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为湘军新立了一支大军，即左宗棠的新楚军。刚从“樊燮案”中脱身的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建立了一支六千人的新军。
“樊燮案”向来被视为左宗棠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是他从巡抚幕僚变成统兵大帅的一次转折，原本有杀头危险的他在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郭嵩焘等友人的奔走斡旋之下，不但逃脱重罪，反而得到朝廷任命，以四品官衔外出带兵，开启了他传奇的后半生。
因为这个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涉案政治势力犬牙交错，官场派系博弈惊心动魄，案件的结果又出人意料，它就成了各种左宗棠传记里需要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章节，也成为官场学、成功学著作中津津乐道的桥段。
综合目前可见的左宗棠传记，对“樊燮案”的传统叙事如下：
背景：左宗棠入骆秉章幕府，骆秉章对左宗棠言听计从，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这位师爷，自己只管签字盖章，左师爷成了湖南实际的掌权者。为了整顿吏治，左师爷大量参革昏庸糊涂的官僚，激起了很多湖南官员的不满，他们纷纷串联，酝酿倒左。
导火索：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到长沙拜访巡抚骆秉章，骆请左宗棠代为接见，交谈间左、樊言语不睦。左宗棠本是狂生，虽然只是个师爷，但自恃有举人功名，轻视武将，就跳起来打了樊燮一个耳光（有的版本是踢了一脚），喝骂“王八蛋！滚出去！”
经过：樊燮进京述职的路上，在武昌面见官文，得到了官文赏识，官文因此保举他署理湖南最高军事长官湖南提督。为了防止仇人升职，左宗棠以骆秉章的名义连续两次参劾樊燮，告他贪污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几大罪过，樊燮因此被革职拿问。在官文的支持下，樊燮反诉骆秉章、左宗棠诬陷之罪，并揭发左宗棠是“劣幕”，以区区一师爷的身份破坏朝廷规矩，掌控湖南政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咸丰因而下旨让官文和到湖北主持乡试的钱宝青联合查办，如果情节属实，可将左宗棠就地正法。
为了拯救左宗棠性命，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四处奔走，动用各种关系救援。因为钱宝青是曾国藩门生，官文又被胡林翼阻拦，案件并未升级。郭嵩焘又求咸丰帝的宠臣肃顺搭救，肃顺授意郭嵩焘找人上奏力保左宗棠，他即可趁机向皇帝进言。湘军领袖们请出名士潘祖荫上折保左宗棠，潘祖荫因此给皇帝写了一句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因为潘祖荫力保和肃顺从旁斡旋，左宗棠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得赏四品官衔，从师爷变成了带兵的高官，从此平步青云。
上述案情，虽然被大部分左宗棠传记写入，但究其史料来源，是徐宗亮、薛福成、柴小梵、刘禹生等非当事人的私家记述。虽然也采纳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一些书信为旁证，却并未引用此案最关键的史料——清朝档案中樊燮的诉状。近年来，左宗棠研究专家刘江华先生查阅了清朝关于此案的官方档案，才把此案的真相还原。在刘江华先生论文的基础上，再佐以其他史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
一、樊燮与左宗棠并无深仇，他和官文控告的对象是骆秉章，与此案有关的官员还有黄文琛、贺炳翊等人，左宗棠在此案中牵连不多；二、左宗棠只是作为替黄文琛通风报信的中介被捎带其中，罪责很轻，根本不会被“就地正法”；三、潘祖荫保左宗棠是为他请官，而非救命，且事在“樊燮案”之后。下边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
