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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公平贸易”运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农产品不断输入发达国家，而在商品价格中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被贸易链中的大资本所攫取，农民和劳工的收入则只占售价的极小部分。
为了解决价值分配中的权力不平等，让农民和劳工获得更合理的收益，公平贸易认证应运而生。普通消费者只要在包装上看到蓝绿背景小人标志，就可以知道在该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农民和劳工将获得话语权，分享更多收益。而标签背后则是由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airtrade International，FLO）制定标准，并帮助协助小生产者获得该标志。目前，公平贸易认证每年产生的公平溢价已达1.9亿欧元。
食通社曾发布过覃泳江的文章《发展与公平难两全？浅谈公平贸易认证》，浅析公平贸易的历史，文中指出但“真正从中获利的往往是熟稔公平贸易与政府规则的上层管理者，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小农的生计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公平贸易认证在中国真正执行情况如何？内部问题何在？本文采访了曾在国际公平贸易组织工作多年的Joya，由打春风采访和文稿整理。
- 受访者 -
Joya｜法国环境经济学硕士，曾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法班经济学讲师，及国际公平贸易组织驻华负责人。现居法国布列塔尼。获欧洲草药认证师及素食烹饪师资格。结合中医养生知识和欧洲当地有机草本，从事厨子工作，注重食疗养生及素食创意菜。自己种植香草和草药，也做野生采摘，擅长植物疗愈。
- 采访者 -
打春风｜游手好闲，广结地缘，安居乐业，找地中···
Q = 打春风 A = Joya
Q：出于怎样的缘由，你开始在国际公平贸易组织工作？
A：我曾在法国的农业工程师学校念研究生，其中一位老师是法国公平贸易组织的主席，因此接触到了公平贸易的理念。毕业之后，尽管我也想加入公平贸易组织，但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直到回国工作一年半之后，国际公平贸易组织在中国招聘，我才加入。
Q：当时的工作内容具体是什么？
A：我刚开始工作时（2013年），中国有13家已经得到公平贸易认证的农业合作社，还有一些处在认证流程中。此前一直是由欧洲同事飞来中国，协助这些合作社获得认证。当认证需求越来越大，组织就需要常驻在中国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入职的原因。
我的工作首先是帮助农民获得认证。但前来寻求认证的通常不是农民，而是进出口贸易公司。通常是公司希望得到公平贸易认证，因此希望他们合作的农户进入到这个链条里来。
我的工作是去村里先了解情况，向村民介绍公平贸易是什么，获得认证需要做什么，之后再帮他们准备文书。
对于正在获得认证或者已经取得认证的农户和农民合作社，我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通过考核。公平贸易的考核标准非常细致，有数百项细目。考核从申请后就开始，农户或合作社有二到三年的时间一步步达标，获得认证后还需要继续考核。我的工作是协助他们在一个个检查点达标。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农户之间或者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的组织沟通工作。
当时我还组织建立了中国的公平贸易茶叶互助团体，给做茶叶的农户和合作社定期举办培训。如果合作社自己觉得需要技术上的培训，我就会邀请相关专家来给大家做工作坊。
我的另一部分主要工作是国际市场对接。当海外客户想要购买来自中国的公平贸易产品，我就会带进出口贸易商去拜访农户。我也会和农户一起参加国内外的农业展销会，开拓市场。
●河北蜂农参加公平贸易认证培训。
●湖南茶农参加公平贸易认证培训。
Q：你刚才提到公平贸易认证有一套标准体系，这套认证标准的制定能跟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结合吗？
A：标准有三个大方面：
一是按种植面积和经济收入，定义何为小农；
二是对具体生产方式的要求，要重视环境保护，尽量少使用化肥农药；
三是对当地合作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上的要求。
因为全世界各个地区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想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难的。进入公平贸易系统的中国农户和合作社数量并不多，加入时间相较亚太地区其它国家也晚，所以我在中国的工作被关注程度其实不是很高。
而且中国农民的形象在国际上和公平贸易关注的对象并不吻合，不像南美、非洲或印度那样贫困、需要帮助。我也经常向国外的同事反馈，中国的农户并不是那样的。
从具体执行的角度，公平贸易的标准也有很多地方是不太符合中国国情的。比如工作手册有一章 “公平和民主”，这是公平贸易强调的重要原则。标准要求做决定时要大家一起开会表决，很多农民都不习惯于这种方式。
