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这里居住着苗、布依、侗、水、仡佬、彝，土家、壮、瑶、回、羌等40多个民族。在祖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苗、布依、水、侗、仡佬等民族主要聚居在贵州。贵州高原民族的发展史，始终影响着贵州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对贵州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居住在贵州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濮人、夷人、“五溪蛮”和俚人等各族，纷纷参与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行列，对贵州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俚人的北上
古代，百越族群分布地域广阔。至魏晋时期，今贵州南部至广西大部成为百越的一支——骆越活动的区域。《旧唐书·地理志》邕州条载：“欢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名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明人欧大任在《百越先贤志·自序》中亦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从上述资料表明，这些地域正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象郡的地区。秦时，今贵州南部属象郡范围。梁启超在他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亦指出：“百粤，以其族类繁多，不能指名也……大率自贵州之南部，广西之西南部，广东之全部。以及安南、暹罗、缅甸、南掌，下逮南洋英属荷属群岛，乃至南印度之一小部分，皆为一个民族所占地域。”（《饮冰室文集》第十一集）。
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战乱，引起各族人民大迁徙，百越族群继续北上，其中一部由岭南而迁徙至岭北。《晋书·地理志》载：“自中原离乱，遗黎南渡，以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之。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渐多。”《魏书·南蛮传》记：“（南方诸蛮）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也。”受了北方人民向长江流域大量拓殖的影响，越族之一部又继续向黔桂山中迁徙。
古代学者对居住在岭南岭北这部分百越人的称谓甚为混乱，而且常常贯之以“僚”字，即俚僚、夷僚、峒僚等称谓，而更多的则称俚（里）或俚人。如《南史·夷貊传》载：“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这是称“俚僚”的例子。《南史·欧阳頠传》载：“（兰钦）南征夷僚，擒陈文彻，所获不可能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这是称“夷僚”的例子。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下则说：“峒僚者，岭表滨洞之民，古称山越。”这是称“峒僚”的例子。而将岭南一带的越人称“夷僚”即与南中地区的濮人称“夷僚”混同。据史书记载兰钦“南征夷僚”的时间，是在梁武帝大同（535至545年）初年，而《梁书·兰钦传》则说：“（兰钦）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至衡州，进号平南将军，改封曲江县公，增邑五百户。”可见陈文彻是俚人，不是“僚人”。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对此混乱不清的称谓，在《魏书司马容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指出：“凡史籍之止言僚或夷僚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域者，盖僚之专名初义，伯起书之所谓僚者，当即指此。至属广、越诸州范围，有所谓僚或以夷僚、俚僚等连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之俚也。”又说：“《陈书·杜僧明传》及《周文育传》所谓俚僚，皆俚僚二字连缀，实是联词，为审慎之故，移至于论俚条中，可参互观之也。”这一见解非常卓识，指出诸地的夷僚、峒僚实际上是俚人。
俚人的称谓及其活动，不始于魏晋，早在东汉初年就有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说：“建武十二年（公元37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届，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说：“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这是俚人见于记载之始。到南北朝时，由于俚人活动频繁，史书又特将俚人与其他族系的记载明显分开。如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广州南有贼曰俚。”《宋书·徐豁传》说：“俚民课银。”《南史·林邑传》：“广州诸山，僚、俚仲类繁炽，前后累为侵略。”《魏书·司马睿传》：“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骆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僚、猴、蛇、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这些资料说明，在南北朝时期，由于俚人反对封建王朝的压迫，“累为侵略”，活动频繁，使统治者不得安宁，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加之他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特征与南中僚人不同，所以，把他们从泛称的“夷僚”“峒僚”中区分出来。
岭南与牂牁之间早已有交通往来，水路，牂牁“出番禺城下”；陆路，广西与贵州毗邻，间道很多。因此，两广百越族群之俚人与贵州南部之俚人有着紧密联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下，对此历史情况分析颇透。他说：“峒僚者，岭表滨洞之民，古称山越。……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开南海以谪徙民。故粤人遂避中县华风。西与巴渝，南与骆越相合。汉置交趾郡，吴分广州，其治去南武城五十里，曰番禺县。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同会番禺，益乘斯水西入越也。公孙述时，牂牁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氏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晋刺史邓汪筑坝以牂牁之水，……盖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累为侵略，历世患之。”
汉魏时期，俚人一部分由岭南向岭北、黔南的移徙。虽然进入了封建朝廷设置郡县的汉文化区，给俚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俚人的社会发展仍然很缓慢，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有其自己的特点。《隋书·地理志》说：“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瘅疠，……其俚人则质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俚人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廷中，置酒以招同类。……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史料说明，俚人的社会形态当时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父贫乃有质于子者”，其民风“勇敢自立”，为财钱可以随时轻生；无文字，无数字概念，而是刻木以为符契。农业经济有一定的基础，“尽力农事”，与当时一些民族还处在“刀耕火种”或以猎狩、畜牧为生比较，显然是一大进步。
魏晋时期，贵州高原各民族处在频繁的迁徙、融合中。汉末以来，岭南经岭北迁入黔南一带的俚人，即是以后布依、侗、水等族的先民。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