“樊燮案”的起因，是骆秉章在樊燮即将升任提督时参劾他为非作歹之事。骆秉章参樊燮有几条大罪：樊燮上京述职路上让三十多名士兵充当他的私人仆役，在他路上为他抬轿子，这既违反了朝廷体制，更涉嫌公器私用，“违例乘坐肩舆，并多役弁兵”；让士兵在长沙充作仆役，照顾他的家人；将公款用于盖自家房子、私人宴请、打赏戏班子，前后挪用公款数千两；省内多次镇压叛乱，永州镇总是推诿不肯出兵，或者出兵很少，有玩忽职守之嫌。①
骆的参劾不但让樊丢掉了即将到手的提督一职，还使樊被革职查办，樊势必会发动对骆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骆秉章上这道弹章在官文上折保举樊燮之后，因此这不仅是参劾樊燮，更是指责官文有失察之责。不但参劾樊燮，骆秉章还上折参劾了官文保举的另一位官员栗襄。官文被骆秉章扫了面子，当然要支持樊燮反诉。
根据刘江华先生引用的档案，樊燮反诉的内容有两项：骆秉章说他挪用公款的事情是诬陷，骆秉章没有调查人证，只看了账簿就匆匆给他定罪，湖南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巡抚，逼迫他修改供词；揭发永州知府黄文琛为一些并无战功的官员虚报请赏，尤其为中营守备贺炳翊滥施保举。就这份诉状而言，被告是骆秉章、黄文琛、贺炳翊，并不是左宗棠，诉状也并未提及左宗棠打他耳光或者踢了他。
樊燮在诉状中说，官文保举他为提督，骆秉章一开始是同意的，之所以突然翻脸，是因为黄文琛联合贺炳翊在骆秉章面前诬告他。樊燮推测，因为他即将进京述职，贺炳翊担心他把自家保举官员不公的事拿到北京告状，就请左宗棠好友侯光裕通知左宗棠，再由左宗棠通知黄文琛、骆秉章。黄文琛得到消息后先下手为强，在骆秉章那里诬告他。黄文琛滥施保举，巡抚亦当负领导责任，骆秉章不得已只好帮黄文琛弹劾自己。②
这是诉状中唯一一处提到左宗棠，并未控告左宗棠打他耳光，也未控告左宗棠结党营私把持湖南大权——结党营私的是黄文琛。如果说非要说左宗棠有什么罪，那就是为黄文琛通风报信的“通知”之罪。
官文关于此案的第一封奏折，复述了上述内容，只是文字更加清楚，他说贺炳翊怕虚报战功的事情暴露，就串通黄文琛联合巡抚的一些幕僚抢在樊燮进京前将他陷害，各级官员为了迎合巡抚，强迫他认罪。这里提到了巡抚衙门有幕僚参与此案，但只提到是“抚署幕友”，连左宗棠的名字都没提。③
上述档案证明了，樊燮主要是控告黄文琛等人虚报战功，为了掩盖罪名诬告于他，此案如果是他胜诉，黄文琛恐怕会遭到“反坐”。而骆秉章的罪名是先被属下蒙蔽，后又诬告“忠良”以掩饰罪责，负有领导责任。至于左宗棠，他最多是通风报信的从犯，罪责较轻，根本够不上“就地正法”。刘江华先生还查阅了咸丰为此案下发的所有谕旨，也没有“就地正法”字样。因此，此案矛头直指骆秉章、黄文琛，贺炳翊，左宗棠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并不是此案主角。
为查清此案，咸丰皇帝从中央派来了钦差钱宝青与官文会同查案。曾国藩、胡林翼积极奔走营救左宗棠，并非因为左宗棠犯下大罪有杀身之祸，而是曾、胡一直想把左培养为出镇一方的疆吏，不想他的履历上有污点。要让左从此案脱身，关键就在官文和钱宝青上报朝廷的卷宗里，不能出现他的名字。但即使打通关节，也只有不关键的被告才能把名字从卷宗里摘除。
因为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而官文又一直与胡林翼有较好的合作，曾国藩疏通钱宝青，胡林翼做官文的工作，就有可能把左宗棠从案件中摘出去（有的清代野史说胡林翼谋杀钱宝青，伪装成“天诛”，这与事实不符，钱宝青并未在此案审查时去世）。
曾国藩和钱宝青有何交涉暂无史料依据，但胡林翼给官文求情的书信保留了下来，他对官文说：左宗棠性格刚烈好强，历年与湖北交往时对您有一些失礼之处，但您有山海包容的大气，连曾国藩也佩服您有宰相气度，品德冠绝百官，所以请务必对左宗棠网开一面。此前书信里您说要公事公办，我感到很害怕。左宗棠是我的亲戚，自幼相处，他脾气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此案果然牵连到他，敬请中堂大人格外开恩，不要在卷宗里提及他的名字。我也知道这很不合道理，只能烧香拜佛，请老兄帮忙。④