出于民主的原则，当时我们希望销售商或进出口贸易公司对农户的介入越少越好。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来寻求公平贸易认证的几乎都是由贸易公司带领的合作社，贸易商不仅深度介入认证的过程，甚至出现在合作社的成员名单里，这在其他的国家都是很少出现的。公司不仅在合作社的决策上有垄断地位，而且农民合作社常常只能把认证的农产品卖给这一家公司。
妇女和儿童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按照工作规范，我们去接触农户的时候，不能随便拍摄儿童，需要事先征得同意。但在中国，农忙时小孩帮助家里人干农活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所以如果外来的审计人员来核查，我们就会建议农户，最好不要让小孩在场。因为有些审计人员不了解本地文化，他们会以欧洲人的思维，认定这是剥削儿童。
我们也能理解这些条款的用意，例如有些地方的香蕉种植园确实存在严重的童工剥削问题，那么关于儿童保护的标准就很难放宽。而且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太大，不太可能针对每个地方来制定特殊的条款。我们在中国的同事也会向国际上反馈国内的情况，但我自己没有看到具体的调整。
●山东花生农户在田间劳作。
●河南，获公平贸易认证的蜜蜂养殖基地
- 背景介绍 -
公平贸易的认证标准由在德国的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的总部制定，是对国家或地区公平贸易机构的认证。在2002年，负责认证标准制定的国际公平贸易组织（FLO）和负责认证执行的机构（FLO-CERT）各自独立运营，以确保认证的客观公允。
北方大部分以发达国家作为国家性公平贸易机构，通常管理进出口贸易公司，主要以销售公平贸易产品为主；
南方则是按区域划分规定，比如东南亚、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的机构被称作亚太地区生产者网络（Network of Asia & Pacific Producers，NAPP），一般以生产经过公平贸易组织认证的农产品为主。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地区是太平洋地区，他们既是生产国，又是消费国。
认证需先缴纳一笔固定的认证费用。所有经过认证的销售方成为组织的会员后，还要每年收取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当做年费，费用用于支持国家性公平贸易机构的运行，具体数目是根据他们的销售量来确定的。
Q：相较于中国的情况，公平贸易在其它国家执行得怎么样？
A：我当时所在的团队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工作，能够看到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对公平贸易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历史原因，比如很多印度人可以讲英语，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比较西方化，所以像“民主合作”等要求比较容易被接受。
另外，即使面对同样的标准，这些地区的农户可以更直接地做出反馈。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农户和印度农户的性格常常就很不一样，在印度，农户会很直接地说出他们的看法，但中国的农户比较内敛，善于观察，不会一上来就发表评论，在“民主合作”的形式上也比较弱势。
有时需要农户接受媒体的采访，讲出自己的故事。上述国家的农户对制定合作标准是有话语权和自主意识的，并且接受了一定的教育，而且会用英语表达，也有表达的自信。
●参与公平贸易的印尼咖啡农和TA们的咖啡林。
Q：后来你为什么放弃这份工作？这段经历有带给你什么反思吗？
A：我一直认为公平贸易的理念可以帮助农民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与其给予农民物质，不如帮助他们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建议农民在获利后不要只关注当下的利益分配，还要投入到生产条件的更新和地方长期的公共建设（如当地的基建、学校、医疗）上，更可持续地发展。
但工作之后，我开始慢慢发现公平贸易的体系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首先，认证标准是西方人制定的，不是特别符合每个地区的需求。其次，它的基础也是以市场驱动的，即所谓的大鱼吃小鱼的逻辑。没有做到实质公平，只是在一定层面上满足形式公平。
公平贸易最初的观念的设计是带动资源流动，确保农民能在合理价格的保障下进入市场，还要组织他们参加大型产销会，跨国同类生产者间的交流互助和生产技术培训等等。
●斯里兰卡生物动力学专家来华对国内茶农代表开展培训。
可是我自己感觉，它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虽然我们的同事也好，管理层也好，都抱着公平正义的心作为出发点，但是资本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都被卷入市场的洪流，身不由己。这是资本贸易导致的不平等，只要是贸易，不管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都在加剧这种不平等。
