账户，由政府和家长共同拥有，婴儿出生时由政府缴纳5,000新币，以后家长每存入一笔钱，政府按1：1比例缴纳相同数额，总金额13,000-35,000之间，可在孩子12岁前专项使用。

韩国2018年开始实施生育补贴。2024年7月，成立“人口战略企划部”专门管理，包括生育奖励金、按月发放的抚养金，和与新加坡类似的共同缴纳“托育消费卡”。

中国台湾省2018年起实施育儿津贴，0-6岁一胎5,000新台币/月，二胎6,000/月，三胎7,000/月。

中国香港2023年起，对2023年10月-2024年10月生于香港的婴儿奖励20,000港币。

将各地一次性或月津贴相加，结合周期、货币汇率等因素分析后，可发现，对一胎家庭而言，韩国和新加坡补贴最高（约人民币13万以上）。

虽然日本走在亚洲前列，但与同属发达国家的欧洲相比还是晚了20多年，甚至在上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福利研究中，日本被排除在外。

生育补贴究竟是好是坏，多少才够？这涉及到基本问题：什么是生育补贴，它是如何产生的？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理解背后动机，和与其关联的社会议题。

生育补贴也叫家庭补贴（Family Allowance）、儿童津贴（Child Benefit）、孩子红利（Baby Bonus），在德国、北欧地区也称父母津贴（Elterngeld），可溯至150多年前的法国，经历萌芽期、功利期、实用期和权利期四个阶段。

一战后，生育补贴曾被功利性地用来提高生育率。方式简单粗暴，政府希望通过发钱让国民生育，满足资本主义劳动力和战争需求；

二战后，生育补贴被用来维持经济发展。英国工党政府1946年通过《家庭补贴法案》提高购买力和扩大消费，减少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

1948年，瑞典从社会公平权利角度，首次提出生育不应是家庭责任，而是全社会责任，通过育儿补贴法案形成北欧抚养模式。

与发源地欧洲相比，育儿补贴在东亚非常晚近，根本动因是近年东亚生育率暴跌，让以多子多福为传统并吃人口红利的东亚产生了危机感。各国虽实施开放生育和补贴，但国民并不买账，效果不明显。

从动机理念看，东亚仍是功利期和实用期阶段，目的是补充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以生产为导向，有工具化色彩。若理念不能提高到惠及民生、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平上，就难以收获民心。从实施方式看，东亚育儿补贴也较单一片面。

那么生育补贴的实施办法是什么，仅仅是发钱吗？补贴方式其实有许多种，与各国经济和制度挂钩。

按分发方式有纳税型和现金型，按条件有收入挂钩型和收入不挂钩型。

以发放方式和条件为象限，那么美国和卢森堡可谓象限极端。美国是自由主义，拒绝通过直接发钱来救济，也非人人有补贴；卢森堡是补贴最高的社会民主式，高补贴、高覆盖率。

欧洲是育儿津贴最高地区。

金额最高国家卢森堡，未来基金计划（Caisse pour l'avenir des enfants）面向所有家庭，0-18岁孩子补贴300-356欧元/月不等。北欧国家也是高补贴国家，芬兰1920年代就开始有育儿补贴，2024年覆盖17岁以下孩子，一胎至五胎津贴为95-193欧元/月。德国育儿津贴（Kindergeld）是250欧元/月。

欧洲的育儿补贴不仅数额高，而且全面、系统、人性化，提供了多样的补贴方式。

荷兰虽是欧洲高福利国家，但育儿补助最低，2021年标准是0-5岁孩子75-106欧元/月，对低收入家庭倾斜，补助100-262欧元/月，还可获过半的税收减免。

英国育儿津贴发放单位不是社保部门，而是国王陛下税务海关总署（His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金额水平与欧洲相当，2023年约74-112欧元/月之间。

加拿大则是直接发钱，针对18岁以下孩子，2020年数额为466-553加币/月，家庭净收入超3.11万加币的家庭补贴比例相应减少。

法国从二胎开始才有生育津贴，金额与家庭收入挂钩，3胎及以上家庭可获住房补贴和193欧元/月-289欧元/月育儿补贴。

欧洲高现金补贴不是天上掉馅饼，是以高纳税为代价的，高补贴是税金返还，即“羊毛出在羊身上”。

美国尽管没有产假、补贴、医保等福利，但以税收优惠作为补贴形式，纳税低则可支配收入高，加上发达的商业保险，家庭育儿金不必然比欧洲低。

2002年，约克大学研究发现，对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育儿金而言，在高补贴的欧洲，反而不如在没补贴的美国澳洲等地高。美国、澳洲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低税率和返税优惠，让可支配育儿金超过卢森堡（如上图）。

即使高补贴国家，也可能因高昂成本而使总花销变大。例如荷兰的补贴水平不低于北欧模范生挪威，但算上荷兰庞大的教育和医疗成本，育儿补贴所剩无几；

北欧补贴额并不比英国、爱尔兰水平高，但这些国家的优势是没教育医疗成本，而日本和美国，则分别被教育和医疗成本拖累，把生育补助消耗得所剩无几（如上图）。

研究了各国生育补贴情况，我们再看看，生育补贴究竟对生育率有多大影响。

从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生育率看，美国、澳洲等靠税收不靠补贴的国家，生育率反而高于有补贴的德国、英国、加拿大。原因有低税率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得益于美国、澳洲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移民等。

生育率最高也是唯一超越人口替代率2.0的发达国家以色列，生育率3.0，这与其育儿津贴有关，也与发达科技、女性权利和宗教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参见往期文章：以色列，太能生了）

整体而言，生育津贴对提高生育率有积极作用。高补贴的德国等国，生育率高于东亚低补贴或无补贴国家。生育补贴不是金额高就必然有效果，还需回归人本主义，人性化对待，特别是全方位、多系统支持和性别权利保护，都对实施效果至关重要。

生养孩子不是分娩一刻的事，是一生的事，东亚大部分还处于应对出生和幼儿时期，而欧洲延长到25岁，以色列则从备孕就开始了。

在权利保护上，东亚对夫妻、男女权利缺乏平等保护，降低了生育意愿。

德国的女性就业保护做法值得借鉴。德国规定女性分娩前3个月，雇主应对其排除工作危险，若给怀孕女性调岗，雇主有责任证明其做法符合法律；女性分娩前6周应停止上班；女性返工后，雇主有义务为其哺乳提供便利设施和保证哺乳时间，否则应支付哺乳薪资（Mutterschutzlohn）。

难得的是，德国就业保护不仅保护女员工，也保护雇主。德国政府不仅给女员工提供产假津贴（Mutterschaftsgeld），也向雇主支付员工分娩津贴（Arbeitgeberzuschuss），提高雇主雇佣女员工的意愿，这点值得东亚借鉴，以改善资金不足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女性雇佣现状。

育儿假（Parental Leave）也有助提高生育意愿。育儿假由夫妻共同分享，有助男性参与和权利平衡，据联合国调查，全球国家96%有母亲产假（Maternity Leave），仅44%有父亲假（Paternity Leave），欧洲以外有育儿假的国家仅加拿大、南非、古巴、日本等不到10个。

对东亚国家生育率也不应过于悲观，低生育率的日本近年已有回升，是东亚生育率最高的国家，社会式抚养在日本取得进展，除了生育津贴，日本的爸爸假、育儿假，和消除社会恶性竞争、反内卷，都有助生育。

只有社会承担养育责任，才能减轻自我牺牲的上一代的负担和他们对下一代的过高期望，从而将父母和孩子都解放出来，享受家庭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