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博（加拿大）
10月21日，突然传来“文坛慈母”聂华苓先生千古的噩耗。她老人家走完了即将满百岁的传奇人生，为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沉痛怀念之际，思绪也将我拉回到2003年的年底。
那年圣诞节前夕，我接到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吴小燕博士的电话，她说聂先生即将抵达多伦多，在大女儿王晓薇家里过圣诞节。
王教授也在多大东亚系任职，其夫婿陆柏赫是德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那时，我刚上任加拿大中国笔会的会长，文坛大咖驾到，千载难逢，马上请吴博士穿针引线，敬邀聂先生与会员见面，畅谈文学。
圣诞节翌日，聂先生冒寒光临寒舍，顿时蓬荜生辉。她脱了黑毛大衣，露出刺眼的红衣，显得格外精神，根本看不出年近八旬。
我首先向她道歉，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节假日，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场地，她说按照西方人的习惯，家里见面是最高的礼遇。简单的一句话，使我的心中大石终于落地，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那天来了三十多位会员，有的人特地从一百公里之外的城市赶来。一打开文学的话匣子，聂先生滔滔不绝起来。从《千山外，水长流》到《失去的金铃子》，从《葛藤》到《桑青与桃红》，她的作品中有太多时代感的冷峻，映现出近代中国的沧海桑田。
作为一个毕生钟爱文学，人生历经大时代的变迁，最后被厚实的爱情所包裹的女性，那天展现出非常感性的一面。
她说因为对人有兴趣才走上文学之路，当她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宝岛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人性被扭曲，人格被分裂，而当时唯有透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才可把心中的所想爆发出来。
她认为作家就是在研究人及人的处境，这也是她刚刚完稿的自传《三生三世》的主题。该书次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台湾皇冠出版社分别推出简、繁体字版本。
自传记述了她从中国大陆至台湾，再到美国的生活体验。这三个地方对她而言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世界，在大陆，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代，尝尽战乱与逃亡；1949年她到了台湾，在压抑与抗争的交织中开始文学生涯；1964年来到美国后，她品味了文学与爱情的甘美，直到1991年心上人离世。
对于聂先生来说，与美国著名诗人安格尔的相遇、相爱是她人生小说中最美的一章。事实上在与安格尔一起的日子，也是聂先生文学生涯的丰收时期，她不仅写了大量小说、散文等作品，1967年还与安格尔一起创办了令世界众多作家受益匪浅的“国际创作计划”，透过“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集结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期促成创造性写作，例如中国的莫言、王安忆、残雪、苏童、余华等人，中国台湾的痖弦、王祯和、商禽、陈映真、向阳、杨青矗、吴晟等人，甚或是日本的芥川赏得主柴崎友香、土耳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等等，形成庞大的文学促进网络，已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千位作家，包括一百多名华文作家，因此计划能与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对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卓著，由此她被众多作家誉为“文坛永远的母亲”“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等称呼，感念其对文学的努力与奉献。
那日我提问聂先生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爱，她说最喜欢《桑青与桃红》，因为这部长篇小说中有她自己的影子，该书光中文版就有六个，并已翻译成多种文字版本。她对文学的态度是保持纯真，称自己早年的作品还有些浮华辞藻，但后来铅华洗尽，语言就像一杯过滤后的水。
“我1964年从台湾到爱荷华，已经出版了七本书。继续中文写作呢？还是用英文写作？犹豫不决，非常困扰。几年写不出一个字。终于在1970年，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方格子纸上，写出五个字：桑青与桃红。我就那样子寂寞地，孤独地，写下去了。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长年在海外从事文学创作，聂先生深知离开了故乡土地的华文创作之不易。不过，她还是鼓励年轻一代的多伦多文学爱好者，坚持用中文不断地写作。她笑着说写作是一件很美的事，而做一个作家更是一种人生的荣誉。
聂先生年轻时曾抱怨过现实对她的不公，但是到了后来，她觉得不同的人生是最宝贵的财富。也因此，她已经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这三个地方”。在《三生三世》的序言中，聂先生以四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干在台湾，枝叶在美国”。
这四句名言，也是她那日挥毫留给加中笔会的题词。如今先生已驾鹤西去，与安格尔分别三十三年后在九泉之下相会。看罢我当年与聂先生的合影，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又听到了她那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