组织里的看似民主的决策过程，有些已经被资本所操控。比如，在中国，一些合作社的成员名单中包括当地官员和贸易商，他们能够在“人情社会”中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在南美的公平贸易组织，由本地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常常无法和农场主联合的农业协会获得平等的权力，而这些农场背后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农业企业和投资人。
在我离开前后，组织内部有很多的调整，很多人陆续离开了，包括我以前的导师，法国公平贸易组织的前主席。公平贸易的初衷是希望生产者获得更多权力，但很矛盾的一点是，生产者组织开始在机构内部争权夺利。在国际公平贸易大会上，各国代表为了在机构内部占据更大的话语权而争夺，并没有想象中的共情与团结。这让我有一点心灰意冷。
许多在机构里从事市场工作的人员，比我的工资高很多。他们以前在雀巢、家乐福等大型国际公司里做市场营销，习惯了资本运行的方式，即使转到一家提倡人道主义的机构，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我和他们一起工作时，在思路上会有分歧。
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跟农民接触时，我也感受到很多不公平之处：农户辛苦工作，没有周末休息，也没有一周工作35个小时的说法，但赚到的工钱是最少的。而机构的工作人员穿西装打领带，坐国际航班飞往全世界各地，住着还不错的酒店，到处演讲告诉别人：某某国家的农民非常贫穷，需要我们的帮助。
因为我接受了所谓的教育，接触到各种社会资源，赚到的薪水和他们就有这样大的差距，这其实并不理所应当。特别是真正接触到农户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很强烈。他们会热情地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即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这样的差别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虚伪，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下去。
●湖南茶叶合作社使用公平贸易基金购买的卡车。
Q：在公平贸易之外，你觉得有没有更好的产销方式？
A：在公平贸易发展的前期，即60年代至2000年前后，有一些农民因此受益。但全球化兴起之后，公平贸易又在模拟资本的方式，只是剥削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赤裸。而且无论模式本身出发点如何好，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套用同一个标准其实也会造成不公平。
现在我个人更倾向于地区性的产销，区域越小越好，避免跨国跨州的贸易。如果距离太远，即使消费者是出于好心去购买，但是仍然不可能知道另外一端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平贸易的初衷也是为了减少中间商，但如果贸易链更短，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更近，隔阂会更少。
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想象产销模式的可能性。现在国内的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在增强，慢慢有出现一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有意识的“理念型消费者”。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年轻人回归乡村和农业。这就像近年来我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周围以前从事医生护士的人、从事法律的人选择改行当农民，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
尽管刚开始产品的销售肯定会比较困难，但我认为这种有理念的小众产品，未来市场的接受度肯定会越来越大，至少很多年轻人都愿意直接购买附近小农的产品。一些学校食堂愿意给学生提供有机餐食，或者全部从附近的农场采购食材。
其实消费和生产不是二元关系，与其强调像“公平贸易”这样的特定模式，不如回归人与人间的信任，和基于可持续生活的道义交往。
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如果现在的消费方式荒诞到一定程度，一部分人就会想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像疫情期间突然切断了现代生活中的联系，让人们理解，发达的网络平台所带来的生活有一天也可能失效。到那时候，人们是不是会选择回归更加简单的生活，支持另类的消费模式？
- 这是食通社第 649 篇原创 -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采写：打春风
编辑：王昊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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