从胡林翼的信中可知，樊燮并无控诉左宗棠的想法，倒是官文想把左宗棠牵扯进来，原因可能是左宗棠平日公务往来得罪过官文。官文在上一封书信里故意给胡林翼脸色看，说此案要公事公办，暗指会把左牵连进去。胡林翼没有办法，就只好不讲官场套话，赤裸裸地告诉官文，他是我的亲戚，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牵连进去。这回不讲公事，只论我和你的私交，你必须要替我徇一回私。
官文和胡林翼原本不和，一度斗得你死我活，但经胡林翼设法协调后，两人已能和衷共济。尤其在胡林翼大量分润战功给他后，很多湘军将帅不方便给皇帝说的话，都可以请他代奏，而且官文在湖北贪污发财，胡林翼亦是默许纵容的。官文之所以要牵连左宗棠，可能因为此前左和他积怨太深。胡林翼把他逼到这个份上，他也只能放弃收拾左宗棠的想法，在卷宗中摘去了他的名字，如前文所引，只含糊写成“抚署幕友”。
既然钱宝青和官文在案件的卷宗里都没有提到左宗棠，他也就成功从此案脱身了，“樊燮案”结果如何都与他无关。钱宝青开始查案后，从湖南提走了历年保举的卷宗，还提审了一部分官员如王保生、黄文琛，其中并无左宗棠。退一步讲，即使曾、胡未能打通关节，左的名字并未从案卷中摘去，一并受到牵连，也可能只是小受惩戒，因为本案的主角黄文琛最后被定的罪名就很轻。钱宝青认定他“其保举贺炳翊、唐吉禄虽非冒滥，既经骆秉章核减，则其过犹可见”，就是说他保举贺炳翊等人谈不上冒功，而且报功后还被骆秉章核实减免了一部分，但还是不太符合规矩。
所以朝廷给黄文琛的处罚是“交部严加议处”，但最后也并未丢官，他在咸丰十一年就以道员补用了。——道理很简单，本案的主角是骆秉章，骆抚台根深叶茂，他若不倒，下边的人也就不会倒。
那为何后人一直把左宗棠当作此案主角，认为樊燮状告骆秉章，意在左宗棠呢？有二则史料可以解答这个疑问：
“左文襄（左宗棠）初以举人居骆文忠（骆秉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日：‘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樊燮）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日：‘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其用左郎中（左宗棠），由张石卿（张亮基）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为起，见必垂手侍立，余尝面诮之。刘霞仙（刘蓉）出幕署藩司，见辄龃龉。凡事皆主于杨重雅。侈然自大，垂拱仰成，则其所长也”。⑤
因为左宗棠好吹牛，在成名后就对门生幕僚吹他在骆秉章幕府做师爷时，骆什么都听他的，成了他的傀儡，许多清代私家著述都采信了这个说法。如上述第一则史料中，徐宗亮就写骆是左的傀儡，骆的文章都是左宗棠写的，骆的功劳也都是左宗棠的——后人在编撰《左宗棠全集》时，还把他在湖南巡抚衙门任职期间，骆秉章的奏折统统收录进去。
既然骆是左的傀儡，那骆弹劾樊燮，就是左弹劾樊燮，官文、樊燮报复的主要对象当然就是左宗棠。既然骆是左的傀儡，那左就会在湖南权倾朝野，名义上被骆打压的官员都是左打压的，这些官员自然也会支持报复左宗棠。既然左宗棠权倾朝野，所以打一个总兵耳光也不在话下。
但正如前文所述，与骆、左、曾、胡都有密切交往的王闿运指出，左宗棠在骆秉章门下只是个胥吏，为此还被他当面嘲讽。正因骆秉章不是傀儡，所以参劾樊燮是他个人的意志，与左无关。樊燮也知道事情真相，因此不打算报复左宗棠。即使骆秉章的弹章是由左宗棠草拟，也与左无关，因为幕友、秘书为上司起草的文稿，著作权都归属上司，由上司自负文责。如果官员上奏章弹劾政敌，最后遭到“反坐”，也是由官员自己去“反坐”，而不用追究代草弹章的秘书。
正如曾国藩的奏折也多由李鸿章、李元度等人代写，却直接收入曾国藩文集，无须分辨出原作者后收入李元度、李鸿章文集。被他弹劾的官员，也只找曾国藩复仇，而不用打听代笔的幕僚是谁。
当事人左宗棠对自己被牵连进此案，也觉得莫名其妙。他给胡林翼的书信里述说此案始末：最初骆秉章怀疑樊燮有问题，可惜没有证据，等到樊进京述职，路过长沙不肯和省城官员见面，就知道此人心虚。文格建议调贺炳翊来协助调查，才得到了樊燮罪证。
