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类宏观历史发展的基本单位是文化。而文化的实践载体是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的演变是具体而微的，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又是磅礴复杂的。“文化乃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和经济需求而采取的共同生活方式。”从物质生产的第一位性出发，恩格斯对生活方式对文化生产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基于此，王学典先生指出：“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蓝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结合起来，重塑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中华文化认同的生物有机体，生活方式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
生活方式的历史性
生活方式的历史性是指伴随着国家由上而下推进的文化统一和政治统一的进程，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长江、黄河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江河湖泊汇聚并流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命力。
“道在日用中”，“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灌溉、犁地、播种、收割、纺纱织布，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二十四节气、传统民俗、祭祀活动等，都保存着中华先民古老的天地人和的哲学思考，蕴含着独特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是中华民族族群生活的寄托，更是表达了中国人“敬天、礼地、爱人”这三种共同的情感指向。这种生活方式培育了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统一的共同信仰和共同思考路径，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表现了文化的延续性，这在中华文化认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文化认同、文化延续、文化归属，孔子认为其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如果在他的国度，风俗不能以礼制行之，他宁愿流亡，“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古老悠久历史的传承，已经把这种对“道”的追求，延续到了近代，延续更新到了今天，形成了深植于中华民族族群内心的文化内核。延续了很多世纪的中华文明经受住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20世纪革命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为什么能如此吸引人？在那么糟糕的内外环境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坚持抗战？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实现崛起？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传统中国时代，还是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发自内心的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就是为了国家或族群的荣耀而去组织自己的生活，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1940年代，时任太平洋学会会长的腊斯克就曾总结过中国人生活的品格，“人人具备的脚踏实地的秉性，总是隐然浮现着个人所无法包容的、更为伟大的目标”。“个人所无法包容的”，正是人们深层意识里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中所感受到的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和群体生命的存在，为实现民族“更为伟大的目标”所不惜付出的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
生活方式的现实性
生活方式的现实性表现在它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多元生活样态的集合。价值观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时代发展大潮、时代精华的展现。
从这一点来说，生活方式的现实性起到了弥合凝聚人心、关怀照顾当下、安定维持秩序的重要作用，守望相助、患难与共所产生的共同情感、制度体系与价值观有力地支撑了政治共同体的运行和发展，奠定了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存基础和经验动力。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在现实中，一种文化既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过程，也不是一种唯心的建构。它是一种生命体根植于土壤的生活，既包括牧羊人、渔夫和农夫简单的本能生活，也包括艺术家和哲学家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正如个体将动物生活的营养与繁殖与更高级的理性和智力活动紧密结合一样。我们无法忽视历史中物质和非理性元素的重要性。每一种文化都建立在地理环境和种族遗传之上，它们决定了其最高级的活动。文化的变革不是简单的思想改变，它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中学者的生存状态、研究范式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典范样态。正是基于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民族主义认知与道德关怀，顾颉刚的研究从“古史辨”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再到“跟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足迹而前进”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学者身上根深蒂固的民族“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以知识介入现实，以使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其行动的前提和目标。这些构成并彰显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顾颉刚的变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族群中文人精英阶层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积极参与，而这一点“有助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基于“‘建制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这一原则”，可以推导出以中国内部的价值观推动现代化政治进程才是正确、合理、有效的路径。
生活方式的前瞻性
生活方式的前瞻性表现在它能够主动适应、创造现代文明新形态，具有高度文化自觉，为每一个生活单元设置了新动力和新的生存格局。
对自我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充满信心，来自于对于国家已经融入世界这一方天地的满足与调适。这种生活方式的前瞻性延续了历史性，承接了现实性，在全球化趋势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强的文化主动性，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广阔的国际性视野。孔子在参加鲁国蜡祭仪式后向其学生讲述上古大同世界的景象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其实是对具有前瞻性的未来理想型中国生活方式的描绘，“代表着人类对未来文明的美好憧憬”。
追求自身文化主体性，在现代学理阐释上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事实上，对于殖民主义的抵抗早在民族运动对于帝国的抵抗之前就已经开始，它对于西方物质方面的模仿（如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所表明的）是与其在精神上寻求自主、独立、区别于西方模式相互一致的。对于西方的物质模仿越成功，越需要在精神上获取主权性。因此，精神的领域也是主权的领域，而后者的目标就是确立一个非西方的领域。”
进入新时代后，这种文化自觉表现为建立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在世界视野下就要与现代文明同向而行，与世界良性共融，在适应中引领，在共存共融中为人类发展作出中国贡献。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包括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曲折的发展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归根结底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月是故乡明”，“吾心安处是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寻找认同与故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载体——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这里以我们的姿态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察应坤