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打工有什么不同?
你会遇到哪些特别的事情？
△ 图/广州海事博物馆
近期，广州海事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特别的展览——《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为一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广州打工仔而做的展览。
谁是黄东？
1767年，22岁的英国商人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来到广州，对植物学感兴趣的他，想要画一本中国的植物图谱，于是他找来了一名在广州的“事仔”黄东，帮他取材并做植物注解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二人结下了友谊。1773年，28岁的布莱克病逝于广州。黄东带着布莱克的遗愿和画册只身前往英国，把它交给了布莱克的父亲。
△ 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画像。图/广州海事博物馆
这次英国之旅，黄东随布莱克的父亲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并结识了皇家学会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他向英国医生介绍了中国的针灸；他为一位公爵夫人收藏的中国瓷器做了年代考证；他还认识了布莱克的好友——一位公爵，后者出于对黄东的喜爱，为他画了一幅肖像，如今仍然珍藏在公爵家的府邸里。回到中国后，黄东自己做起了生意，他和他的英国朋友保持着联系，多年后，他给班克斯回复了一封回信，这些书信今天保留在大英图书馆，成为了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痕迹。
△ 黄东的画像至今仍保存在英国萨克维尔公爵家族的住宅里。图/广州海事博物馆
“事仔”系乜啊？
19世纪上半叶，在广州和澳门生活的外国人，几乎都要雇佣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主要来自广州近郊地区、当时归澳门管辖的香山县的乡民或水上人家。而生活在珠江口的水上人家，在清朝以及之前的时代都是不允许上岸生活的，一般称之为疍家人。
受雇于外国人，他们自称为“事仔”，与“事头”共事。“事头”可以是买办，也可以是直接雇佣“事仔”的外国人。“事仔”与“事头”居于“事务”的两端，虽有“头”和“尾”（当时粤语中有称仆人为“跟尾”）之分，却并不在于强调身份有上等和下等之别。广州“事仔”的自我定位，是基于“事务”建立起来雇佣关系，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事仔”并不自认为仆人，而更像是一种共事关系。
△ 十三行街景。图/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1862年出版的由唐廷枢编写的面向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教材《英语集全》，此书可谓当时的“商务粤语”大辞典。书中对“事仔”的解释是从事家政相关事务的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粤语中又出现了“伙计”一词，和“事仔”的使用同时存在，意义也有混用，用以指雇佣的男仆。但“伙计”是个旧词新用，这个词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明末王士性编写的《广志绎》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店员，也指合伙人，“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在广州，从“事仔”发展到“伙计”，雇佣关系提升到生意伙伴，这反映了19世纪中叶以后，至少在商业发达的广州，不管是对外交往还是本土商业关系中，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的前提下，人的价值被更加重视，劳动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这些称谓和关系的变化反映了19世纪以来华人在中外经济贸易往来中自我意识的成长。
打工仔也有尊严
黄东并不是他正式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他的真名是什么了。在现存的文献中，他的名字写作 Whang at Tong，看起来就是黄阿东，“阿”是广东人常用的称呼对方名字的词，比较亲切随意。他为了让自己的名字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式的人名而加了一个“遏”字，所以在一些手稿中，他的名字是以“黄遏东”出现的。“遏”其实就是“阿”字，而“遏”这个字在广东人起名中是比较少见的。
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周湘在谈及这一点时说，名字的改动“足见黄东其人做事自有主张，其主张的背后，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旁人因其名而定其位——不愿他人时时以对待下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 手稿中的黄东签名。图/广州海事博物馆
黄东从事为植物写生做标注的工作，在图画的注释中，他留下了自己名字的汉字，并向人介绍说“黄”是yellow，黄色；“东”是east，东方；“遏”是at，是“在”之意。黄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理解他所处的异国文化，他用更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律以及英国人使用的“姓名+来源地”的称谓习惯来书写自己的名字，在尊重对方文化的前提下，也借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百年前，一个广东打工仔，在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在周围异样的眼光中，在对自己名字的一次次书写中，勇敢地为自己争取着平等的权利，并彰显着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从“事仔”到“话事人”
语言是非常微妙而有趣的学问。
“事仔”的“事”在这里指办事和从事某种工作的意思，有一部分被驱使的意思。同时，“事”在粤语里也有着作主和某个领域内的权威的意思，“事”在这里变成了命令的发起人、工作的主导者或者掌握权力的人，比如在《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龙卷风”这个人物就是城寨的“话事人”，即掌权者。
“事仔”黄东从英国归国后在广州做起了生意，但他没有留下是否发家致富的记载，而另一位“事仔”的发迹史却写入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
△藏身南华西街的潘家大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邱伟荣
今天现今广州市海珠区龙溪首约、龙溪新街、栖栅街、潘家祠道等地都是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著名商人潘家的旧址所在地。
潘氏家族原籍福建漳州龙溪乡，潘振承出生于福建一户贫苦人家，他少年时就外出给人当雇工，于1734年只身来到广州，曾经做过船员，学会了流利的英语。1738年，潘振承在广州十三行的福建籍陈姓行商的达丰行里做“事仔”。由于他干活勤快、为人聪明，深受老板信任。后来陈老板赚够了钱回乡养老，30岁的潘振承接管了商行，改商号为“同文行”，从此亲自经营这家商行40多年。
△ 清代广州出口欧洲的折扇。图/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从1757年开始，乾隆皇帝撤掉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只保留广州的粤海关，广州“一口通商”的繁荣正式开始了。自此，十三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垄断贸易机构，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即十三行商的首领。潘振承曾被《法国杂志》评为18世纪“世界首富”。该杂志称，潘家的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财产都要多。清代诗人张维屏在《艺谈录》中说："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潘振承个人也由此完成了从“事仔”到“话事人”的华丽转身。
△ 清中期出品的描绘十三行商馆的广彩大碗。图/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何以为广州
清代中叶以后，外国人使用的银元在广州是可以流通的，甚至有专门的书籍教人怎样辨别银元的真伪，这些知识还被编成歌诀在疍家人之中传唱。曾几何时，珠江上成千上万的疍家小艇拥挤在一起，夹杂着人声、锣声及各种声音，大概是人们所能见证的最为混乱的场景了。但正是这群人，参与制订了珠江航道的引水规程；也是这群人，塑造了珠江上生机勃勃的商业活动；还是这群人，创作了韵味十足的歌谣。一度被禁止上岸居住的“身份卑微”的人也参与到了珠江口的经济文化交流中。
一个近代国际口岸的形成，正是各种各样的人参与的结果，一座城市的历史也是如此。
△ 19世纪通草水彩中展现的广州茶叶加工贸易。图/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着剧变，全球贸易加速联网，世界开始形成一个大市场，凭海临风的广州站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层面与世界接轨的关键节点上，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窗口。
围绕着外商、官员、帮办、外劳及小手工艺者等等，活跃在广州口岸的这些平凡的人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为广州对外交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也完成了个人的身份转换，从“事仔”变成了“话事人”，实现了阶层跨越，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 清代出口欧洲的服饰。图/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不管是历史书页里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还是创造了个人财富神话的人，正是他们所展现出的开放、包容、坚忍不拔的毅力，审时度势的智慧与勇气，让平凡的人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并将这些精神于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传袭，构成了广州对外贸易持续繁荣的推动力，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
参考及引用
·《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展览，广州海事博物馆
·《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程美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遇见黄东>：身份认同、共时性与“小人物”的历史》，周湘，澎湃新闻
·《广州清代潘家大院豪宅末路，屋主曾是世界首富 》，信息时报
出品／广州日报媒重点实验室
文/赵小满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赵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