樊之所以控诉黄文琛，是因为怀疑弹劾他的罪状都是黄文琛提供的。其实黄并未告发他，因为黄去年四月份就曾到长沙述职，若要告状早就告了。樊在诉状中说贺炳翊通过侯光裕联络我，再通过我串通省城大员，但侯光裕和我并不亲密，生平就见过两次，无文字往来。⑥
从左宗棠的书信可以得知，参劾樊燮从头到尾和他无关，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甚是无辜，还对胡林翼发誓说，“一字涉虚，必为鬼神所不佑”。后人把左宗棠当作“樊案”主角，除了误信左宗棠操控骆秉章的传闻外，更是因为史料选择的偏差。
此前研究此案的学者，多以左、曾、胡的书信为依据，从他们的书信看，湘军统帅们确实在积极为左宗棠洗刷罪名。但那是因为骆秉章势力庞大，并不需要曾、胡相助，黄文琛等人既不是湘军核心人物，也和曾、胡无深交。尽管他们才是此案核心，曾、胡却无须关心他们，他们书信往来，自然只讨论左宗棠一人，以曾、胡、左书信为据研究，很容易产生左是此案核心的印象。
曾、胡等人积极奔走，并非因为左宗棠是此案核心人物可能被杀头，而是他虽然只是被捎带牵连，一旦履历有了污点，短期内很难担当统率新军的重任。
虽然从“樊案”脱身，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也做不下去了。当时很可能还有其他人参与告状，告状的内容是湖南幕府中有幕友“恣意要挟”，幕僚制度有积弊，这可能就是后人讹传左宗棠被以“劣幕”告发的源头。咸丰的谕旨中并无“劣幕”字样，也未提及左宗棠的名姓。
“劣幕”是指幕友不守师爷该有的本份，结交官员，执掌权力，虽说左宗棠并未真能把骆秉章当作傀儡，但他辅佐骆秉章一年多后获得信任，“劣幕”的罪行显然也是有的。可即使以“劣幕”论处，按律是主官骆秉章降一级处分，“劣幕”逐出幕府。告发湖南幕友制度有积弊的人，胡林翼怀疑是布政使文格，可惜并无证据。
湖南“属员幕友近年积弊”一事，咸丰让官文和钱宝青与“樊燮案”一并查探，他俩的回禀是“查无确证”，“仍无端倪”，把这事遮掩过去了。但因为在追查幕府积弊，为了避嫌左宗棠只好从骆秉章幕府辞职。
尽管“樊案”要咸丰十年二月才审定结案，认定樊燮确有贪污行为，但左宗棠显然早已脱罪，因此他准备赴京参加会试，考取功名。胡林翼疑心极重，既然已怀疑文格有谋害之意，他就阻止左宗棠上京，免得再生事端。左宗棠在湖南巡抚衙门多年，得骆秉章支持，也做了不少大事，一朝辞职，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慨。他先到武昌拜会了胡林翼，又去曾国藩军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幕僚。
他本想借助辅佐骆秉章的功绩获得正式官职，谁料因被此案牵连被迫辞职，顿时心灰意冷，想去湘军中担任营官，带五百个士兵冲锋陷阵。曾国藩可不敢让如此才大志高的天才做手下营官，他说左要么在他幕府中做幕僚，要么就隐居著述，等待日后朝廷的任命——显然，曾国藩是想让他等风头过去后，正式出镇一方，成为湘军又一派系领军人物。
正因如此，咸丰十年闰三月廿三日潘祖荫上疏保左宗棠，并不是要救他的命，只是要给之前的案件最后盖棺论定，免得后来再生事端，同时设法保举他做官。潘祖荫对左宗棠的恩情，不是救命，而是举荐。在潘祖荫上疏之前，甚至早在咸丰八年，左宗棠的能干就经人传到了咸丰的耳朵里。郭嵩焘在咸丰八年腊月日记里就如此记载：
初三日再召见养心殿西暖阁，温谕移时，问曰：“汝可识左宗棠？”
曰：“自小相识。”
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
曰：“有信来往。”
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原故？想系功名心淡。”
曰：“左宗棠亦自度秉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
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
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
曰：“左宗棠多少岁?
曰：“四十七岁。”
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蹋，须得一劝劝他。”
曰：“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上曰：“闻渠意想会试。”
曰：“有此语。”
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
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⑦
经过“樊案”的折腾，左宗棠的名字又被皇帝想起来了，加上潘祖荫的保举，咸丰也想任用左宗棠。恰好此时江南大营崩溃，咸丰要借重曾国藩，军务当然咨询于曾。所以在看过潘祖荫的奏疏后，咸丰就在谕旨中与曾国藩商询，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又能征善战，到底是让他留在湖南办团练，还是到你的军中任职为好？
曾国藩赶紧回复，“查左宗棠刚明耐苦，畅晓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饬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或破格简用藩（布政使）臬（按察使）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饷之责，均候圣裁，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将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⑧
他的意思是，左宗棠非常能干，现在需要人才，可以让他在湖南办团，可以让他去各处军营帮办，可以让他出任地方官，无论什么官职，都由皇帝决定，下发明谕即可。
曾国藩自守制复出后，做官本领大涨，这封奏折就是明证。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一切差使都请皇帝裁决，自己完全尊重皇帝的意见，但他还是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了。皇帝问的是，让左宗棠办团练还是跟着你，曾却回答办团练也可以，跟着我也可以，当个布政使、按察使也可以，都听陛下的。
曾的意见其实就在后一句——陛下只想到让左办团练或者跟我随军，其实还可以让他当布政使。这是明确地替左宗棠要官，因为办团练可以是没有实际官职的“在籍士绅”，在湘军里带兵，也可以不给朝廷的实职。他的意思很明确，应该让左宗棠以正式职官的身份带兵。
布政使是从二品，按察使是正三品，左宗棠只是举人，并无军功，哪儿能一出仕就当上藩臬呢？但曾国藩要价甚高，皇帝也不能还价太低，最后咸丰决定，让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曾国藩打仗。朝廷的这项任命是在四月二十日发出，此前一天还发出了让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朝命。
咸丰十年的春天，于湘军而言是有史以来最和煦的春季。曾国藩苦候多年的地方大权大手，左宗棠也从幕僚变成了带兵的四品官员，湘军有了更大的地盘，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
曾国藩有意创造出新的派系，以分散朝廷对他的猜忌，自然要扶植左宗棠另立山头。左的才干威望足以和曾、胡颉颃，他和曾国藩的关系又一直若即若离，正是建军的最佳人选。左宗棠对自己的作用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回湖南募勇，就选择了以王錱的旧部为骨干。
王錱已于咸丰七年病故，他的旧部由堂弟王开化统领。王錱在曾国藩困守江西时已致信与曾和解，但在世人的眼中，他早年为曾所排挤，后又英年早逝，与曾仍有未解的仇恨。左宗棠以王錱旧部为根据组建新军，正好向朝廷宣告他在与曾国藩保持距离。王錱遗留的老湘营能征善战，左宗棠也因此得到一支强大的部队，他很快就拉出了五千多人的精兵，赴江西支援曾国藩。
这支军队跟着他平定太平天国，后来又远征新疆，赢得“湖湘子弟满天山”的美誉，他自己也因此获得了自唐太宗以来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一人的美名。
注释：
①“窃照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前经臣访闻该总兵有违例乘坐肩舆，并多役弁兵、冒领兵粮、及摊派养廉盖造房屋，家宴戏赏开销公项各劣迹……现当贼氛未靖、边防紧急之时，该总兵以专阃大员，玩视军务，希图便利”。《左宗棠全集》第9册第629页，岳麓书社2009年版。
②“并商同巡抚署左幕友（左宗棠）最为亲密之前署永州镇中营游击侯光裕通知左幕友，云革员（樊燮）此次进京，必将南省保举不公之事面奏，内外省蕙，骆秉章既受黄文琛朦蔽滥保于前，不得不回护于后”。转引自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第41页，岳麓书社2017年版。
③“该员弁（贺炳翊）深恐败露，串通黄文琛连合抚署幕友发于革员（樊燮）进京之后捏款陷害，委员文官迎合抚署，令革员认罪结案，呈请提集人证账簿审讯等情”。出处同②。
④“湖南左氏季高（左宗棠），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曾国藩）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官文）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寮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恐。……左生实系胡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胡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见《湖南人物年谱三》第98页，岳麓书社2013年版。
⑤见徐宗亮《归庐谈往录》, 见《太平天国战纪(外十一种)》第18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及《湘绮楼诗文集》第2册36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⑥“中丞（骆秉章）自是疑该镇（樊燮）之无状，思所以摘发之，而迄不得其实据。上年樊燮赴京，在长沙路过时，司道均不答拜，不见面。文方伯以须调署中军守备贺炳翊来省查问，始可得其底里为请。中丞调至面询，既饬其立刻开具款迹，猝不及防，乃仅得其数款。……樊燮于案外牵涉黄太守（黄文琛）朦保一节，盖疑其罪状劣迹均由黄举发也。其实黄以上年四月到省，如因其举发，则不至迟至数月之久。……其牵涉左宗棠者，谓与侯光裕最为亲密也。……（侯光裕）曾到省两次，与左宗棠无从亲密，亦从无一字往返”。《左宗棠全集》第10册第340、341页，岳麓书社2009年版。
⑦见《郭嵩焘全集》第8册第172页，岳麓书社2012年版。
⑧见《曾国藩全集》第2册第488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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